當前，各國政府出於控制經濟風險繼續上升而著手降低杠桿。許多國家必然要經歷財政緊縮的過程，將公共債務降低到可持續水準]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已經過去6年多時間，全球經濟正在步入曲折性與脆弱性並舉的復蘇軌道。從未來5~10年甚至更長時期的趨勢來看，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和複雜性日益上升，將出現諸多新的結構性變化和革命性變化。筆者試作一預測。

　　趨勢一：全球經濟仍難完全走出危機陰影，已由全球金融危機前的快速發展期進入深度結構調整期。

　　全球經濟復蘇步伐低於預期，産出缺口依然保持高位，一些國家仍在消化包括高負債、高失業率在內的金融危機的後續影響。同時，由於勞動力人口老齡化、勞動生産率增長緩慢導致全球經濟潛在增速下降，投資率下降及實際利率下降，大多數經濟體仍需將“保增長”作為首要任務。

　　全球貿易增長則更為緩慢。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發佈的全球貿易增長最新預測，2014年和2015年全球貿易額增長預期分別下調為3.1%和4%，遠遠低於2008年金融危機前10年平均貿易年增長率6.7%的水準。近期，IMF[微網志]將2015~2016年的全球增長率預期分別下調為3.5%和3.7%，這預示著未來全球經濟復蘇與增長之路變得十分漫長和艱難，全球將面臨一個增長中樞下移的過程，並進入低於趨勢增長率的經濟“新常態”。

　　趨勢二：目前全球實際利率仍處於較低水準，但未來全球廉價資本融資時代可能趨於結束。

　　目前全球利率仍處於低位，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經濟依然疲軟，高負債居民信貸需求低迷，央行[微網志]普遍執行刺激性貨幣政策。IMF在最新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考察了主要工業國實際利率水準趨勢，得到類似結論。通過對19個發達經濟體自1985年以來10年期國債收益率以GDP規模加權平均可以看到，在過去30年裏，世界實際利率水準由1986年的峰值5%下降到金融危機前的2%，2012年進一步下降到接近0的水準。

　　然而，廉價資本的時代可能即將結束。事實上，一直以來，新興經濟體的“儲蓄過剩”不僅為美國提供了大量的融資資源，也大大壓低了美國的長期利率水準。但現在這種格局正在發生改變：以往經濟全球化中的過度消費、過度借貸、過度福利、過度出口的失衡關係正在被打破：一方面，受消費需求收縮，信貸規模萎縮、債務重組以及“再工業化”的推動，發達經濟體貿易赤字有望減少，與此同時，外部需求疲軟，貿易匯率風險、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也降低了新興經濟體的貿易盈餘水準，全球貿易收支開始趨於平衡；另一方面，投資回報率、儲蓄-投資組合、風險偏好水準等因素的趨勢性改變，也將影響全球資金流向，特別是隨著美聯儲進入加息進程，這種局面將推動全球長期實際利率上升。

　　趨勢三：主要國家主權債務壓力較大，“去杠桿化、去債務化、去福利化”進程還要持續數年。

　　全球債務水準處於持續上升之中。國際清算銀行數據顯示，2007年中、金融危機前全球債務總規模僅為70萬億美元；但截至2013年底，這一規模已攀升至100萬億美元，漲幅逾42%，全球債務負擔佔國民收入比例升至212%，其中政府及其相關平臺已成最大債券發行者。

　　同時，截至2013年6月，公共債務有價債券所佔份額增至43萬億美元，相較2007年同期增長80%。除發達經濟體之外，新興市場在金融危機後通過各種刺激政策推動經濟，信貸的大幅投放帶動了投資增速，相伴隨的是私人部門債務大幅增加。以中國為例，中國廣義信貸增速在2009年一度達到35%，而廣義信貸與GDP比值由2008年不到130%上升至2010年末的170%，目前已接近200%。

　　當前，各國政府出於控制經濟風險繼續上升而著手降低杠桿。許多國家必然要經歷財政緊縮的過程，將公共債務降低到可持續水準，公司和家庭部門必須提高儲蓄、降低負債，修補資産負債表，這個過程仍將持續數年，這些均將對經濟增長動力形成負面影響，抑制總需求的增加。

　　趨勢四：美國從寬鬆週期轉向緊縮週期，恐引發全球金融格局大分化和主權貨幣洗牌。

　　美元主導全球經濟金融週期，美元週期的轉變是認識全球經濟金融體系的前提。美聯儲退出QE，這是美聯儲從過去10年的量化寬鬆週期開始轉向緊縮週期的開始。在這個過程中，美元、美債再次成為全球資本的“避風港”和“安全資産”，特別是如果參考美國貨幣政策週期與美元週期的關係，美元強勢週期可能會持續4~5年，美元在相當長時期內還是全球追逐的安全資産，這將增強全球特別是新興市場的溢出風險。

　　當前新興經濟體企業外債高達2.6萬億美元，其中3/4以美元計價。2014年年中，跨國銀行向新興經濟體發放的跨境貸款高達3.1萬億美元，其中主要是美元貸款。目前，美聯儲結束量寬和美元升值已使新興經濟體企業償還美元債務的成本開始走高，資金鏈斷裂甚至破産風險上升，並可能傳導至本國經濟金融體系。此外，美元升值也將導致其他非美係貨幣、新興經濟體貨幣出現一輪貶值潮，未來幾年全球主權貨幣將面臨新一輪洗牌過程。

　　趨勢五：大宗商品繁榮週期結束，全球價格總水準趨於下降，面臨通縮壓力。

　　根據IMF的評估數據，在1990~2013年間，全球通脹率平均為11%，其中低通脹率的發達經濟體在1990~2013年間的年均通脹率為2.3%。而根據2014年11月最新數據，美國CPI和PPI分別同比增長1.3%和1.0%，兩項指標均已連續6個月下降；歐元區更不樂觀，分別為0.3%和-1.3%，PPI已連續17個月負增長；中國CPI和PPI分別為1.44%和-2.77%，PPI已連續33個月負增長，出現工業通縮的風險概率大大上升。目前來看，全球多家國際機構已發佈警告，IMF更是在最新版的《全球經濟展望》中將此視為全球經濟復蘇的最大威脅。在全球總體流動性較充裕、多國繼續實施量化寬鬆政策的大背景下，全球通縮風險卻持續增強，這背後既包括世界經濟增長遲緩、總需求不足等原因，更凸顯出一些深層次的結構性因素。

　　1.大宗商品繁榮週期趨於結束引發價格危機。

　　2.全球需求結構變化導致供需出現缺口。

　　3.強勢美元回歸引發全球“輸入型通縮”壓力。國際清算銀行(BIS)數據顯示，美國以外地區以美元計價的非金融企業債務超過了9萬億美元。與通脹相比，通縮同樣會給全球帶來非常大的風險。

　　4.全球主要經濟體處於勞動人口週期變化的拐點。

　　綜合以上分析，筆者認為，2015~2018年全球層面通脹率仍將維持在低位，全球平均通脹率約為3.0%~3.5%，發達經濟體因需求不足而導致其主要通脹率仍低於2%的長期目標，其未來五年的通脹預期也只是逐漸接近2%。

　　趨勢六：國際貿易“規則之爭”已超越“市場之爭”，成為新一輪全球化博弈角力點。

　　全球貿易投資結構正處於調整時期。新一代國際貿易規則演進趨勢將是以區域貿易規則創建為基礎，輔以規範某一領域的諸邊貿易規則的發展，通過貨物貿易、投資、服務貿易規則的融合，逐漸形成新的多邊貿易規則，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會更加激烈和隱蔽，從自由貿易轉向規則貿易。

　　一是區域自貿協定競爭趨於激烈。美國等發達國家通過主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議(TTIP)、諸(多)邊服務業協議(TISA)等貿易投資協定談判，力圖推行代表發達國家利益的高標準的貿易投資規則。未來“規則之爭”已經超越了“市場之爭”，成為新一輪全球化博弈的角力點。

　　二是貿易與投資日趨融合發展。新規則體系強調貨物貿易、投資和服務規則的整合。在投資領域，強化對投資者利益的保護；在服務貿易領域，採用負面清單方式，建立全面的、高標準的服務貿易自由化。

　　三是服務貿易成為國際貿易主流。全球服務的可貿易化已開始改變整個貿易的深層結構。當前，國際服務貿易日趨知識化、技術化和資本化，世界服務貿易的部門結構已從以自然資源或勞動密集型的傳統服務行業(如旅遊、銷售服務等)為主逐步轉向以資本密集型的服務行業(如運輸、電訊、金融等)和知識技術密集型的服務行業(如專業服務、電腦軟體、數據處理等)為主。如美國希望未來建立面向21世紀的全面的、高標準的服務貿易自由化，推動金融服務自由化及電信自由化，包括電子商務，促進軟體、影音光碟等數字産品的貿易自由化。

　　趨勢七：全球跨境投資總體趨緩，中國“走出去”步伐加快將成全球主要資本輸出國。

　　根據IMF2013年的統計預測，2013~2018全球經濟年複合增長率將達到4.18%，比2007~2012年增加1.88個百分點。在此背景下，全球FDI流量有望在2014年和2015年進一步上升至1.6萬億美元和1.8萬億美元。

　　鋻於主要經濟體增長的不均衡性、脆弱性、不確定性，以及美國及其他一些大國貨幣政策分化，也可能帶來新的風險，影響全球FDI的流向。2013年年底公佈的跨境並購及綠地投資項目均表明，總體而言，全球FDI短期內不會出現強勁增長。但中國是一個特例，未來幾年中國面臨從“商品輸出”到“資本輸出”的新階段，通過深化“一帶一路”戰略帶動資源配置的全球化拓展。同時，加快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訂雙邊或區域投資協定，拓展中國海外經濟利益。目前“一帶一路”國家佔中國對外投資的比重只有13%，據測算，中國在“一帶一路”國家未來十年總投資規模有望達到1.6萬億美元，未來25年內有望達到3.5萬億美元，佔對外投資比重達70%。

　　趨勢八：再工業化與新技術革命步入孕育期，將導致全球産業格局重組和重構。

　　未來十年以美歐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正在啟動“再工業化”週期，“再工業化”的本質是産業升級和“歸核化”(即向設計、研發、標準等價值鏈高端抬升)。

　　一方面，寬頻、智慧網路將繼續快速發展，超級計算、虛擬現實、網路製造、網路增值服務等産業快速興起。另一方面，積體電路將逐步進入“後摩爾時代”，電腦將逐步進入“後PC時代”；“Wintel”(Windows+Intel)平臺正在瓦解，多開放平臺將會形成，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的興起也是資訊技術應用模式的一場變革。

　　受此影響，“工業4.0”和産業物聯網將對全球産業格局産生重大顛覆性重構。此外，當前全球製造業出現“製造業服務化”新趨向。在全球500強企業所涉及的51個行業中，有28個屬於服務業；500強企業有56%在從事服務業，而且在西方發達國家普遍存在兩個“70%”的現象，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的70%，製造服務業佔整個服務業比重的70%(見表1)。國際製造業跨國巨頭都在推進製造服務化轉型，這意味著製造業服務化時代正在到來。

　　然而，不能回避的是，基於産業物聯網和基於大數據的工業4.0將對全球就業市場産生巨大影響。智慧製造的興起、機器效率的提高會使得人的簡單勞動面臨“失業”的危險。不單只是簡單的體力勞動的失業，甚至還有可能是技能性崗位的失業。

　　趨勢九：全球資源能源面臨新供給衝擊，初級礦産資源/基礎大宗商品需求將趨下降。

　　全球資源能源領域的長期傳統格局正在發生重大改變，並出現三大新趨勢：需求增長的趨勢性放緩、新供給的結構性變化，以及消費增長重心轉移。

　　1.結構因素持續影響全球資源能源需求變化。發達國家消費萎縮、人口老齡化趨勢不會改變，對資源能源的需求量和每人平均消耗量將趨勢性下降。2014年1月中旬，BP公司發佈了《2035世界能源展望》。《展望》預計，從2012~2035年，全球能源消費將增長41%，年均增長1.5%。增速將從2005~2015年的2.2%降至2015~2025年的1.7%，再之後十年降至僅有1.1%。

　　2.全球資源能源格局面臨“新供給衝擊”。能源效率的提高、頁巖氣革命、新能源等替代能源的開發以及環境標準的提升，將大大改變全球資源能源的供給結構。全球産業結構趨向低碳化，以新能源、環保、高附加值製造業、生産服務性製造業，以及能夠提高能源效率的高技術産業為代表的低碳經濟，將成為新一輪産業結構調整的主要推動力，初級礦産資源、基礎大宗商品以及化石能源需求會趨於減少。

　　3.資源能源消費重心“由西向東”轉移。隨著全球經濟增長重心“由西向東”轉移，全球資源能源消費重心也隨之轉移。以能源需求為例，根據BP《EnergyOutlook2030》預測，未來20年發展中國家將以更加迅猛的勢頭加速發展，2030年發展中國家人口、GDP總量和一次能源消費總量佔全球的份額將分別達到87%、60%和70%，屆時全球人口增長總量的95%、GDP增量的70%、能源消費總量的93%將來自於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以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發展大國對全球經濟和能源消費增長將起到顯著推動作用。

　　趨勢十：未來全球財富繼續增長，但需高度警惕全球財富分配失衡加劇風險。

　　根據瑞信發佈的《全球財富報告2013》，當前，美國、中國和德國是全球財富的三大增長來源。全球財富未來五年預計將上升39%，到2018年達334萬億美元，年增長率為6.7%。預測期內全球財富將增長93萬億美元，其中新興市場佔29%，中國佔近50%。報告也預測，2000年以來，中國國民財富每年都增長13.3%，並有可能在未來五年依然以10.1%的幅度快速增長。未來五年，中國每人平均財富將從現在的1.21萬美元提升至3.44萬美元，幾乎是原來的三倍，這意味著到2018年，將有超過211萬中國人擁有百萬美元財産，達到美國上世紀90年代水準。

　　然而，未來十年全球仍需高度警惕由於社會分配不公、資源配置和財富分配失衡，以及新技術，貨幣超發、貶值所致的貧富差距惡化風險。

　　(作者係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