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末，一場新雪覆蓋了北京城，撥霾見日。

　　隔著窗戶，一場“事先舉行”的學術研討會如期而至。在這場題為“中國內陸自由貿易試驗區戰略”的研討會上，所有學者都意猶未盡。

　　用“恰逢其時”來形容這場研討會並不為過。《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截至2015年12月末，全國已有20個省(市、自治區)公佈了“十三五規劃”建議全文，其中超過一半提出了對自貿區第三批試點名額的爭奪。

　　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要順應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趨勢，打造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開放的全面開放新格局，為我國廣大內陸地區開放型經濟駛入快車道帶來新的歷史性機遇。顯然，“開放型經濟”成為多地未來五年謀篇佈局的重頭戲。

　　值得注意的是，“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幕開啟，搭建內陸開放型經濟改革創新試驗平臺的戰略意義更為凸顯。12月17日，《國務院關於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的若干意見》印發，未來自貿試驗區和大自貿區的網路結合，將共同推進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

　　根據公開消息，第三批自貿試驗區的篩選工作已經啟動，鎖定內陸地區的呼聲很高，中西部各省市方案上報的消息不絕於耳，學術界也提出內陸自貿區應以“1+3+N”的模式佈局，令各地備受鼓舞。不過，也有一些地區並未厘清自貿試驗區到底要幹什麼。“究竟試驗什麼?在哪兒試?由誰試?又該怎麼來試?”成了現階段專家學者探討的主要問題。

　　毋庸置疑的是，無論自貿試驗區接下來會設立於沿邊或內陸沿線，皆是這場宏大的國家試驗的一部分，它承載和試驗的是國家層面的戰略問題，而非單純的地方經濟發展。內陸地區要形成新的開放高地，需要兼具自身特點，同時，“改革試驗田”和“對接國際貿易新規則”這兩大功能也應得到傳承和延續。

　　佈局之辯:“1+3+N”的宏大佈局

　　這場宏大的國家試驗已漸入高潮。

　　2015年4月8日，國務院正式發文通知在廣東、天津、福建特定區域再設三個自貿試驗區，同時批准將上海自貿試驗區擴圍，並啟動深化改革相關方案。2015年4月21日，天津、廣東、福建三地自貿試驗區同時掛牌，宣佈三地自貿試驗區正式成立。

　　轉眼邁入2016年，天津、廣東、福建三地自貿區將迎來首個“週年考”;到9月，上海自貿區三年試點時間就將結束，即將交出備受矚目的“試點答卷”。

　　在這種情況下，爭設第三批自貿試驗區的熱情又一次高漲。

　　據《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梳理，截至2015年12月末，全國已有20個省(市、自治區)公佈了“十三五規劃”建議全文，“開放型經濟”成為多地未來五年謀篇佈局的重頭戲。這其中，又尤以對自貿區第三批試點名額的爭奪最為熱情。

　　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是中國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標誌性事件，作為新一輪開放的重要平臺，其勢必對下一步開放型經濟的構建産生重要影響。至少在學界，對於建設第三批自貿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達成共識。

　　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建平早在2015年5月就“語出驚人”，未來自貿區將呈“1+3+N”格局。

　　在張建平看來，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家，自由貿易園區卻剛剛起步，可以説我們的體制、機制與貿易自由化的現實需求是相衝突的，所以我們需要設立自貿區。“現在中國有‘1+3’的格局，即上海自貿區加天津、廣東、福建，過不了多久這種格局將成為‘1+3+N’。”

　　“美國在上世紀80年代時就有199個正式的自貿區。”張建平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採訪時依然堅持這個觀點。“我覺得現在中國自貿區應該按照1+3+N的模式去發展。”

　　N等於幾?這是外界十分關注的問題。“如果自貿區還是兩三個的話，我覺得我們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改革進程就太慢，對於建設開放型經濟體系的推動作用就發揮得不夠，我個人希望這個N能大一點，沿海、沿江、沿邊和沿線符合條件的省區或城市都可以考慮，第一輪大於10，第二輪大於20。”張建平的話讓人備受鼓舞。

　　實際上 ，基於目前四個自貿試驗區的現狀與認識，多位學者認為應加大擴圍力度，加大開放以促進改革進度。

　　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丁長髮近日也對媒體表示，“感覺(自貿試驗區)什麼都能幹，好像什麼又不能幹，出了一大堆政策，真正落地的還很少。”他以福建自貿區為例指出，“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負面清單三個清單縮減比較慢，自貿區主要依賴傳統的土地要素吸引外資為主，而政府放得還不夠。最後在經濟放緩的情況下，還是傳統的GDP稅收等作為這個短期的核心任務。”因此，丁長髮建議要擴圍，政府要改革，給市場更多的空間。

　　落子之辯:如何確定N在何處

　　公開消息稱，第三批自貿試驗區的篩選工作已啟動。也有消息稱，篩選範圍將鎖定內陸在內的地區。但到底如何落子，中央仍在審慎考量。

　　在學術界眼中，這首先需要對自貿區建設的功能和作用認識透徹。“內陸自貿區的建設，應該是新常態下轉方式和調結構的重要依託和平臺。”張建平説，“‘十三五’期間，一個重要的發展邏輯就是用開放促改革，以改革來促發展，以發展促轉型。”

　　實際上，這也是當初設立上海自貿試驗區的初衷:以其作為突破口和抓手，打破現有的體制機制僵局，倒逼國內改革開放、發展和轉型。“在上海自貿區提出之前，要讓地方去改革，簡政放權、做負面清單誰動?怎麼動?這是沒有突破口的。但是有了上海自貿區這個抓手，地方省市一看積極性就起來了。”張建平坦言。

　　此前也有觀點認為，內陸地區本身開放水準不高，達不到試驗目的或沒有試驗的需求。

　　“自貿試驗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之一，是對接國際經貿新規則，需要在一個地方先進行有限範圍內的風險壓力測試。”一位熟悉自貿試驗區選批工作的商務部人士説。

　　新一批自貿區設立階段與當初上海自貿區設立時期相比，又已發生很大變化。隨著TPP的簽署，更多的國際經貿新規則被涉及，需要實踐。“很多東西不僅僅在東部地區，在中西部地區也需要實踐。”上述人士説。

　　新常態下，內陸地區在轉型升級過程中，與沿海地區相比，矛盾更大，問題更突出。對外經貿大學副校長林桂軍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中西部發展差距成為我國面對的核心問題之一，如何通過自貿試驗區來解決這個問題也是值得思考的。

　　“內陸地區跟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落差就已經很大了。開放是促進發展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如果把所有的自貿試驗區都放在東部，就意味著東部和中西部之間，因為開放政策的落差，而形成的經濟差距會越來越大，這也有悖于國家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總體目標。”上述商務部人士同樣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為內陸地區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平臺和機遇。使得我國新一輪開放是向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全面開放。“在這個過程中，‘一帶一路’成為改革開放一個重要平臺和支點。在這個平臺之上，中國轉方式和調結構就有更大的空間範圍。”張建平説，“尤其是在‘一帶一路’上，如果能夠有更多這樣的自貿試驗區，就意味著這些內陸地區的自貿試驗區的平臺上能夠集聚來自國內、國外的大量新資本，投入到當前內陸地區急需發展的服務業和創新型製造業上。”路徑之辯:國家戰略和地方特色

　　高呼聲中，中西部各省市政府已先後上報了相關方案。

　　需要指出的是，地方政府在躍躍欲試的同時，也必須要意識到，爭創自貿試驗區首先要考慮的是能不能承載國家的試驗任務。換言之，自貿試驗區是要去服務國家戰略的。怎麼去服務?這需要摒棄地方發展思維。

　　也就是説，新設立內陸自貿試驗區可能面臨的形勢、區位産業等與現在批建的四個沿海自貿試驗區不同，但核心內在應該是傳承、統一、一體的。“特別是在總體方案的設計和起草過程中，還得參考四地自貿區的方案，因為這個方案不是哪一個地方、也不是哪一個個人的，它是一個集體研究結晶，框架和內容會有一脈相承的延續性。”天津市商務委相關人士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另一反面，則是要突出地方特色。多位學者指出，先行的四個自貿試驗區形成的經驗，在全國複製推廣也有可能遇到一定問題，比如中西部不沿海、貿易量不大、或金融領域創新的需求不那麼大。因此，各地方在爭創自貿試驗區時，也需要提出在當地試驗的作用、意義在何處。

　　總結而言，地方在申建自貿試驗區時，首先要能體現國家戰略意圖。其次是發展模式有特色。也有學者建議，具體的衡量標準中，發展水準只是參考性條件，更重要的在於是否有很強包括地域上的示範帶動作用，以及模式上的代表性。

　　“自貿試驗區不是為某個地方的發展而服務的，更多的是在這一個地方試點能夠對類似的地區形成示範帶動作用。所以地域代表性特別強調。”一位在實操層面熟悉國家要求的人士指出，“在中西部地區不同發展水準的地方進行自貿區建設試點，應該能對它的周邊地區産生很好的輻射帶動作用。”

　　眼下，已經有一些對於四大自貿試驗區發展狀況的評估，指出試驗過程中擴大開放、風險測試還不夠，存在“大門開了，小門不開”的問題。也因此在未來的試驗中，擴大開放將有更大力度的實踐。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申報方案的中西地區省市中，不乏有一些開放度較高、人口超過千萬的大城市，已具備構建內陸開放新高地的基礎條件。

　　據商務部國家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杜國臣給出的一組關於內陸開放基本情況的數據，包括成都等在內的15個副省級城市裏，在多個經濟指標上表現並不差，尤其是一些開放型經濟的發展水準上，有一些城市有非常好的基礎。

　　思維之辯:內陸自貿區更需要創新思維

　　那麼，內陸自貿區模式應該怎麼選?

　　“港口城市適合選出口導向加自由貿易港，再搞點出口加工包裝倉儲等。”林桂軍説，對於內陸地區，還是要以創新為導向的。“內陸地區適合創新，因為沒有地理上的優勢。”

　　實際上，模式創新已經在這場國家試驗中顯現出一定成果。據上海自貿區相關負責人透露，商事登記制度改革中的創新曾一度引發轟動效應。到目前為止，上海自貿區引進企業方面創了“歷史奇跡”。

　　張建平也同樣認為，除了轉變政府職能、擴大服務業的開放和推進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創新金融和海關的監管模式等“規定動作”之外，“內陸地區一定要創新觀念，創新體制，創新機制，創新管理模式。”他表示，“有了自貿試驗區，也就意味著大量資本集聚，那麼一定要朝著創業和創新的方向去發展，設立一系列新的體制機制，把自貿區平臺與雙創平臺的優勢疊加起來，使得這些自貿試驗區真正成為‘一帶一路’建設上的重要平臺，重要的引擎和增長點。”

　　持同樣觀點的還有中科院教授、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副理事長呂本富。“創新才是一個地區發展的內生動力，只有這個地區有自己的品牌、長久的內生動力，它的經濟增長才是可持續的。”他直言，“從這個角度説，我們看創新，現在北京是絕對第一的，第二是深圳;第三應該是杭州，第四，成都也不錯。”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中西部特大城市，目前成都的雙創氛圍已經排在全國前列。

　　要創新就一定需要以人才為核心，人才的積累也是一個需要克服的難點。

　　“將來，自貿區政策應該在如何能引進科教資源、人才資源上做文章，這可能比單純地引進商品資源更到位。”呂本富告訴記者，“但目前的自貿區建設，還沒有人做科教、人才的文章，怎麼把這種智力資源引來，發展內生式創新。我認為這是自貿區或者是下一個自貿區應該探討的重點。”

　　對於內陸自貿區的選擇，呂本富向《每日以經濟新聞》記者概述為“三江匯流”:第一是供給側改革;第二，結合這個地區的市場化創新機制，有當地的高校人力資源支撐的地方是我們可以考慮的。比如成都就有電子科技大學，人力資源水準高，那麼再加上自貿區，就可能會探索出一種新的發展模式。

　　實際上，以全球聞名的紐約市為例，其強大的金融中心地位，帶動了資源聚集和配置，使得像臉書、谷歌等一批起步于矽谷的企業，也把自己的全球中心或國際總部設立在紐約金融區，以便進一步與全球經濟融合。

　　而在城市建設方面，紐約長期以來只做兩件事，第一是建設更大的城市綠地和開放空間，能夠更好地吸引這些高素質的人才到紐約來過有品質的生活;第二則是建設大量文化中心，比如展覽館、博物館，還有高品質的餐館，用這種高端的服務貿易來進一步吸引高端人才的集聚，最後就形成了紐約獨特的競爭優勢。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也注意到，西部諸如成都這樣的城市，已經提出了要建設成為“宜居宜商宜業”的城市，並憑藉其良好的金融服務和鐵路、航空口岸優勢以及開放包容的創業環境，具有很強的人才吸引力和開放試驗條件。普華永道城鎮化與政府服務總監高駿傑也從第三方評估機構的角度指出，“這些條件可能會對內陸自貿區的建設有較大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