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論 專家學者話兩會】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宏觀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員 胡玉瑋

　　經過將近4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實力迅速提高、綜合國力極大增強。如國內生産總值由1979年的4067.7億，增加到2015年的67.7萬億，年增長率高達9.7%。相比，同期全球增長率為2.8%，發達國家2.4%,發展中國家4.6%。國際社會也高度評價中國政府在過去促進經濟增長、社會發展領域取得的令人矚目的成績，並盛讚中國經濟長達30多年的兩位數增長，創造了當代人類發展史的奇跡！

　　但在快速發展的同時，我國社會、經濟等諸多領域不協調問題逐漸顯現，並已成為阻礙未來發展的重要桎梏。例如，重復性建設突出、城鄉協同建設遠落後於總體經濟發展等。另外，從宏觀經濟管理角度來看，由於供給與需求的不匹配，導致我國經濟增長的舊引擎動力不足、新引擎仍待培育。在此背景下，如何儘快實現我國經濟的協調、可持續發展，克服目前“增長困境”是擺在政府面前的重大挑戰。

　　區域協調：國土空間發展的新機遇

　　由於長時間“唯GDP論”，我國地區之間發展過度競爭，缺乏整體、統一規劃，重復建設、資源浪費等現象突出。鋻於此，我國2010年推出《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這是我國第一個國土空間開發規劃，並具有強力的戰略性、基礎性、約束性。在此基礎之上，“十三五”期間的京津冀一體化、長江經濟帶、西部大開發等都是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內容。

　　與“十二五”期間相比，“十三五”期間區域協調發展將面臨新的機遇，特別是得益於我國製造業近幾年的迅猛發展，未來5年的區域協調發展將變得更加便利。例如，我國目前已經是全球名副其實的高鐵強國：高速鐵路運營里程超過1.9萬公里，佔世界60%以上。其中貫穿中國南北的京廣高鐵2298公里，創全球高鐵運營歷程的最長記錄。此距離遠過紐約到邁阿密，在美國坐火車需要30小時，而京廣高鐵只需8個小時！此外，我國也在隧道工程等基礎設施領域處於全球領先地位。這些優勢都將有利於推動區域之間的聯絡，進而協助實現區域的協調發展。

　　但是，我們在大力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同時，需要注意以下兩點。

　　第一、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協調。“一帶一路”將成為我國“十三五”期間，甚至更長時期的重要發展戰略。如何將“一帶一路”建設與區域協調發展相結合，避免重復建設意義重大。一方面，相關省份可以借“一帶一路”春風，從政策、資金上獲取更多的支援。另一方面，一定要協調發展好以面向國內為主的功能區建設與面向海外市場的“一帶一路”倡議，避免在規劃設計、産業定位、資源配置等領域的不一致。

　　第二、民族問題。在一些區域協調規劃中，特別是西部地區，將會涉及西藏、新疆、甘肅等我國少數民族集中地區。由於我國長期以經濟發展為導向，會忽視民族問題與經濟發展的互動，進而産生一些民族隔閡和社會不穩定因素。鋻於此，在發展過程中要注重對當地生態環境、自然資源、文物古跡等的保護。同時，盡可能使當地的各民族，特別是少數民族群眾確實感受到當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效益，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保證改革的順利進行。

　　城鄉協調：全面城鎮化的新預期

　　城鎮化水準是一國經濟發展階段的重要標誌。與發達國家相比（2014年城鎮化率56.1%），我國目前城鎮化水準仍然較低，仍有較大發展空間。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明，我國將逐步提高城鎮化水準。預計“十三五”末，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一般來講，城鎮化的提高將越來越困難，但為什麼我們對“十三五”期間，每年提高1%充滿信心呢？

　　第一、全面城鎮化預期。經過近40年的快速發展，我國的工業化、城鎮化進程持續深入，而隨之而來的是廣大人民群眾對城鎮化的積極嚮往或預期。例如，我國每年春節的“回鄉記”是茶余飯後的討論熱點。近幾年，不少“回鄉記”都提到農村地區人口在較快減少，特別是青壯年人口在離開農村之後，絕大多數已經不再回來。與此同時，在城市地區，儘管生活成本高漲，但仍擋不住每年的凈流入人口。這都突顯出廣大農村人口對城鎮化的強烈願望和內在需求。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認為我國正在進入“全面城鎮化預期”，或者“全面城鎮化的最後衝刺”階段。

　　第二、由“事實城裏人”變為“真正城裏人”。我國長期以來執行嚴格的城鄉戶籍管理制度，雖説現在勞動力的全國範圍流動已經完全放開，但是，目前與戶籍身份緊密聯繫的相關公共服務仍沒有打破。所以，下一步只要政府能夠切實落實“3個一億人”戰略，特別是便利已經事實定居生活在城市的農村農口，轉化為城市人口，就能夠實現每年提高1%城鎮率的目標。

　　但與此同時，在大力推動城鄉協調發展過程中，我們要儘量避免走彎路，特別是要謹防“運動式”的新型農村建設。使農村人口儘快過上好日子的出發點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不能為了建設新農村而為之。譬如硬性規定需要多少農村人口搬入樓房，集中生活在所謂的城裏人的“現代化小區”。在此過程中，一定要尊重農民意願併合理引導，不能簡單粗暴，打著提高農民福祉的名義，實際是地方政府為了騰出更多宅基地，然後轉化為提高財政收入的建設、商業用地等。

　　供給側改革：宏觀經濟管理的新思路

　　在很長一段時間，我國宏觀經濟管理主要依靠滿足需求端來實現經濟發展。這種理念對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曾經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國內、國際形勢對於以需求端為主線的宏觀經濟管理政策提出了巨大挑戰。

　　從國內來看，我國經濟進入“三期疊加期”，單純依賴需求端已經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從海外來看，全球經濟處於深度調整時期，發展不確定因素增加，我國傳統出口主要目的地，如美國、歐洲、日本等看，或者復蘇乏力、或者陷入衰退。在此背景下，我國經濟面臨較大下行壓力。傳統的貨幣、財政寬鬆政策對經濟貢獻的邊際效應也呈現遞減趨勢。

　　究其原因，根源在於長期以來的需求端經濟改革導致社會資源的不合理分配，從而出現供給與需求的不協調。以住房為例，在以北上廣深為代表的一線城市，真實的剛性需求超過住房供給。相比，在不少三四線城市，供給又往往大於需求。供給、需求不協調在食品、醫療、日用品等領域都有所體現。鋻於此，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多次提到“供給側”改革，凸顯中央高層希望通過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破解目前“增長困境”的決心。

　　供給側改革之路勢必困難重重，國家、企業和個人都應做好準備，並努力調整、適應，儘快完成改革任務。

　　第一、政府作為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一定要保持改革定力。目前一些觀點認為供給側改革“換湯不換藥”、是“新一輪的計劃經濟”等，都是沒有真正領會好供給側改革的實質。因此我國政府應該積極回應社會所有重大關切，糾正各種不正確的認識和解讀，並堅定不移的落實、監督改革的實施。

　　第二、企業作為供給側改革的首要主體，擔任著非常重要的角色。落後産能行業、企業需要退出市場。可借此次改革東風，堅決淘汰之前違法、違規建立，但仍未處理的“三高”小鋼廠、小煤窯等。與此同時，正規但落後企業應儘量採取兼併重組形式，而不是簡單關停並，以減少對勞動力市場的衝擊。

　　第三、供給側改革的目標是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進而惠及每一位老百姓。但不可避免，改革的前期，特別是在淘汰過剩産能階段，一部分職工會失去工作崗位。一方面，政府應發揮社會政策的兜底作用，通過加強再培訓、家庭補貼等形式避免失業潮，從而維持社會穩定。另一方面，暫時失去工作的職工也應積極適應新的發展形勢，努力調整，通過自我提升實現人生職場的新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