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清動因是主動適應新常態的前提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秘書長　王一鳴

　　要主動適應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首先要弄清楚形成這一歷史階段的主要動因。這需要從世界經濟發展週期和我國經濟發展條件的變化中來把握。

　　從國際形勢看，我國經濟發展向新常態轉換，與世界經濟發展週期變化密不可分。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到2007年，世界經濟經歷了一個被人們稱為“大穩定”的時期，世界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低通脹率與低失業率並存，經濟週期波動特徵明顯弱化。但經濟繁榮也不斷積累著矛盾和問題，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使世界經濟發生了嚴重衰退，對我國也産生了重大影響。國際金融危機前，國際市場空間擴張很快，出口是拉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動能，2001—2007年我國外貿出口年均增長21.6%。但危機發生後，全球總需求不振，國際分工體系調整，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加之我國低成本比較優勢發生轉化，外部需求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減弱。今後一個時期，世界經濟仍將處於修復階段，低增長狀態常態化，將對我國外貿和投資産生影響。儘管如此，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特別是隨著綜合國力提升和對外經濟規模擴大，我國與世界經濟互動關係正在深化，高水準引進來與大規模走出去同步發生，出口競爭優勢依然存在。只要我們順應世界發展大勢，加緊培育新的比較優勢，就能繼續發揮出口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作用。

　　從根本上看，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是內部發展條件變化的結果。近年來，在週期性因素和結構性因素相互作用下，我國經濟增長髮生了階段性變化。2007年以來，季度同比增速從2007年2季度的14.2%回落到2014年3季度的7.3%，呈現持續放緩態勢。我國經濟已經由過去兩位數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從表像上看，經濟發展新常態是經濟增長減速和換擋，但本質上是經濟結構重構和增長動力重塑的過程。

　　一是需求條件發生深刻變化。傳統産業供大於求，産能嚴重過剩，投資擴張空間縮小，投資增長明顯放緩；吃穿用消費需求基本滿足，商品需求呈現多層次特徵，服務消費逐步興起，模倣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與此同時，新興産業處於孕育期，新技術、新産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對創新投融資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保證産品品質安全、通過創新供給激活需求的重要性顯著上升。

　　二是供給條件發生深刻變化。隨著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開始減少，人口撫養比逐步提高，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儲蓄率和投資率逐步下降，勞動和資本投入增長放慢，潛在增長率趨於下降，支撐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已經由生産要素大規模高強度投入轉向創新驅動，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品質和技術進步，要求我們將創新和人力資本投資作為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三是市場條件發生深刻變化。過去供給不足長期困擾我們，經濟增長主要靠數量擴張，市場競爭主要是價格競爭。現在總體供大於求，經濟增長轉向數量擴張和品質提升並存，市場競爭轉向品質技術品牌服務競爭，新興産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要求我們放寬市場準入，激發市場活力，強化市場競爭，倒逼企業創新，加快産業結構優化升級，提升産業價值鏈和産品附加值，推動産業向中高端邁進。

　　四是體制條件發生深刻變化。隨著市場化程度提高，市場主體加快發育，市場機製作用不斷增強，資源配置方式深刻變化，要求我們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多運用間接調控手段，只要經濟運作保持在合理區間，就要穩定宏觀政策，穩定市場主體預期和信心，鼓勵市場主體在試錯中探索方向，在競爭中創新發展。

　　此外，新常態形成也與資源環境約束強化和經濟增速放緩後深層次矛盾凸顯有關。過去資源環境迴旋餘地較大，但經濟規模擴大後能源資源消耗增加，資源環境硬約束逐步強化，要求我們必須推動經濟發展向綠色低碳迴圈轉換。經濟增速放緩後，産能過剩行業、地方融資平臺、房地産和金融領域的潛在風險“水落石出”，各類隱性風險逐步顯性化，要求我們必須標本兼治、對症下藥，建立健全化解各類風險的體制機制。

    新常態孕育經濟轉型發展的重要機遇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　劉元春

　　進入新常態，新問題新矛盾新挑戰凸顯，但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面臨著轉型發展的重大機遇。

　　改革發展共識已經形成。這次國際金融危機深刻暴露了世界經濟存在的重大結構性問題，也宣告了我國以高投資為主要特徵的增長模式走到了盡頭。近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速放緩，部分行業産能過剩嚴重，一些企業經營效益惡化，經濟運作潛在風險加大，都不同程度反映了以往中國經濟增長所依賴的“全球化紅利”、“工業化紅利”、“人口紅利”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新常態下，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既是重塑中國經濟動力的關鍵所在，也是從上到下最廣泛的發展共識。這就為我們主動適應並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提供了認識基礎。

　　大國經濟效應正在凸顯。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速雖在放緩，但經濟運作更加穩健。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需求已經成為世界需求最為重要的因素，大國經濟效應全面顯現。一是規模效應正在顯現，儘管生産成本不斷上升，但由於生産效率持續提升，中國在世界市場的份額保持穩定。二是消費結構正在升級，近年來中國消費規模以年均13%的速度增長，需求擴張使中國採購成為世界經濟穩定的核心因素。三是內外貿一體化發展，中國的“世界工廠”與中國的“世界市場”正在對接，使中國經濟的穩定性和抵抗世界經濟波動的能力大幅增強。

　　中國經濟升級版正在孕育之中。進入新常態，在市場、技術、人力等多因素約束下，中國經濟升級版的雛形開始顯現。從産業看，隨著收入增加，我國消費結構出現顯著變化，正在由過去以吃穿住行為主向以高端製成品和服務消費為主轉變。與此相適應，産業結構重心開始由製造業轉向服務業，過去勞動密集型産業比重降低，知識與技術密集型産業比重迅速增長。從區域看，中西部仍處於工業化中期階段，不僅為東部産業升級提供了騰挪空間，也為加快自身發展提供了契機。中國經濟發展仍具有巨大的韌性、潛力和迴旋餘地。

　　人口和技術新紅利蓄勢待發。近年來，我國老齡化趨勢明顯加快，意味著傳統的人口紅利開始消退，一些地方“招工難”、“用工貴”現象頻現。與此同時，大學生就業難問題凸顯。這一方面給社會造成了壓力，另一方面也説明我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力資本儲備豐富，正在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此外，從衡量一個國家技術創新的各項指標看，2013年中國科研經費投入進入高速增長階段，專利申請達到82萬多件，居世界第一；技術市場活躍程度大幅度提升；高技術産品出口大幅增加，總額達到6603億美元，佔出口總額的比重接近30%。這充分説明，“中國製造”正在加速向“中國創造”轉變，以人才和科技創新為核心的新紅利正在形成。

　　世界發展格局正在加速重構。伴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全面提升，後國際金融危機時代的全球經濟格局新變化給中國對外開放和全球佈局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一是“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2014年對外投資突破1000億美元；二是加快建設區域性自由貿易區，中國擴大開放産生的板塊效應進一步強化；三是以“一帶一路”為核心的空間戰略與開放戰略全面對接，新的國際合作格局正在形成；四是金磚銀行、亞洲基礎設施銀行、絲路基金等國際金融機構啟動，正在打破歐美一統的國際金融格局，中國資源配置的空間大大拓展。

    準確把握速度、結構與動力轉換的關係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郭克莎

　　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基本特徵是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深入認識這三者的內涵及相互關係，是我們全面理解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要基礎，也是我們主動適應新常態的基本要求。一般來説，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相互影響。經濟增速的變化是主要動因，能夠直接影響到結構、動力的改變，如果沒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經濟增長速度，結構優化升級、新的動力機制重塑都要受到制約。但同時，結構優化、動力轉換也會反作用於經濟增速，決定著經濟能否保持中高速增長，並向中高端發展。

　　從速度看，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是進入新常態的起點和動因。短短幾年時間，我國經濟增速由10%以上回落到7.5%左右，既有國際環境的影響，也有國內發展階段轉變的因素，是我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後經濟發展條件變化的結果，符合多數國家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從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情況看，中高速增長的範圍大概為6%—8%。但對於我國經濟增速變化，人們認識存在著較大分歧。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大多數國家或地區在進入中高收入階段後，經濟增速的降幅平均達到50%，中國經濟未來幾年的增速要下降到5%左右。而5%左右已不是中高速增長，顯然也不是我們期望的新常態。如果速度不斷下滑或降幅過大，經濟社會運作會出現劇烈波動，結構調整優化、增長動力轉換的過程將受到明顯影響。事實上，我國作為一個每人平均收入仍較低的發展中大國，發展上具有較大的特殊性，消費釋放不足，發展差距較大，體制因素對經濟活力的制約仍較多，這些既是壓力又是動力，是可以拓展的增長空間，能增加未來發展的韌性、潛力和迴旋餘地。當前，只要我們堅定不移地深化改革開放，促進城鄉、區域、國際國內協調發展，發現和培育形成一批新的增長點和增長帶，完全有可能助推中長期經濟增長率提高。

　　從結構看，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是進入新常態的重要基礎。經濟增速下行會引起結構的變化，同時通過需求導向進一步加大對結構調整的壓力。但結構的有效調整既需要相對穩定的經濟增長，也需要比較完善的市場機制。如果市場作用受到體制因素的制約，結構優化升級的進展將比較緩慢。在這種情況下，因資源配置格局和效率沒有明顯改善，就會導致供給被動地適應需求，經濟增速則可能持續下滑。因此，結構調整優化是一項系統工程，不能單兵突進，必須通過深化改革真正加強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近兩年來，在全面深化改革推動下，我國居民消費潛力不斷釋放，消費需求拉動力明顯增強；服務業尤其是生産性服務業加速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大幅提升；新的科技成果、商業模式得到廣泛應用，新興産業、新興業態持續增長，傳統産業、傳統工藝改造升級加快，産品和服務的品質不斷提高、品種不斷豐富。這些將使新的生産能力大範圍、多層次替代舊的生産能力，使新的增長機制逐漸替代舊的增長格局，使供給發揮引導、激發、帶動需求的作用，從而使資源配置效率得到較大改進，促進經濟增速穩定和回升。

　　從動力看，經濟發展由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是進入新常態的必要條件。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最主要原因就是資本、勞動、土地等要素投入的驅動作用下降，資源環境的約束增強。因此，在這個階段，如果創新驅動的作用不能較快提升，經濟增速將面臨持續下滑的風險。創新驅動是廣義和綜合的，從理論上講就是全要素生産率的提高，即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上升，減弱要素投入增速下降的影響。因此，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我國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的主要路徑是：通過深化改革和體制機制創新，拓展市場配置資源的廣度和深度，促進企業制度創新、科技創新、管理創新、市場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形成綠色低碳迴圈發展新方式，提高經濟增長的品質和效益。可以預見，在創新驅動下，我國經濟會在更高層次上平穩較快發展。

    主動適應新常態要有新思路

    ■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　王曉東

　　能否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一個關鍵性因素就是要確立新思路。

　　新思路來自對中央決策的緊跟和深跟。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是中央深入分析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徵作出的戰略判斷，明確了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任務、方向、路徑。這一判斷本身就是重要的思維創新，要全面認識和準確把握其豐富內涵，必須切實把思想認識統一到黨中央的戰略部署上來，扭轉已經過時、不再管用、不利於發展的工作方式和方法。過去衡量一個地方的發展，增長速度快、生産總值高可説是最重要的評判標準。但在新常態下，我們要的是有品質、有效益、可持續的發展，不再單純以發展速度論英雄。只要經濟運作在合理區間，就要保持平常心，保證決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過去強調穩增長，往往只有擴投資這條路徑，習慣於鋪攤子、上項目，速度一降就“大水漫灌”短期刺激，速度暫時上去了，但治標不治本，表像問題解決了，深層問題卻積累了；顯性的難題化解了，隱性的風險卻浮現了。而在新常態下，穩增長更多地要靠釋放改革紅利、激發市場活力來實現，關鍵是保持穩增長與調結構之間的平衡，將更多精力放在提高發展的品質和效益上，降低經濟發展的風險。

　　新思路來自對發展規律的掌握和把握。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複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增長速度由高速轉向中高速，發展方式由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品質效益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適應這一新趨勢，我們既要著力穩增長、保就業、防風險，更要主動調結構、促改革、轉方式。特別是在新常態下，創新驅動將佔據經濟增長的核心位置，成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破解經濟發展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和活力的根本措施。面對新常態，各地要找準比較優勢，確定創新驅動發力點，避免同質化競爭。湖北創新資源富集，科教優勢相對突出，因此要在深化科技改革上先人一步，加快建立市場為導向、企業為主體、産學研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讓機構、人才、裝置、資金、項目活躍起來，著力推動經濟走上創新驅動的內生增長軌道。

　　新思路來自實踐工作中的創新和創造。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但各地發展極不平衡，差異很大。因此，主動適應新常態，既要強調同一性，也要尊重差異性，既要與中央決策部署保持高度一致，又要積極鼓勵各地根據實際確定發展目標，開拓進取，主動作為，大膽突破。不同區域，經濟的潛在增長率、結構調整的空間和創新發展的驅動力不盡一致，不能要求各地整齊劃一、齊步邁進。有的地方發展目標可以高一些，有的地方就可能會低一些。在保證品質效益的前提下，應鼓勵有條件的地方發展得快一點，為服務全國大局之“穩”作出更多貢獻。同樣，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也要推動改革的頂層設計和基層創造良性互動，賦予地方改革試驗權，鼓勵不同區域的差異化試點。總之，在新常態下謀劃改革發展，要求我們既要吃透中央精神，領會改革頂層設計的戰略意圖，保證改革不走樣，又要堅持從實際出發，創造微觀搞活的小氣候，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創新活力。只有這樣，改革發展才有源頭活水，才能沿著正確道路闊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