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啟動了結構再平衡進程，增長率也從2008年以前的超過10%下降到如今的約7.5%。這是否就是中國的“新常態”，還是未來十年內會出現更低的增長？

　　中國經濟在出口部門方面的再平衡顯而易見。出口增長從2001-2008年間的年均29%下降到低於10%，使得國外需求作為增長引擎的作用不再像以往那麼重要。

　　製造業就業和産出佔總體的比重在去年開始下降。在今年上半年，服務業佔據了總體經濟增長的超過一半。因此，中國的經常賬戶順差從2007年佔GDP超過10%的頂峰，迅速下跌到如今的大概2%，這一再平衡幫助改善了中國的收入分配狀況。事實上，近年來勞動工資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有所上升———這也直接反映出製造業的收縮和服務業的擴大。

　　這同時也意味著更深層次的區域性再平衡：佔中國出口總量超過85%的沿海省份正經歷著最顯著的放緩過程，內陸省份則維持著較高的增長率。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國的基尼系數(定量測定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指數，其值在0和1之間，0表示收入分配極端平等而1表示極端不平等)從2012年的0.52下跌到了2012年的0.5。

　　推動這一轉變的是兩大基本因素。一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需求下降，迫使中國開始調整自身增長模式。二是中國人口結構的不斷轉變。處於16-65歲之間的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自2010年達到最高的72%後逐年下降。而勞動人口的絕對數量也自2012年後不斷減少。

　　同時，中國正處於高速城市化進程之中，在2001-2008年間約200萬人脫離農業尋找城市製造業工作。近年來這一進程持續放緩，而農村地區則吸收了全國勞動者總數的35%，這些似乎體現出中國更低的增長率。事實上，依靠中國過去的增長記錄去預測未來的經濟表現顯然是站不住腳的，不僅僅是因為勞動人口方面出現重大轉換，還必須認識到中國在2008年之前的發展速度和規模都是前所未有的。

　　首先，在2010年以前勞動人口數量增長率對生産增長的貢獻很可能被高估。這使得隨後該比率的下跌成為測定經濟負面影響的一個不準確手段。此外，這一手段忽視了中國在未來20年間享受的教育紅利，因為新一代勞動者正不斷取代老一輩。按照這一情況，50-60歲年齡段中國人的收入/受教育程度比率只有20-25歲年齡段的一半。換句話説，新一代勞動者的生産力將是臨近退休者的一倍。

　　事實上，中國國民的教育水準正不斷提升。到2020年，在大學求學的18-22歲青年將佔到該年齡段總人口的40%，而目前為32%。這種人力資本的提升將在一定程度上補償勞動力的凈流失。

　　同時，中國的低退休年齡(女性50歲和男性60歲)為政策制定者們提供了相當大的迴旋餘地。只需在未來每十年將退休年齡提高半年就足以補償每年約250萬勞動力的流失。

　　還有另一個趨勢在進一步推動中國的繁榮。雖然投資佔GDP的比重不斷降低，但可能需要十年的時間才能降到低於40%———按照國際標準來説這一比率依然較高。同時資本存量也會維持較高的增長率。

　　最後，因為人力資本迅速增加和研究投資的不斷增長，中國的創新能力正在穩步提升。明年中國的研究支出將相當於GDP的2.2%，接近發達國家的水準。

　　基於這些趨勢並假設一個持續的勞動參與率，預計中國在未來10年的潛在增長率將在6.9%-7.6%之間波動，平均為7.27%。這個數字或許比1988-2013年間的年均9.4%低得多，但相對於全球標準來説這已經足夠。如果這就是中國的“新常態”，那麼依然會是個令全世界羨慕不已的狀況。(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姚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