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牌搖號、彩票搖獎，現場從未少過公證員的存在；出國留學、遺産繼承，難免要去公證處走一遭；在離婚率持續走高的城市，婚前財産公證也逐漸被人選擇。現如今，五花八門的事情似乎都繞不開公證這道關。

　　儘管北京市公證協會日前已經完成公證資訊管理平臺的模擬運作，預計年內實現聯網，一定程度上將為公證的辦理提供便利，但少則百十元，多則數萬元的公證費依然讓許多人覺得花得冤枉。

　　讀者質疑

　　“公證一下就2萬多元，夠交多少年暖氣費了！”

　　最近，83歲的柳奶奶遇到一樁煩心事。去年老伴過世後，留下一套兩人于2003年共同出錢購買的位於三里屯附近的兩居室。由於之前希望集中在一個單位報銷暖氣費，只在房産證上寫了老伴一人的名字。如今，柳奶奶要想改在自己單位報銷，必須把房産過戶到自己名下。到了房管局，柳奶奶被告知需要進行房産繼承公證。

　　公證處工作人員給柳奶奶算了算賬，“目前四環以內的商品房最低可以按照2009年的計稅價25907元每平方米來計算，乘以房屋建築面積110平方米，大約285萬元，也就是受益額。根據去年10月最新公佈的收費標準，受益額20萬元以下的部分，按1.2%收取，也就是2400元；超過20萬元不滿50萬元的部分，按1%收取，也就是3000元；超過50萬元不滿500萬元的部分，按0.8%收取，也就是1.88萬元，公證費加起來總共2萬4左右。”

　　這個數字讓柳奶奶吃了一驚，“我跟老伴兒一起買的房子，現在從他的名改成我的名，就要多花2萬多？”公證處的工作人員安慰柳奶奶，“這已經是最低價了，如果按照實際市價，可能要翻倍呢。要是在去年10月調價以前，統一按2%收取，得要5萬7呢。”然而，這樣的解釋絲毫沒有讓柳奶奶覺得舒坦，“就算2萬多，也夠交多少年暖氣費了！”

　　柳奶奶不甘心，又諮詢了多家公證處，可惜得到的答覆無一例外，“公證處的收費標準不是自己説了算，而是發改委、物價局等部門統一制定的。”位於朝陽門附近的方圓公證處大廳墻上，便挂著這樣的收費標準，同樣的條目，也出現在中信公證處的網站上。

　　像柳奶奶一樣為公證費頭疼的人每天都有。據報道，僅在2013年，全市25家公證處辦證量就達80多萬件，而業務收入更是首次突破5億元。

　　在公證處諮詢的王先生也在為父母留下來的老房子糾結。儘管王先生目前是唯一繼承人，但由於房産證上只有父母的名字，想要賣房的他還是被要求先進行公證。“剛一問，算下來怎麼著也得將近2萬了，總覺得這錢花得冤枉。自己家的房子順理成章繼承，為什麼非得讓公證處插一腳？房管局跟公證處是一夥的？再説了，不管房子值多少錢，公證處做的事情不都差不多嗎？一個章蓋下去就要上萬，這麼收合理嗎？”

　　查問

　　“不是公證惹的禍，而是房價惹的禍”

　　“很多人對公證的理解可能就是蓋個章而已，覺得是無成本的。事實上，在出具公證書之前，他們必須進行審慎的核查。”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袁鋼舉例稱，“比如，即使我個人知道這個杯子是你的，但由於公證機構出具的文書是有法律效力的，所以還是必須找到相應的證據。再比如，有的當事人已經八九十歲，按常理判斷，公證人員也知道他的父母應該已經去世了，但在做公證時，不能只聽當事人説，還是要有相應的調查去證明這件事情。”

　　而在北京市方正公證處主任王士剛看來，每份公證書背後，更是沉甸甸的一筆賬。“在公證方面，定什麼價格都會有人覺得高，收得再低也會被認為不合理，總覺得我們已經拿了國家的錢，還要再收老百姓的錢，可事實上，自從十幾年前改制以後，我們已經從原來的行政機關變為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國家不僅不撥款，我們還要給國家交稅，公證處的所有開銷只能靠自己解決。”

　　其中，房租始終佔“大頭”，“目前租金每年500萬，但這邊很快就不讓我們再租了，找的新地方最低也要每年1000萬。”除此之外，無論是日常運營中的電費、網費，還是核查過程涉及的交通、餐費，都是每月必須面對的支出。“單單是檔案管理，在外面租的庫房一年就要四五十萬，更別提還要養活公證處的文書製作等一批工作人員。”

　　相比起這些成本而言，王士剛更擔心的是風險。“目前所有涉及産權轉移的經濟類公證都是按標的價值收費，例如買賣、贈與、繼承等，因為一旦出現問題，公證處是要承擔相應民事賠償的。之前就有公證處因為未能識別出當事人作假，最後被法院判決賠償120萬。理論上來説，公證處有權向作假的一方追責，可上哪兒去找當事人呢？辦完公證以後，人就消失了。而公安機關認為這種行為不屬於詐騙，難以定罪的結果是實際追償很難實現，出了事通常只能由公證處自己來賠。”

　　高風險帶來高收費？袁鋼覺得另有緣由，“十多年前，財産方面的公證也是按標的價值收費，人們並沒有多大異議，而最近幾年這方面的質疑越來越多，其實是因為房價飆升。所以這不是公證惹的禍，而是房價惹的禍。”

　　“即使在北京，一些小公證處都快活不下去了”

　　至於社會上呼籲已久的一律按件收費，王士剛覺得未必就如想像中合理有效。“以房産繼承為例，由於房産價值差異很大，如果按件收費，定一萬塊錢肯定有人不幹，甚至一千塊錢都有人嫌貴。而對公證員來説，如果價格太低，付出跟收入不能對等，可能就會選擇不受理，最後大家都不願意做，也解決不了問題。”在他看來，很多時候，公證機構是在幫一些行政機關規避風險，“國家是否可以考慮購買服務，讓老百姓只出一些成本費即可？”

　　自從改制，公證處便似乎成了一種尷尬的存在：沒有國家撥款，卻要執行統一定價；在外人看來是“公家人”，實際卻像企業一樣運轉；老百姓對高收費詬病已久，公證員卻為低標準叫苦不迭。

　　“説句實話，即使是在北京，也有一些小的公證處都快活不下去了，外地更是有很多面臨運營困難。”袁鋼表示，“如果把公證機構徹底放開，跟律師事務所一樣變成純粹的社會仲介機構，大家可能還覺得好接受一些。”而身在其中的王士剛更是直言，“如果國家願意把我們收回去，還像公務員一樣給我們發工資，那即使是公證費全免，我們也會做，總比現在壓力重重要好。”

　　王士剛所説的壓力往往與業務量直接掛鉤。“現在的業務量總體來説是多了，但實際上國家給的業務全部在一點點減少。一種是因為‘不用辦’，例如贈與，從7月份開始不再要求辦理公證。另一種是因為‘不敢辦’，以前遺囑是一個大項，但因為風險太大，現在很多公證處都不願做。”對於公證處的前景，王士剛並不樂觀，“即使是現在接的證據保全、賦予執行效力等業務，也可能在下一步受到衝擊。可以説，整個公證行業處在人人自危的狀態。”

　　觀點

　　如果有完善的系統可以查……

　　如此進退兩難，公證究竟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公證是預防糾紛的一種方式，”王士剛談到，“以房産繼承為例，一個子女向房管局提出要繼承，那要審查合法繼承人都有哪些，否則，很容易産生一系列問題。一旦爆發出來，就很可能要去法院打官司，以後打官司的越來越多，而法官的工資是國家在負擔，這樣一來社會成本會增加很多，等於要把費用攤到所有納稅人頭上，更不合理。”

　　但在袁鋼看來，公證並非都有必要。“現階段，社會對公證的一些需求還跟制度缺失有關。目前社會誠信制度，包括不動産登記制度始終沒有建立起來，一些行政機關只能利用公證的法律效力去規避風險。而如果有完善的系統可以查，那幹嗎還要找公證？以後真正實現各個部門的個人資訊聯網，很多事情就可以不證自明瞭。”

　　一生中可能經歷的公證

　　彩票搖獎

　　簽訂合同

　　車牌搖號

　　婚前財産

　　出國留學

　　遺産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