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在新京報舉辦的“中國青年經濟學人”論壇上，國務院參事、著名經濟學家夏斌對中國經濟形勢提出了他的獨到見解。他認為，政府在實施各種調控技術中，必須堅守就業穩定和不爆發系統性風險的大局。這既是出於對經濟的考慮，同樣也是出於對社會和政治大局穩定的考慮。若確實能做到二者，即便GDP增速再低一點，改革步伐再快一點，也不可怕。

　　近期以來，關於中國經濟新常態議論很多，其實當前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就是處於困難微妙的調整轉折時期。

　　GDP增速從2010年一季度以來，已連續18個季度放緩；大規模的改革重新啟動，經濟中出現了一些新的、好的發展勢頭，但遠不足以形成能完全替代過去增長的動能；改革紅利的釋放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經濟中過去多年積累的問題與風險正在逐步暴露；作為當前經濟中關鍵變數的房市(價格與銷售量)下跌與刺激房市政策重新啟動已同時開始，情況錯綜複雜，穩增長和穩經濟的壓力很大。在此情境下如何分析形勢？

　　“經濟增速換擋期、經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疊加”的表述是當前經濟現象最為形象的概括，但是，“三期疊加”的表述僅僅是對中國當前經濟“現象特徵”的表像描述。至於“換擋”換到哪個擋位？“調整陣痛”表現在哪些方面？會陣痛到何種程度？以及更重要的這三者不同的動態變化相互之間又是如何互相制約與影響的？最後會對經濟大勢起什麼樣決定作用？以上“現象特徵”的表像描述並不能清楚回答全部問題。

　　對經濟前景不必過度悲觀

　　目前，對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勢容易出現截然相反的兩種觀點。一是過度悲觀論，動輒斷言中國經濟“要衰退”、“硬著陸”和“崩潰”等；另一種是盲目樂觀論，看不到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真實困境，只是簡單地將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期歷史平均增速的數據進行外推，斷言增速“築底”之後還會年復一年持續過去那樣的增長。

　　筆者認為，首先不必過度悲觀。經濟增速下行是經濟內在邏輯發展調整的結果，適度地調整有利於中國經濟持續健康成長，儘管現在增速在下行，我們看到産業需求區域結構分配等指標都出現比較好的勢頭，資源環境成本在減少。而中國在前五大經濟體中，如果能夠繼續保持6.5%到7%的增長，相對而言仍然是絕對的高增長，這樣一種中高速增長意味著對中國自身存在的各種問題的逐步解決提供了進一步的財力支撐。雖然前期經濟的“超級繁榮”確實在銀行體系內建立了一些問題和風險，但是目前的銀行體系已經有所準備，今年三季度末，加權平均資本充足率達到12.93%，有近2.5%左右的撥備覆蓋率，意味著銀行體系已經有了不良資産增長的準備。

　　另一個不必悲觀的理由是三十萬億的優質國有凈資産，這是中國經濟防範經濟大震蕩的本錢和巨大的財力保證，也是美國危機以來，美國、日本等政府羨慕不已的中國政府的調控資源。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對當前經濟中的系統性風險是心中有數的、是居安思危的，並且已經在悄悄開始逐步化解風險的行動。我們縱觀歷史，讓經濟出現危機甚至崩盤的往往不是其他，而是首先來自於政府的僥倖判斷和錯誤認識。比如2007年次貸危機前的美國政府和美聯儲就錯誤地認為當時的世界經濟不平衡，當時美國學界爭論，認為美國經濟問題不大，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降息，才産生了百年一遇的大危機；而中國經濟從危機以來，對系統性風險並沒有麻痹大意和樂觀，當前的三期疊加的判斷，主動進行調整深化改革的行為，是對中國經濟不必過度悲觀的最基本的因素。

　　防止債務鏈斷裂蔓延是當務之急

　　但與此同時，也不能過分樂觀。中國2009年以來鉅額的貨幣投放還在對當下經濟的運作帶來深刻的影響。若以貨幣供應量M2衡量，2009年至2013年5年內貨幣供應高達63萬億元，超過1949年以來前59年47億的貨幣供應。如此之多的貨幣已經在各個行業、領域中鋪開了數以萬計、幾十萬計的項目投資，形成了金融與企業、企業與企業之間一系列錯綜複雜的債權債務長鏈。

　　當前，國際需求萎縮、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行、企業銷售收入和利潤減少、一些企業瀕臨破産倒閉，部分企業破産倒閉會開始引起銀行對同類項目的謹慎放貸；或同類企業本身也會減少新的投資慾望，其效應再經企業間下游的連續發酵與傳染，就有可能帶來債務緊縮螺旋形衝擊，形成整個經濟的內生收縮，産生新一輪企業的生存危機。2014年8月的統計數據已表明，當期的貨幣供應和社會融資餘額增速幾乎沒變，但工業增加值降幅嚇人，已降到2009年初以來的單月最低點。這些週期現象正如龐巴維克的迂迴生産理論和哈耶克的信用週期理論所指出的，曾經的由過度貨幣供應所引起的經濟“超級繁榮”最終必然會以經濟的大震蕩或危機來收場，從而才可能開始一個新的經濟迴圈。

　　在當前，從中國經濟、社會穩定出發，若要聚焦討論經濟增速問題，關注的重點除了由就業所引起的社會穩定問題外，不是其他，恰恰應是如何防止一系列債權債務鏈斷裂現象的蔓延，這是當務之急，這是大局。

　　必須要看到的是，迄今為止，中國經濟在增速下行過程中之所以還能保持經濟較為穩定的態勢，恰恰不是政府在盲目樂觀、任市場發展，而是居安思危，考慮到“三期疊加”因素，在防範系統性風險爆發的思維下主動出擊，一邊全面深化改革，一邊在貨幣調控、投資、房地産等領域採取一系列行政干預政策。可以説，如果沒有一定的政策干預，也許更大的問題早已出現了。

　　因此，我們既不必過度的悲觀，同樣也不能盲目樂觀。正確的態度應是謹慎樂觀：從趨勢看是樂觀的，但這是建立在對當前形勢的正確判斷及政府採取恰當的調控技術基礎上。

　　對未來謹慎樂觀前提是具備“底線思維”

　　謹慎樂觀是有條件的。當前的中國經濟，如果任市場自然發展，政府不去作為，經濟硬著陸是必然的。但是若一味採取總量刺激政策，忽視深化改革與結構調整，不準備忍痛付出代價，那只是拖延系統性風險爆發的時間而已，其結果同樣是危險的。怎麼辦？不能走極端，要走中間道路。而兩者之間的“度”又怎麼把握？換句話説，政府要有作為，又不過度作為，如何基於底線思維有作為且會作為？

　　何謂底線思維？美國政府儘管不用“底線思維”這個詞，但是在危機中其貨幣政策的底線意圖同樣是非常明確的，就是圍繞影響社會穩定的就業率目標。于中國國情而言，底線思維可以在回答“三期疊加”現象描述背後的疑問中展現：

　　經濟增速換擋期，換擋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增速要下來。我們能容忍的底線在哪？筆者認為，一是穩就業，穩住社會能容忍的較低的失業率；二是穩風險，在經濟增速下降中允許一些企業破産出清，但不能引致傳染最終導致系統性風險的爆發。兩者説到底，均為確保社會的穩定。

　　調整意味著什麼？意味要深化改革。要改革必然應直面風險暴露並帶來的陣痛。那麼改革速度底線在哪？底線在“部分陣痛”，但不能因陣痛加劇而引致“生命危險”，也就是不能引發國家的全局性、系統性風險。譬如資本賬戶開放改革，當國內諸條件不成熟，且資産泡沫風險猶在，如果一下子完全打開資本流動大門會引起中國經濟的混亂，那麼該項改革只能是“部分陣痛”，漸進推進。又譬如土地制度改革，在其他財稅改革和條件還未充分準備前提下，土地使用權轉讓收益短期內若全歸農民，會引起中國經濟甚至是社會的混亂，則宜徐圖進之，不能冒失求快。

　　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消化過剩産能的底線是什麼？全國的資産負債表可以縮水，金融可以去杠桿，企業可以破産，但是不能讓當前的經濟增長對就業有劇烈的衝擊，也不能應部分企業債務問題連鎖引發全國系統性風險的爆發和經濟危機。換句話説，對業已存在的風險，只能用時間換空間，力爭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中去慢慢消化，而不能用危機式的、休克式的方式去消化。

　　説到底，底線思維是什麼？就是政府在實施各種調控技術中，必須堅守就業穩定和不爆發系統性風險的大局。這既是出於對經濟的考慮，同樣也是出於對社會和政治大局穩定的考慮。若確實能做到二者，GDP增速再低一點，改革步伐再快一點，並不可怕。

　　在今天國民經濟遇到重大困難與轉折時期，政府應是毫不隱晦，直面坦承，處理好改革(結構調整)、發展(經濟增速)、穩定(經濟與社會風險)三者間的平衡關係，這是關鍵。這一關鍵不取決於經濟學上的泛泛討論，而是取決於能不能對轉折時期的經濟形勢有一個冷靜、客觀的判斷，取決於對於“三期疊加”中的三個“現象特徵”做到心知肚明。面對這些複雜的細節，要實施正確的調控技術，涉及方方面面的內容，形勢錯綜複雜，充滿不確定性，而其中細節正決定著成敗。

　　(本文根據夏斌在2014年中國青年經濟學人論壇上的發言整理，因篇幅有限省略掉有關調控技術的細節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