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龍:信託業回歸本源迫在眉睫
- 發佈時間:2014-08-19 09:00:51 來源:新華網 責任編輯:姚慧婷
信託業回歸本源迫在眉睫
——專訪北京信託總經理王曉龍
在信託業資産規模迅速躍升至12萬億之際,部分信託項目所暴露的風險事件也逐步積聚和顯現,並引起監管部門和社會各界的關注和擔憂。
經濟下行風險對信託業影響幾何?“剛性兌付”難題該如何破解?站在行業發展的十字街口,信託業轉型將何去何從?針對上述熱點問題,北京國際信託有限公司總經理王曉龍近日接受了上海證券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對信託業來講,回歸本源才是最重要的。信託業所能做的是有限的,但是它能做成的事情,恰恰是排他的,所以一定要抓住這個核心,認識信託本質。”王曉龍表示。他認為,對於整個信託業來説,目前轉型已經非常迫切,如果轉型得慢,信託業將會爆發局部風險,而轉型的步伐如果加快,整個行業的損失就會降低。
經濟下行考驗信託業
記者:銀監會主席尚福林最近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目前銀行體系有三大風險:地産風險、礦業風險、鋼貿風險。這三大風險對整個行業影響很大。近期,礦業信託頻繁出現兌付問題,您怎麼看待信託行業的風險?
王曉龍:總體來看,經濟下行導致許多不良貸款問題顯現,其中涉及銀行、信託。在經濟形勢樂觀時,大家都認為信託是一個“通道”,而不是一個法律主體,即銀行把信託當作通道,來規避監管,將表內業務轉成表外業務,因此在管控和法律保護上都相對隨意。而通道業務的實質是,銀行將自己的錢或儲戶的錢變成了理財産品,從而使銀行的客戶變成了信託的客戶。
經濟形勢良好時,信託與銀行,特別是大銀行合作,沒有人會覺得有流動性風險,也沒有人會覺得有法律風險。但這可能是一個很大的誤區。當經濟形勢不好的時候,各種問題會隨之出現。一旦出了問題,從銀行的角度講,法律主體不是銀行,因此投資者跟銀行打官司沒有意義。由此導致很多風險在出現苗頭之後一拖再拖,錯失了很多機會。
要理性、客觀、全面地看信託違約背後的原因,我的一個觀點是:不犯歷史上曾犯過的錯誤。從這個意義上講,信託業存在的一個問題:信託業缺乏對本身由於經濟下行帶來的隱性風險認識,沒有準備而處置不當,沒有把它作為一個風險事端。由平臺業務、通道業務帶給信託的行業性殺傷是極其嚴重的,監管部門也鞭長莫及。
此外,信託行業的另一個問題是主要負責人更換頻繁。從信託自身來講,這幾年的快速發展必然會隱藏很多“地雷”,其中有些是行業自身造成的,有些是經濟發展的客觀原因造成的,但更多的是基於信託公司掌舵人對行業太樂觀了。
信託業須回歸本源
記者:近期,部分信託項目暴露出的風險事件,引起了社會各界對信託業風險狀況的關注和擔憂。外界呼籲打破“剛性兌付”的聲音也與日俱增,您如何看待“剛性兌付”問題?
王曉龍:對信託業來講,回歸本源才是最重要的。信託業能做的是有限的,但是它能做成的事情,恰恰是排他的,所以一定要抓住核心,認識信託的本質。
信託制度具有靈活性的先天優勢,倘若不把這個制度優勢發揮到極致,而去做和銀行的“同步産品”,肯定是沒有出路的。由於自身積聚的風險,以及信託公司歷史上給人造成的“壞孩子”的印象,都不利於在問題發生後進行處理。
對於北京信託而言,我們這幾年之所以發展趨於穩健,就是知道倘若出現問題是不好處理的,只能靠自己,感覺如履薄冰。但是發展規模又不能差得太多,産品創新又不能走得太快,而徹底轉型市場又不能夠認同。實際上,客戶應當明白,高收益肯定是高風險,絕非零風險。
在剛性兌付這一問題上,我的看法是:首先,要打破剛性兌付。剛性兌付本身就是個“偽命題”。剛性兌付肯定要求信託公司賠償,既然要打破剛性兌付,在法庭對簿公堂時,一定要舉證信託公司的盡責管理。因此對於信託公司來説,盡責管理非常重要。即便是打破剛性兌付之後,由於信託公司不盡責給客戶造成了損失,信託公司仍然需對客戶的損失進行賠償。
第二,監管部門一定要理智,要向上級領導説明剛性兌付的實質及其目前對整個理財市場的制約。要讓高層領導知曉剛性兌付是理財市場的客觀現象,剛性兌付是信託公司的一種商業選擇,可以保護投資者的利益。但目前而言,剛性兌付已經成為制約信託行業發展的瓶頸,因此必須要打破。
第三,媒體要給予充分的理解,不能把那些不好的東西放大。越是放大炒作,實際上對社會的影響和導向就越壞,媒體應客觀報道。在剛性兌付這件事上,客戶和信託公司雙方都有責任,至於這之中的責任該如何界定和分擔,最後應當由第三方定奪。
第四,對信託公司自身來講,一定要想清楚,當出現問題後,如何從案例中吸取教訓,以及在盡職管理、風險披露、客觀舉證等方面下工夫。更重要的是,站在客戶的角度替客戶考慮財産管理過程中的風險配置。
如何把高、中、低風險配置好,如何保證客戶的財産安全,這考驗著信託公司的功底。利用信託比較好的制度安排,真正幫客戶在進行財産管理過程中,保證財産的相對安全和相對收益,保護客戶財産傳承有序、合理避稅、破産隔離和財産完整,這是信託真正要做的事情。
相信當中國社會越來越成熟時,信託制度在整個社會的財富管理中會起到很重要的、獨特的、無法替代的作用,這就是信託的魅力所在。
非標業務的“標準化”
記者:在信託業由快速增長進入穩定增長的發展新階段,再加上“剛性兌付”遲早有一天會打破,很多信託公司也開始積極探索信託業務的轉型。在這方面,北京信託進行了哪些嘗試和創新?
王曉龍:從信託行業自身來講,我認為如果轉型能走得更快的話,整個行業的損失會降低一些,如果轉型走得慢的話,可能會出現局部的系統風險。
具體到在信託産品方面,我們計劃將産品分成兩大類:一類是標準化産品,包括標準化的流程、模板行銷方式和客戶,將主要靠流動性支援來防止發生兌付風險;第二類是差異化産品,完全針對客戶量體裁衣定制具體的理財項目。
我們現在發行的高收益信託計劃,參照的是美國的高收益債,即將現在非標的、相對收益較高的信託計劃轉向標準化。轉向標準化後,依然是高收益率,但也必須承擔高風險。
對於近來頻頻發生的票據違約現象,我認為,基於高收益債的一大特點是它是一個組合,所以説要管控風險、做風險配置,必須要提供流動性支援,當信託自身不能容錯時,要靠流動性支援,用時間換空間。
任何金融産品的成熟都是用血的代價換來的,打破剛性兌付後,信託的資金來源可能受到一定影響。但對我們而言,必須將打破剛性兌付的風險放在最前面告知客戶,讓客戶了解投資一定是有風險的。
土地信託是大趨勢
記者:近年來,北京信託在土地流轉信託進行了不少探索,能否介紹下這方面的試點情況?土地流轉信託機遇和風險在哪?
王曉龍:土地信託是政策問題,土地信託最大的好處是支援在“三權”(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不變的情況下,加大對農民的援助,而不是去剝奪農民利益。信託本身是支援弱勢群體的,信託制度會把零散的權力變成主體權力。
信託公司先歸集承包權,將這些剩餘權力歸整合一個主體,代表農民與工商資本進行談判。有了金融的元素後,與工商資本談判的籌碼就加大了。其實這對於工商資本也是有利的,因為既可以大大降低其本身的交易成本,還可以由於信託的介入而得到金融上的額外支援,如融資問題、財務顧問、徵信問題等。因此工商資本也願意跟信託打交道,利用土地信託制度加大農村土地的有序流轉,在保護農民的同時,引入現代生産方式,加快中國農業現代化、種植現代化、管理現代化、資訊現代化的步伐。
在定價機制上,北京信託根據當地前三年或前五年市場的平均收購價為基準,對未來三年做調整基準。因為國家每年對糧食收購都有最低保護價,該最低保護價是每年調整的,因此,這一定價機制是有依據的。
北京信託在北京周邊區縣(密雲、懷柔、門頭溝)、四川、江蘇等地都做了不少土地信託的試點。我們並不僅僅做種植,也在幫農民管理包括閒置土地在內的財産。例如,我們在北京懷柔因地制宜改造成養老社區,從原來的零散種植變成工業化種植,這樣的組織形式效果肯定優於原來。
其實土地流轉已經是大趨勢了,土地流轉的背後就是農民內部的分化,年輕的、有能力的農民進城打工,造成了農村空心化。再者,近幾年城市投資基本上已告別暴利,工商資本也開始下鄉,而下鄉一定要通過土地資本制度。
因此在土地信託這一問題上,首先要判斷土地流轉是一個大趨勢;第二要判斷土地流轉過程中政策是否得當;第三,在土地流轉過程中由於不對等的談判,是不是形成了很多農民被動的局面或者利益受損。如果這些情況都成為前提的話,那麼土地信託制度是可以發揮作用的。
“變異”的資産證券化
記者:現在市場都在關注資産證券化這一話題,而且很多信託公司都在躍躍欲試,試圖分羹資産證券化的蛋糕,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王曉龍:從本質上來講,銀行資産證券化是在不增加核心資本的同時,增加存量資産的流動性,銀行用資産證券化的方式將風險轉嫁給社會,同時也把收益讓出去。銀行資産證券化的需求在於流動性需求,而不是把優質資産都留著。現在的資産證券化是“變異”的資産證券化,只是增加了市場的品種,而不是真正可以買銀行的信貸資産,僅是分享了銀行的信貸資産而已,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現在很多信託公司也在關注資産證券化,我認為資産證券化本身就是貼現項目,未來要有現金流。通過貼現的方式計算貼現率,最重要是判斷未來的現金流是否能夠覆蓋兌付風險。
資産證券化最大的一塊應該是銀行信貸資産證券化,因為銀行信貸資産體量太大、流動性太差、所佔國家資源太多,更重要的是它的壞賬比例。因此,我認為資産證券化的重點不是企業和項目的資産證券化,而是銀行信貸資産的證券化,特別是存量大、長週期的銀行的信貸資産證券化。
在信貸資産證券化的具體操作上,應當將不同風險偏好的客戶進行區分、組合,最安全的客戶就要固定收益率,放在最上;次安全的客戶放中間,最底層的客戶墊底,但收益可能也最大。只有這樣才能夠將一些不良資産減少,通過資産證券化的方式支援銀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