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金融監管機構重要官員在媒體發表的關於中國債務問題的言論，其中提到對“三期疊加”的科學判斷的問題，提到經濟結構從“製造業為主”轉向“服務為主”的問題，同時提到中國經濟“新常態”和債務率過高將阻礙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我認同這位官員的一個看法：因為“三期疊加”的判斷科學與否關係到國家未來政策制度的依據問題，所以它特別重要。也正因其重要，我也想就同樣的問題談談自己不同的看法。

　　關於“三期疊加”，我認為，“換擋”必須有度，必須一擋一擋地“漸次減擋”，否則很容易使車輛在“換擋過程中熄火”。實際上，中國過去的積極財政政策和緊縮貨幣政策組合就有很大問題，不僅導致很高的債務率，而且使中國主動性(內生性)增長動力喪失，導致中國經濟惡性迴圈，這才是大問題。“換擋”是正確的，但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無論換成幾擋，都必須確保經濟良性迴圈，確保經濟彈性十足，而非失速。

　　關於“經濟轉型升級”，這屬於經濟結構轉變的範疇。按照經濟規律，它本來是個漸進的過程。因為它需要人才的積累、技術的進步，需要新興産業的培育，更牽涉“轉型去哪兒”的問題。但如果無視現實、不顧條件強扭，一定會導致中國經濟的青黃不接——舊的去了、新的沒來。這同樣會導致經濟失速。現在有人主張，我們應當把中國經濟從“製造業為主轉向服務業為主”。很明顯，這是美國經濟的發展路徑，中國是否適合？

　　我不認為中國經濟可以轉向“服務為主的經濟模式”，因為我們根本不具備“輸出服務的技術條件”。如果中國放棄製造業優勢，我們在哪個經濟方向上還具備競爭優勢？更深刻的問題是：美國的商品購買可以通過製造競爭壓低價格，從而在保證服務利潤的同時，保持本國終端商品價格的平穩，這實際是“轉嫁服務成本”的手段。請問，中國是否具備這樣的條件？中國要把服務轉嫁給誰？在中國服務成本無處轉嫁的前提下，最後都將變成老百姓買單，都將變成推動中國物價上升的能量。所以我們一直強調“中國服務業發展的適度性”問題，這一點，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講，至關重要。

　　最後我想説説“新常態”問題。中國經濟如何面對“新常態”？它的特徵是什麼？關鍵是中國該如何應對？這些問題顯然是個需要認真研討，同時有個明確結論的問題。因為它同樣關乎中國經濟政策的制定。

　　但很遺憾。學術界並未真正就此展開討論，更沒有應對方略或建議。現在的問題是，它們把“新常態當成筐，亂七八糟往裏裝”。把許多歷史上“錯誤做法所導致的結果”全部推給“新常態”，好像這是經濟規律，是必然發生的事情，因而不必負責。我認為這很可怕，因為它將導致錯誤的延續。

　　所以我堅持主張，應當立即對“新常態”加以研究，主要是找出“新常態”中對中國經濟具有破壞力的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而更重要的是，防止把錯誤政策導致的經濟惡性迴圈記入“新常態”的賬本，並得以延續。

　　總之，“三期疊加”是客觀存在，但它在相當程度上是過去錯誤政策的結果，不能將之歸因于“新常態”。現在宏觀調控的目標應當是破解“三期疊加”，而不是依從它，任由它在惡性迴圈中深化。

　　(作者係CCTV證券資訊頻道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