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三季度中國經濟數據公佈後，國內學界對中國經濟未來走勢的看法産生了分歧，畢竟7.3%的增速是近年來最低的，這加劇了部分學者對中國經濟將繼續下行的擔憂。同時也有專家認為，從結構調整、發展方式轉變的角度來看，這個數字還是比較樂觀的。

　　在日前舉行的第23屆中外管理官産學懇談會和2014金融街(6.35, -0.04, -0.63%)論壇上，第九、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分別就當前以及今後中國經濟形勢做了分析。

　　成思危：政府不會允許房地産崩盤

　　成思危在演講中指出，雖然中國經濟面臨下行的風險，但是只要轉變GDP崇拜、認真地進行金融改革、真正實現從投資拉動經濟向消費拉動經濟轉變，最後利用資訊技術革命的機會來改造企業，推動各項改革，未來10年中國經濟依然可以保持7%到8%的中高速經濟增長。

　　成思危認為，中國的經濟週期大概是10年，在過去的10年中，中國的平均年增長率是10.3%、10.4%左右。從2013年開始，中國的經濟增速是7.3%，事實上2012年的時候已經減緩到了7.6%。今年前三季度的增速分別是7.4%、7.5%以及7.3%，所以，顯然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放緩了。“但是另一方面，我覺得這不值得過度擔憂，因為我們開啟了改革的進程，所有的這些改革都是為了經濟可持續在做的改革。如果認真貫徹三中全會決定，下大力量做好經濟轉型的話，我們還是有希望在這個10年裏保持7%到8%這樣一個中高速的增長。”

　　成思危指出，在這個週期內，中國要保持7%到8%的經濟增長速度，需要處理好幾個問題。

　　首先要消除對GDP的崇拜，改變過去一味仰賴投資拉動GDP增長的方式，提高經濟發展品質，消除GDP當中的水分。他説：“多年以來，GDP就代表政績，GDP是官員非常關心的事情，而投資是最容易拉動GDP的，這種拉動長期下來有問題。”

　　他舉例説，2008年，政府推出4萬億投資刺激計劃後，當年經濟增長達到了9%以上，同時壞債也等比的增加了，而且帶來一大堆問題，諸如過剩的生産能力、庫存的積壓、環境問題、地方政府債務等，2011年通貨膨脹達到了最高的5.4%，最後出現資産泡沫。“當年住房銷售增加，房價增長過快，這些問題都是由於過度投資帶來的。”

　　成思危認為，過度投資造成GDP灌水，體現在幾方面。一個是“豆腐渣工程”，項目品質差，差的項目做上去以後就把GDP給衝高了，因為做得不好你又把它拆掉再做，然後GDP又增高了。二是有一些項目，通過投資你好像把GDP給做大了，但是等到項目做完了以後，你其實沒有辦法真正用得上，因為有各式各樣的一些財務問題讓他們無法運營，有技術問題讓他們沒有辦法使用等等。當然，你項目做了你是把GDP給做大了，但是地方政府必須要對這個項目的後期運營去提供資金的補助補貼，所以這些都把它算到了GDP當中。比如有一些地方建地鐵，地鐵本來是為了方便人們生活，但是幾十個城市都建地鐵，有些城市建成以後不但不會起到便民的作用，反而會成為財政包袱。

　　“靠投資拉動GDP像抽鴉片一樣，為什麼？因為靠投資拉動GDP，假如有10%水分，今年投了1000億，其中有100億不能再發揮作用了，明年怎麼辦？要保持同樣的增速，就要投1100億，這樣投資增速逐年增加。”成思危對此做出形象描述。

　　所以，我認為，第一，不能過度依賴投資拉動經濟。國務院發文也推出要進一步促進消費，讓人民群眾能消費。第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讓人民群眾敢消費。第三，提供適銷對路的産品，讓人民群眾願意消費。

　　談到當前金融遇到的問題，成思危認為，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房地産，二是地方政府債務。“這兩部分加起來佔到銀行貸款的50%-60%，如果這兩部分出問題，那麼可能就影響很大。”

　　地方政府的債務在2010年中期的時候，根據我們的研究，已經達到了10.7萬億，但是，去年根據財政部的估算，地方政府債務的總量已經達到了20萬億人民幣。地方政府債務問題中央已經做出了決定，允許地方政府發債，通過借新債還老債辦法慢慢消除，不是短時間可以完成的。

　　對於房地産問題，成思危表示，中國的房地産不會崩盤，這點是肯定的。當期的房地産進入了調整期，這個調整期大概是兩年左右。從長遠來看，房地産價格還是上漲的。

　　他解釋説，中國仍然處在城鎮化過程中，需求在那裏。“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率只有52%。如果每年增長1%，每年1100萬農村人口要流向城市；每年700萬大學生畢業，他們要工作、結婚；還有相當數量的家庭要改善住房。”

　　由於前段時間房價上漲較快，中國房地産出現兩種不同情況，對於不同的城市要採取不同的措施。一種情況像北京、上海這類地方，需求還是存在的，一旦房價下降馬上就會釋放出來，最近北京二手房交易量就已上漲。對於這類地區，一線的房子還要限購，抑制需求，增加適合的供應。另一類是一些二、三線城市，開發過度、供過於求，對於這類城市要採取取消限購，鼓勵周圍農民和老百姓進城買房的辦法，逐步消化存量。

　　成思危進一步指出，有一點可以肯定，中國政府不會允許房地産崩盤。“因為一旦房地産崩盤會帶來諸多問題，房地産聯繫到60多個行業，鋼鐵、木材等等，現在房子需求減少，鋼鐵賣成白菜價，對國民經濟有相當大的影響。”

　　另一方面，現在房地産貸款在銀行大概佔銀行30%，房地産出問題銀行就要出問題。此外，房地産價格下跌的話，老百姓財富就會縮水。“買房是總資産，向銀行貸款是負債，凈資産是總資産減負債。每個月交月供以後負債逐步減少，凈資産增加，交完之後，凈資産等於房子價格。所以一旦房價下來，房價增長速度高於銀行利息，凈資産增加，如果房價增長低於銀行利息，凈資産縮水。如果真的房地産崩盤，中國80%的居民財富都會損失，政府是希望抑制房價的過快增長，但是並不希望房地産崩盤。”

　　從長遠來看，房地産價格總是上漲。美國近百年來儘管經歷了次貸危機，房價年增長率3%。“我計算了一下，中國從2000年到2013年，全國房價年增長率是8.6%，通過兩年調整期要達到三個目的。”

　　第一是供求關係比較平衡。第二是抑制房價過快增長。“就是比CPI可能高一點，因為勞動力價格、生産資料價格長遠來看會漲。”第三是在這個過程中將會出現一批實力差的開發商被淘汰，這樣房地産産業更健康。

　　成思危警告銀行要注意金融風險，他説：“我專門問過工商銀行(3.57, 0.00, 0.00%)，他們説銀行貸款中房地産(9.40, -0.05, -0.53%)貸款佔1/3，30%左右，其中個人住房貸款25%到26%。個人貸款是優質貸款，一般情況下除非他失業了或者企業破産了才會斷供，所以一般自己住。開發商貸款佔銀行貸款的1/4左右，工行的1/5。開發商資金來源中39%是自有資金，31%是預交款，客戶購房預付款，真正向銀行貸就30%。這個數對大的開發商來説即使房價下行，不會傷害，對小開發商有問題。”

　　“我希望兩年調整期使房地産恢復到比較正常狀態，城鎮化過程能夠不斷健康發展。”

　　成思危最後強調，中國經濟要想保持高速增長不能靠房地産，要靠傳統産業，要搞創新。

　　他説，第一次工業革命是蒸汽機引導的機械化革命，第二次是電力引導的電氣化革命，第三次工業革命是電網和網際網路引導的資訊革命，移動網際網路、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等等新的東西層出不窮。“網際網路的出現使得資訊技術革命跟前兩次革命一樣，最終必然要進到各行各業，要進到千家萬戶。企業要抓緊商機，抓緊資訊技術在各行各業中的應用，包括現在傳統的製造業。”

　　吳敬璉：降低債務杠桿率化解金融風險刻不容緩

　　吳敬璉在演講中強調，目前我國的國家資産負債表的杠桿率過高，風險正在加速積累，隱含著出現系統性危機的可能性。化解危機最好的辦法就是在儘量不出現系統性危機的前提之下，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促進效率的提高和結構的優化。

　　吳敬璉指出，十八大，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的改革和發展都取得了很多的成績。但同時，經濟還面臨著許多挑戰。比如，資源短缺、環境惡化、經濟進入下行通道、GDP增長乏力、産能過剩、市場疲軟、部分企業因銷售不暢資金緊張，甚至發生了企業償債危機等。

　　吳敬璉分析道，這些問題在宏觀經濟中集中表現就是國家資産負債表中的杠桿率太高，即負債率太高，風險正在加速積累，隱含著出現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怎麼來應對這個風險，特別是金融風險，就成為朝野關注的問題。”

　　學界和業界就此提出兩種基本的處理方法：

　　第一種辦法是採取強刺激政策，放鬆銀根，增加投資，拉動GDP的增長速度。

　　吳敬璉認為，採取這種辦法雖然能夠在短期內提升經濟增長率，解除一些企業的經營困難，使得投資者取得高回報。但是，用對企業進行補貼或加大投資的辦法來支援較高的增長率，將妨礙效率的提高。“因為得到了政府和社會的補貼後，反倒會減弱企業提高效率的壓力，麻痹企業在這方面做出的努力。結構優化也會受到影響。”

　　他指出，我國國民經濟結構中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投資率居高不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的注入，而不是效率的提高。也就是説經濟發展的轉型，從粗放式的，主要依靠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主要靠效率提高支撐的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會受到影響的。這樣的結果就會使得杠桿率進一步提高。“本來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去杠桿化，如果用注入大量資金的辦法來維持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就會使得資産負債表中的杠桿率進一步提高，風險進一步積累，發生系統性危機的可能性增大。”

　　“我本人傾向於採取第二種辦法。在控制系統性風險的條件之下，把主要的力量用來推進關鍵領域的改革，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促進效率的提高和結構的優化。”吳敬璉強調。

　　他稱，效率的提高和結構的優化從1995年第九個“五年計劃”就提出來，但是過去一段時間，調結構主要由行政機關來主導，而不是靠比較完善的市場，所以見效不大。“我們如果能夠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進全面深化改革上，那麼提高效率和優化結構就會有更切實的保證。”

　　吳敬璉指出，這兩種辦法在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都在用。但是，從現在的情況看，第一種辦法是失靈的。

　　他舉例説，拿今年來説，雖然領導層已經明確表示，中國不會採取強刺激的辦法來拉升GDP的增長率。但實際從今年二季度以來，刺激的強度並不小，可是效果並不明顯。“從2009年以來，投資拉動起作用的時效越來越短。2009年的4萬億投資和10萬億貸款至少維持了兩個季度10%以上的增長率，然後逐步下降。但是經過兩年，經濟增長掉到了8%以下。最近三年幾次啟動的刺激時效越來越短。這意味著投資報酬遞減的規律已經明顯的顯現，所以想依靠這種辦法看來是沒有太大希望的。”

　　另外一種改革的方法雖然最終可以提高效率，優化結構，從根本上解決經濟中的問題，但是也有壞處。“它的壞處是，在採取這種措施的過程中，GDP的增長率在一段時間可能會下降到7%左右，甚至更低。但是領導人已經多次説過，不能以GDP論英雄，保就業、保民生才是最重要的，而要保就業、保民生的關鍵在於效率的提高。”

　　怎麼才能提高效率？吳敬璉認為，只有通過改革，建立一個好的體制，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效率太低這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癥結性問題。“就像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講的，要建立一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讓市場能夠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只有效率得到了提高，勞動者的收入和消費才能夠得到較快的增加，中國的發展才能進入一個良性迴圈的軌道。”

　　針對人們普遍擔心的問題，比如，是否能夠在沒有採取大規模刺激，大量資金注入的情況下控制住金融風險？體制的進一步改革能否保證效率的提高，而效率的提高能否實現保就業、保民生的目標？

　　吳敬璉給出了肯定的答案。“我們的宏觀當局，不管是中央銀行還是財政部的領導都一再表示，現在的金融風險、高杠桿率的風險都是可控的。但是必須採取必要措施，使它逐步消除。”

　　他建議，可以採取以下一些辦法來堵塞漏洞，降低風險。

　　一是停止那種回報過低，或者沒有回報的無效投資。

　　二是停止對一些僵屍企業輸血。“日本之所以在1990年爆發了危機，一直沒有緩不過來，其中有一條教訓就是通過政府補貼、減稅或者用資金注入來維持那些僵屍企業生存。這種情況在中國也存在，使得我們資産負債表杠桿率提高。”

　　三是動用國有資本償還政府的或有負債。現在最大的一筆或有負債就是社會保障基金的缺口。雖然當期沒有，但從中長期看，這個缺口不但有，而且不小。對於這個負債，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做出明確規定，就是要撥付國有資本去充實社會保障基金。我們應該做這件事，以降低資産負債表的風險。

　　四是對於資不抵債的企業要實施清盤或者破産重整。

　　五是要盤活由於粗放增長方式造成的死資産存量。財政部最近要求各個地方對國有的死資産的存量設法盤活，如果能夠把其中一部分盤活，那麼可以大幅度的降低資産負債表的風險。

　　最後，再輔之以一些靈活的財政貨幣政策。

　　吳敬璉指出，總的趨勢來説，中國的杠桿率還太高，今後應該是一個去杠桿的過程。但是在不同的時間，比如説，可能觸發系統性風險的時候，必須就要注入流動性了。“這兩方面的措施配合起來，我們完全有可能把系統性風險的發生控制在一個可控的範圍內。這樣使得我們有時間推進改革，能夠從根本上解決經濟中的問題。”

　　是不是推進改革一定能夠提高效率，從根本上解決現在面臨的各種各樣挑戰呢？吳敬璉説，我們最重要的目標是保就業、保民生。從最近三年的情況看，雖然GDP增長率在下臺階，從2011年的9.2%，到2012年的7.8%，再到2013年的7.7%，最後到今年三季度的7.3%，但是就業的情況良好。“去年我們預期要爭取的城鎮新增就業的目標是900萬人，執行的結果是新增就業1310萬，原來的任務超額45%完成了。今年前三季度的情況比去年還好一些，所以使得我國登記的失業率保持一個較低的水準上。這就證明了增長率和就業之間的關係不是線性的。”

　　他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第三産業，也就是服務業的發展速度加快，使得中國經濟增長率在下臺階的時候仍然能夠保證充分就業，改善就業結構。

　　“從‘十一五計劃’開始，國家就提出把發展各種各樣的服務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一個主要措施。但是‘十一五’期間的情況沒有多大變化。可是最近三年情況變了。前年服務業的增長也就是第三産業的增長速度第一次超過了第二産業。去年第二産業的總額就小于第三産業了，這種趨勢現在還在進行。”

　　為什麼之前的五年沒有發生變化，而在最近三年會發生這樣的變化？吳敬璉將其歸功於十八大前後，也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期間的兩項改革。

　　一項改革是從上海開始的“營改增”，營業稅改增值稅。財政部門來把這項改革放在減負項下，是一個減負的措施。“營改增”實施後，服務業分工的深化變得非常快速。“就拿網際網路商業來看，分化了多少個産業？增加了多少就業？”

　　另外一項改革是從深圳開始，後來擴展到廣東，本屆政府把它作為一個轉變政府職能很重要的舉措，就是工商登記的便利化，降低門檻。

　　實現了這一條以後，新註冊的工商戶的數量增加都是以百分之幾十的數量增加。“這些只是我們在全面深化改革序幕期間的牛刀小試，雖然不足以確立經濟的新常態，使得我國在增長速度降低以後效率得到提高。但是它至少表明一條，只要我們能夠堅定有序地推進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要求的全面深化改革，就一定能夠迎來中國經濟柳暗花明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