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年中，中國經濟走勢備受矚目。此前公佈的5月宏觀經濟數據顯示，儘管經濟形勢有企穩跡象，積極因素增多，但基礎依然不穩，下行壓力依舊較大。

　　6月27日，央行祭出“雙降”組合拳。央行宣佈，自28日起定向降準並同時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調整後，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下調0.25個百分點，分別至2%和4.85%。

　　值得注意的是，這是自央行2014年11月開通本輪降準降息通道以來，第四次降息、第三次降準。但罕見的是，這是時隔七年，央行再次選擇同步降息降準。“組合拳”背後究竟出於怎樣的考慮？

　　少見“組合拳” 意在穩增長

　　近兩周來，A股經歷了連續大跌，投資者信心受挫嚴重。因此，有觀點認為，“央媽”這次的舉動是為股市輸血，一時間“救市”之説大行其道。

　　分析人士指出，此時祭出降準降息大招，確實對於情緒面穩定市場信心有著一定作用，但是，也並不能將央行此次的舉動簡單理解為“救市”。

　　今年以來，央行多次綜合運用利率、存款準備金率等工具組合，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引導市場利率適當下行，降低社會融資成本。然而現實卻是，實際利率高於歷史平均水準。

　　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姚余棟在接受新華網採訪時明確指出，“此番‘組合拳’的根本目的確實仍舊在於解決三農企業和小微企業融資難的現狀，從而進一步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完善我國創業與創新的大環境。”

　　此外，瑞穗證券亞洲公司董事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認為，當前降準減息只因到了最佳時期。“借此管理層清理場外融資，防範股市風險之時，推出降息、降準不僅是貨幣政策在經濟低迷，通縮風險之下相機抉擇的重要表現，也能防止預期混亂、對場外配資清理等規範股市政策起到對衝之效。”

　　“此時降準降息一方面有助於穩增長，進而為企業盈利提供支援，降低泡沫，另一方面也能防範利空因素放大，對衝控制杠桿的負面衝擊，可謂一舉多得。”沈建光説。

　　為何數量型+價格型工具雙管齊下？

　　同一時日既降準又降息的情況可以説相當少見，那麼“央媽”這次為何如此放“大招”？

　　針對這一疑問，央行研究局局長陸磊認為，此次政策調整的基本特點，體現了數量型工具與價格型工具同步運用，總量性政策與結構性政策並舉，預調與微調兼顧。

　　“自6月28日起定向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基準利率，改變了以往交替運用數量型工具和價格型工具的操作方式，體現了對宏觀經濟運作和金融穩定的充分權衡。降息意味著總量性宏觀調控，而定向降準則是專門面向為‘三農’和小微企業提供服務的金融機構，針對國民經濟發展的薄弱環節，致力於結構優化。”陸磊説。

　　而對於此番為何選擇定向降準而非普降的疑惑，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分析稱，主要是因為當前總體流動性並不少，貨幣市場利率已經很低，當前的主要問題是長期融資利率依然處在高位。通過定向降準有利於更有針對性地引導資金流向特定領域。而且，存貸比取消對普遍降準也有一定替代作用。

　　陸磊亦表示，此次政策調整之所以並未普降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主要考慮是6月末預計銀行體系超額準備金保持在3萬億元左右，貨幣市場利率達到歷史低位。因此，更多地通過降低下調利率以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定向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以優化金融資源配置結構，是政策調整的重要出發點。

　　此外，陸磊還提示到，儘管定向降準和降息能通過增加金融體系流動性、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以實現經濟穩定運作，但仍然需要微觀審慎監管、金融業市場準入和直接投融資政策支援等一系列改革與發展舉措向配合，才能使我國融資結構更趨合理，金融部門效率持續提升，實體經濟健康發展。

　　時隔七年再度“雙降”有何不同？

　　遙想上次同日降準降息，還要追溯至2008年12月12日。彼時，正值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中國經濟亦難免受到衝擊。為應對經濟下滑，中國政府相繼推出了一系列促進經濟穩步增長的政策，央行在下半年共4次降息、5次降準。

　　而今，中國經濟再度面臨下行壓力，中國政府陸續出臺了一系列包括鼓勵消費、加速投資、穩定出口等政策，以助力經濟穩定在合理區間，為“促改革”贏取時間和空間。

　　乍看之下，兩次放“雙降”所處的經濟背景似乎頗為相似。不過，事實上，在經歷過金融危機洗禮後的中國經濟已然發生了巨大改變，早已不同往日。

　　沈建光分析，從經濟基本面來講，當前中國經濟已經步入“新常態”，相比于金融危機之前的高速增長，潛在增長率的下滑使得中國經濟增長放緩至中高速增長。與此同時，就業市場方面，劉易斯拐點的出現使得勞動力工資不斷上漲，對失業的擔憂並不緊迫，反而用工荒成為焦點，近幾年勞動力工資上漲與人民幣升值倒逼經濟結構轉型。

　　“總的來説，由於所處背景環境變化較大，新一屆政策思路在“穩增長”的同時，增加了調結構與消化前期刺激後遺症的任務，即在常規政策工具如降息、降準推出的同時，加大國內資産負債表的調整與通過一帶一路戰略促進國內過剩産能的轉移與加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沈建光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