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全面開放農民工落戶城鎮限制是件好事。與此同時記者調查發現，絕大部分農民工在選擇是否進城落戶時都非常關注社會福利的改善。

　　“落戶城鎮，福利保障會有變化嗎？沒有實在的內容，為何非要農轉非？”

　　11月20日，記者來到享有“中國酒谷”之稱的我國首個白酒加工配套産業園——四川瀘州酒業集中發展區，農民工楊麗在談及落戶城鎮的問題上，發出疑問。

　　自7月30日國家提出“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以來，全國各地相繼出臺了本地的戶籍制度改革意見。11月3日，四川省政府第65次常務會議審議通過的《四川省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實施方案》明確，21市州中除嚴格控製成都市人口規模外，其餘全面放開城鎮落戶限制，讓更多有能力在城鎮就業、安家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

　　但記者在調查採訪中了解到，不少農民工仍對於這一戶改政策“紅利”持觀望態度。

　　“落戶城鎮，有啥實惠？”

　　地處瀘州市江陽區黃艤鎮的瀘州酒業集中發展園區，集基礎酒釀造、灌裝生産、包裝材料供應、倉儲物流、有機原糧等6大主題園區于一體，年産值和服務性收入達350億元以上，帶動當地3萬餘人口就業，其中有近1.8萬人來自農民工群體，他們中有園區建設産生的失地農民，也有附近村鎮的打工者。

　　26歲的楊麗是黃艤鎮盤龍灣村的失地農民，與父母一同在園區一家白酒外包裝廠打工已有兩年時間。她每天早晚乘坐公交車往返于家與園區，月收入差不多有2000元左右。

　　“要是落戶城鎮，會有啥實惠嗎？”聽説四川全面放開城鎮落戶限制，楊麗覺得這是好事情，作為失地農民，當地已為她購買了社保，自己只需要繳納少量費用即可享受養老保險。

　　楊麗對落戶城鎮的理解是，“把戶口登記到城裏，就能享受與城裏人同樣的福利”，如果是這樣，她認為那真是再好不過了。

　　幾乎所有農民工在落戶城鎮的問題上都會把焦點聚集在社會福利上。

　　在四川，成都的戶籍改革方案顯然是最具參照性意義的經驗。自2010年起，成都便宣佈徹底破除城鄉居民身份差異，推進戶籍、居住一元化管理，並在所有戶籍居民中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和福利的平等，最大限度縮小城鄉福利差距，與此相伴隨的是成都每年數百億的配套資金。但就目前而言，四川其餘城市還未就戶籍放開後涉及公共福利方面的問題推出具體的操作性方案。

　　“從農村人變成城裏人，總要享受城裏人的同等福利才行，要不為啥一定要‘農轉非’？”楊麗説，戶口在哪登記並不重要，落戶城鎮的“好處”才是她最關心的。

　　“説故土難離是假，不敢離才是真！”

　　與楊麗的“失地”處境不同，對於胡定輝、王華軍等“有地一族”的農民工而言，土地是一個關鍵的保障。儘管四川省的戶改方案中明確提出“要切實保障農業轉移人口及其常住人口合法權益，不以退出農村‘三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 )作為農民進城落戶的條件”，卻依舊難以消除農民工對於土地問題的顧慮。

　　胡定輝今年50歲，家住黃艤鎮中心村，早年一直外出務工，直至酒業園區建成後返鄉就業，目前兒子已經在城裏娶妻成家，他便和老伴在村裏照顧年邁父親，農忙時回家種地，農閒時到酒業園區掙工資。近幾年兒子總是提起接老兩口進城生活的事情，但每一次都被胡定輝拒絕。

　　“我們老兩口就能出點苦力，沒啥技術，到城裏的話這幾年還好，年紀大了給孩子添負擔！”胡定輝其實是緊張自己的土地，他擔心全家要都進城，土地始終是問題。“你不種地了，國家最終還是要對土地有個説法，萬一收回去了老兩口咋辦？”他從心裏認為，過日子留個退路沒有錯。

　　“有時候説是故土難離，其實更是故土不敢離！”

　　王華軍也是黃艤鎮羅灣村村民，採訪他時，正是他到就業園區工作的第三天。他剛從外地打工回來，暫時在園區打工觀望。“王華軍30歲出頭，把10歲兒子送進城裏學校接受更好的教育一直是他的心願，落戶城鎮正是他所需要的。

　　但是，他認為，把戶口登記從村裏轉到城市，對於農民其實並不簡單，要考慮的事情太多。王華軍説，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在外打工這麼多年，就算錢不好掙，也感覺心裏踏實，再難地裏面也能賺出口糧錢，至少吃不用愁。

　　“國家政策説保我們的地，地方卻還沒説清楚這個事，我們還得觀望一下再説。”

　　一個農民工市民化需投入5萬餘元

　　戶籍改革研究者、成都市社科院原副院長陳家澤表示，戶籍制度改革難點在於附加在戶籍之上的諸多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等配套制度的改革，這一點決定著整個制度改革的品質。

　　此前，在陳家澤和其團隊的“四川省農民工市民化配套政策研究”中，對戶籍改革所需的財政資金進行過計算。以四川樂山為例，每增加一個城鎮戶籍人口所需要的財政支出的增量近5.8萬，這一數據在成都市還會翻倍。

　　據他粗略估計，四川省農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費用大概在5.25萬元/人，若從長久著眼需要投入的資金巨大。

　　陳家澤認為，做好農民工落戶城鎮的社會公共配套服務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撐，這對於政府而言是考驗，如何落實成本分擔很重要，政府也需要量力而行。對於土地問題，他表示必須全面推開土地制度改革，要保障農民土地財産權益，讓他們的土地財産可流動和交易，以保證能夠支付保障性住房費用等進城生活的基礎開支。

　　政策應拿出更多實在的誠意

　　“農民工看待問題的方式很簡單，必須有現實看見的利益他們才會做出選擇。”

　　瀘州酒業集中發展區工會辦公室主任鄧朝耘告訴記者，在他長期和農民工打交道的過程中發現，城市裏打工賺錢機會多，這吸引著越來越多的農民走出鄉村進入城市，但他們真正“安家”于城市，成本非常高昂，農民工自己會算賬。“現在農民工在城裏還是很難紮根落腳，這與農村自給自足的生活相比，成本不具優勢。”

　　“城市資源已經處於緊張狀態，農民工生存手段相對較為單一，在激烈的城市競爭中處於劣勢。”西南政法大學教授李韌認為，戶籍改革的意義十分重大，但新型城鎮化建設應該是在消除農村與城市之間壁壘的基礎上進行，在一點上，無論是在保住農民土地的問題上，還是在均等化的社會保障制度上，政策都要拿出誠意，才能實現農民工落戶城鎮後的真正融合。

　　採訪中記者還了解到，目前四川省戶籍制度改革方向已定，各市州也在借鑒現有經驗的基礎上探索符合本地情況的改革方案，針對社會保障和農民工土地的相關操作層面問題還亟待進一步明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