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福布斯》雜誌網站9月28日文章，原題：一個台灣能向大陸學習的經驗　台灣人將自己與大陸人對比，稱自己更健康、更富有，也更有禮貌。若有外國人説台灣亦有缺陷，比如交通危險或環境退化，就有可能招來所謂大陸相關狀況更糟糕的反駁。鋻於兩岸民眾均以漢族人為主，而且自從台灣在上世紀40年代“自治”以來，更大更強的大陸就對其宣稱主權，雙方存在一種天然的對壘狀態。

　　但普遍而言，大陸正在迅速變化，而30年後重回台灣的人竟然會説，他們仍能認出某個街區的每一家商店。就在大陸逐漸“侵蝕”如同對岸生命線的代工合同時，台灣卻拒絕變化，使自身經濟幾無新的發展方向。(大陸給台灣的)顯而易見的經驗是：試著在公寓和道路之間增加一些庭院、人行道的空間。這些在大陸城市常見的措施將有助於降低台灣城市的密度，並增加呼吸空間(儘管大陸的空氣也很污濁)。

　　但歸根結底，最難以令人接受的經驗——這也是台灣人抱怨缺乏方向的答案——非雄心莫屬。

　　本月，一名50歲的台灣電腦經銷商告訴我，他準備關閉在上海的銷售辦事處。與當初他剛來上海不同，如今的大陸人完全掌握他銷售的科技和打造客戶基礎所需的禮節。“我來自台灣”這句話不再有“讓人激動的”價值。他不知道回到台灣後能做什麼。“我是被淘汰的人之一”，這名叫做傑夫·吳的前銷售人員説，“對任何與銷售有關的工作而言，我們都沒用了。”

　　與他交談後不久，我遇到一名從北京來台北的朋友。她抱怨説，在北京，人們為得到更高薪酬、更大房子和作為身份象徵的汽車，都在別人背後“捅刀子”。“向上爬”的詭計暴露出大陸人過多的野心。但“這顆心”至少在砰砰跳動。

　　如今，台灣的大學生傾向於安穩的白領工作而非創業。家長也鼓勵小孩找安穩的工作，以防孩子從事打漁、務農或其他在台灣現代化之前非常普遍的艱苦工作。

　　正如台灣人所言，變化應從早期教育做起。不過，台灣的小學仍強調死記硬背，學生們對用麥克風講上幾小時卻不開展課堂討論的教師惟命是從。對大陸學校，我也聽到過類似説法。但我10年前在北京某主流大學教寫作，許多學生就勇於在課堂上發言。我在台北教新聞專業近兩年，但必須懇求甚至威脅學生參與討論。

　　我的北京學生畢業後將在大陸頂尖媒體工作一兩年，或攻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許多學生到海外攻讀更高學位，在面臨簽證限制的情況下，這並非易事。但是，迫切了解這個世界的雄心使大陸人深諳國際事務並廣交朋友，以在中國境外打造品牌或探索許多市場的消費者需求。否則他們就會陷入困境，像許多頂尖台灣企業那樣依賴那些過時的生意經——“給我點代工合同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