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引資“逼瘋”地方官員

　　為完成考核指標，只能謊報、虛報外資數據

　　“經濟增長和招商引資壓力太大，感覺有點剎不住車，整個人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西部地區的一個地級市副市長説。在抽空“接見”《經濟參考報》記者時，他正為招商引資的事忙得焦頭爛額。

　　“有時候為了守住底線，免不了跟老外拍桌子。”武漢市東湖開發區投資促進局副局長張甫東説，可是總拍桌子，招商指標上不去，考核掉鏈子怎麼辦？有時候感覺，跟外資之間就是一種對賭雙贏的關係。

　　隨著外部市場環境變化和自身經濟轉型要求凸顯，各地“招商引資”工作既要善於取捨、敢於拒絕，又要保住不斷增長的考核指標，往往陷入一種兩難境地；不少基層招商幹部吐槽“壓力山大”。

　　考核指標年年上漲外資數據只得摻假

　　“市裏每年都要求20%的合同外資增長目標，完不成任務開會總被點名，被罵得‘滿頭都是包’。”東部省份一個地市的商務局幹部向《經濟參考報》記者“吐槽”：招商引資不像企業生産那樣，具有一定連續性，每年1月1日，所有外資數據清零，全部從頭再來“前些年已經把基數做高了，如今還要求每年正增長，感覺壓力山大！”

　　受世界經濟形勢影響，近年來國際資本流動速度放緩，加上美日等發達經濟體致力於製造業回流，使我國吸引外資工作壓力倍增。

　　不少基層幹部反映，從內部環境來看，生産成本上升、內外資稅收政策並軌、環保要求提高、外企註冊審批手續繁瑣、部分優惠政策難以惠及外企等多重因素疊加，進一步加大了招商引資工作的難度。

　　一方面是招商引資難度提高，另一方面國內經濟轉型步伐加快，各地對“招商選資”的要求更加突出，繼續抬高了外資項目落地的門檻。

　　頂著這種壓力，去年南京拒絕了一個世界500強汽車製造項目。南京市投資促進委外資處副處長胡濱介紹，這家汽車企業原本計劃落地南京江寧，甚至承諾可將企業總部搬到南京。“這麼誘人的條件，要是以前一定就同意了。可現在江寧也算是主城區，從環保等角度看，不能再承載這麼大的汽車製造企業。”

　　隨著部分政策的調整，一些意想不到的新情況，也給基層招商幹部增添了壓力。東部某省商務廳的一名處級幹部説，今年各地開始實施工商登記制度改革，企業註冊資本由實繳制改為認繳制；“外商何時到資、分幾期到資，我們心裏完全沒底。”

　　這名幹部告訴記者，省裏要求今年實際到資增長目標是5%，廳裏面給的合同外資增長指標就變成了35%，説只有合同到資增幅足夠大，才能擠掉水分，對實際到資形成支撐力；“這簡直要把我們壓死了。”

　　在以“指標”為核心的政績考核體系下，一些地方政府甚至盲目提出過高外資指標和要求。基層招商部門為了完成任務，只能謊報、虛報外資數據。

　　一家銀行的負責人向記者透露，除了重復統計、擴大統計口徑等手段以外，還存在虛報的行為，即招商引資部門與企業表面達成協定，實現了“合同利用外資”，而“實際到位外資”並未發生。

　　招商市場競爭慘烈外企借機“漫天要價”

　　在吸引外資的比拼中，不僅有東南亞國家爭搶外資，還有兄弟省份的“慘烈競爭”。福建省晉江市投資促進局局長吳靖宇説：“有些外資企業很狡猾，往往利用地方招商心態，跑十幾個地方考察，將所有優惠政策疊加起來，回過頭再找你漫天要價。”

　　改革開放初期，各地對外資如饑似渴，“揀到碗裏都是菜”。東部省份一位基層幹部説，“30年前為了招商引資、給外商供地，我們連祖宗祠堂都願拆。”

　　伴隨著發展模式逐步轉型，我國的“引資優勢”已發生重大轉變。福建省商務廳外資管理處處長王明永説，過去依靠低成本和政策優惠，如今外資更多看重的是市場空間、産業配套和服務環境；“外資關注點的轉移，對招商幹部綜合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

　　“落後産能避之不及，好項目大家都想要；但在資源環境和政策條件上，地方政府可操作空間越來越小。想要‘挑肥揀瘦’，只能在招商技巧、服務水準上較勁。”吳靖宇説。

　　部分基層幹部反映，過去招商“靠展會、比人脈、拼酒量”，現在不僅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還必須具備産業梳理、技術前沿分析、市場前景預判和風險預測等多種綜合能力。

　　幾年前，東部某省費力引入了一個外資商貿物流項目，僅一期項目就佔地400多畝、投資額達到約4億美元。但由於商業模式脫離了地方産業實際，五、六年過去了，該項目卻未招來足夠商戶入駐，只能四處尋求資産重組。

　　“項目用地拿了，樓蓋起來了，但幾乎沒有産生稅收和經濟效益。”當地幹部認為，引進這樣的外資項目，實際上是對市場風險的一種誤判，白白浪費了地方的土地資源。

　　與“高素質”要求相對立的，是基層幹部在政策空間上的“無力感”。一位基層招商幹部告訴記者，國土部門的地價不能降；稅源上這兩年本身就緊張，稅務部門哪肯再減稅？鄉鎮徵地拆遷成本越來越高，一分錢都不能少。“只有招商部門最尷尬，談判過程中沒有任何議價權。”

　　部分基層幹部反映，在現行招商工作體制中，還存在部門分割、職能脫節的問題。産業政策、招商引資、企業運作等職能和資訊，分屬發改、商務、工信等部門，導致引資項目成功率低，難以實現“招商選資”的效益最大化。

　　外資結構轉型痛苦考核亟須“去GDP化”

　　近年來，國內經濟轉型升級步伐加快，“招商選資”已成為不少地區招商工作的基本準則。在江蘇蘇州，早在2012年就提出“穩量提質”的外資結構定位，要求“穩總量、調結構、拓空間”；當地甚至提出每年合同外資減少5億美元的“容忍度”。

　　“即便如此，在外資結構轉型期還是蠻痛苦的。一方面要調結構，同時還要完成穩增長的任務，尤其對蘇州這樣的城市來説，內部的壓力很大。”蘇州市商務局副局長劉爐坦言。

　　相關基層幹部建議，針對新形勢下引資工作重點的轉移，亟待建立更加科學的外資工作評價體系，推動招商引資考核重點“去GDP化”，從“規模和速度”逐步向“品質與效益”轉變。

　　首先，探索設計一個綜合評分體系，將外資項目的産業類型、技術含量、投資強度、稅收貢獻等指標，加以不同權重進行評分。

　　其次，整合多部門職能，建立聯合招商協調機制；強化對各地區産業發展狀況的梳理，對産業鏈缺失的關鍵環節、關鍵技術進行重點突破。

　　最後，對亟待引進的重點項目、龍頭企業，採取“一企一策”舉措，在考核評價體系中加大權重；實行招商引資業績評價的“精細化”管理。

　　劉爐認為，在兼顧引資規模的同時，應著重考量産業結構比重變化，優勢産業和優質項目的培育情況，二、三次産業內部結構優化情況，存量企業轉型發展和經濟貢獻情況，外資總部和功能延伸拓展情況，服務業開放創新情況等，逐步引導外資結構調整和轉型。

　　相關專業人士進一步建議，今後應著力弱化政府部門招商引資考核機制，強化其公共服務職能；重點加強與跨國公司在高新技術、戰略性新興産業、高端製造業及現代服務業上的合作升級；引導外資流向需要技術創新的行業和中西部地區，促進産業結構升級和區域發展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