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憧憬農貸“藍海” 農戶翹首標準化經營承包證

　　十八屆四中全會臨近，市場預期土地流轉制度改革有更深入的政策出臺。土地流轉制度改革試點區域範圍將在去年底28個地區的基礎上繼續擴大。

　　雖然目前的農村土地確權、流轉等機制還不完善，但農業企業和商業銀行等已經發現了土地流轉中存在的巨大商機。

　　不容忽視的問題是，能夠得到農業貸款的農業企業或個人仍是極少數。在流轉農民土地搞農業經營的案例中，如果沒有扶植政策、財政補貼和貸款支援，很難取得突出的經營收益。農村土地集中流轉，如果被鑽了空子，農民非但當不上股民、市民，領不到工資，反而可能會變成失地農民。

　　從民間借貸走向獲取銀行“活水”

　　“我們的利潤率可以達到20%。在銀行貸款支援下，今年的利潤率能達到30%。”齊齊哈爾市惠光農業開發集團（以下簡稱惠光集團）董事長侯成玉興奮地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政府現在支援村裏辦合作社，要求支部書記、村長必須一人帶一個合作社。我是支部書記。”

　　惠光集團由28家合作社組成，最初靠水利灌溉起家。目前集團有4個分公司，分別涉足水利灌溉（旱田、稻田）、米業、倉儲、肥業（測土施肥）等四個領域。惠光集團今年的流轉土地面積達到19萬畝，能夠生産8.4萬噸糧食，倉儲能力已經達到10萬噸。“明年我們計劃把流轉的土地擴大到50萬畝，對應的把倉儲能力提高到20萬噸。”侯成玉介紹。

　　資金充足，才能像侯成玉這樣有底氣。

　　惠光集團去年得到了浦發銀行的1000萬貸款支援。在加深了解的基礎上，浦發銀行後來又給9家合作社發放了4500萬元貸款。

　　“我們當時都不敢相信，沒有任何抵押銀行敢給我們貸款4500萬。以前，9個合作社經營12萬畝土地；有了這4500萬貸款，今年的經營面積達到了19萬畝，還添加了很多農機具。以前陳舊的農機具損失率達到10%，一畝地得浪費100斤糧食；今年買了1000萬元的農機具，問題迎刃而解，而且我們只出400萬元，國家補貼600萬元。”侯成玉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

　　侯成玉介紹，他在一個糧食展銷會上認識了浦發銀行某支行的副行長，這位行長説可以用房子、土地抵押做農業貸款。當侯成玉把集團旗下4家企業所有的相關手續都拿給行長看後，基於對企業盈利前景的信心，浦發銀行最終給了惠光集團1000萬元信用貸款——因為當時惠光集團的盈利有3000多萬元。

　　“銀行貸款月息是6.6厘，再加上2厘的擔保利息。這種利率，抵押貸款一般也拿不到。甚至比我們之前從信用社拿到的利息還低。”侯成玉非常高興。

　　回想最初，惠光集團靠的是5戶聯保和民間借貸解決資金問題。因為合作社是5家發起，每家可以貸5萬，通過5戶聯保最多能從信用社貸25萬。

　　“後期沒辦法，只能親戚朋友出面擔保，每個人貸5萬，集中起來用，利息和浦發現在的差不多，但是量小。”侯成玉介紹，“以前我們的民間借貸，利息最少1分5。最困難的時候，是去經銷商那裏賒化肥、種子、農藥。比如化肥，經銷商要多收200元/噸，再加上銀行利率賒給你。現在通過銀行貸款每噸直接就少花200元。種子用現錢買12元/斤，賒銷就要16元，到年底還得算利息。我算過賬，使用銀行貸款等於每畝地節省100元。相當於沒種地前就賺了100元。”侯成玉説。

　　惠光集團從浦發銀行得到的信用貸款主要用於流轉土地。惠光集團和農戶簽訂的土地流轉合同要向浦發銀行出示。錢付給農戶後，憑證也要給銀行看。

　　風險防範推動融資方式創新

　　銀行業的生存環境已不容樂觀：利率市場化逼迫銀行轉型；金融脫媒使得銀行信貸在社會總體融資規模中的比重逐步下降；民營資本對銀行業覬覦已久；網際網路金融也在蠶食銀行的“地盤”。

　　在上述背景下，農業貸款被不少銀行視作“藍海”，搶得先機者將搶佔市場。這恐怕就是浦發銀行敢於在齊齊哈爾惠光集團的土地證並不符合銀行要求的情況下，仍然敢於提供五千余萬元信用貸款的最大原因。

　　“對於農業貸款，從種植這塊講，我們希望首先要對土地確權，接下來是能夠流轉，使抵押物能夠變現，從而幫助銀行控制貸款風險。”浦發銀行齊齊哈爾分行負責人介紹。對於類似惠光集團信貸項目來説，浦發銀行總、分行看重的是原糧生産的全産業鏈，從種子、種植到原糧進庫，直到最後的原糧流通。

　　耕種對自然條件、時間節點等依賴比較大，任何一個環節配合不到位都可能影響耕作的下一個環節。鮑泓波介紹，浦發銀行首先關注的是企業經營是否覆蓋耕作全産業鏈；其次是農業企業的耕作規模；三是企業經營者的耕作經驗，特別是其在當地的威望。因為雖然每個人都可以拿著現錢去流轉土地，短期也許農民還願意，但如果一簽十多年、二十年，就不一定每個農民就同意。可以説，這也是銀行在把握風險時最看重的一點。

　　“由於惠光集團係全産業鏈經營，範圍覆蓋種子、農藥、農機具、倉儲，了解當地情況、了解農業生産經營特徵，因此能夠幫助銀行監督合作社的貸款資金流向，比如是否用來買種子、農藥，或是支付倉儲費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風險。而侯成玉作為村支書，在當地是很有威望的。”該負責人介紹。

　　他直言，如果一個企業沒有自己的種子、化肥、農藥、農機具、倉儲等，只能依靠市場化方式解決這些需求，風險就會增加。銀行的貸款也就沒那麼容易得到。所以，目前能夠得到農業貸款的企業並不多。

　　即便這樣，銀行在試行農業貸款時，還是面臨不小的風險。

　　像惠光集團這樣的企業用經營流轉權抵押貸款，假如貸款主體突然不想經營下去或是出現其他風險，銀行確實可以將流轉權收回來，但流轉依然是個難題，因為現在缺少標準化流轉流程。

　　“打個比方，我們買個房，到産權部門辦證，這就是確權。假如我再想做經營性貸款，可以到産權部門做抵押登記確認；還不上，銀行可以根據法律手段處置，從而控制風險。現在土地確權、流轉這方面機制還不完善。”浦發銀行齊齊哈爾分行負責人説，“不過目前國家在黑龍江試點，相關工作也正在推進。”

　　為了降低風險，銀行也引入了擔保機構。為惠光集團提供擔保的是黑龍江省財政廳直屬的政策性擔保公司，擔保額度能夠做到最大。一般的擔保公司，包括地方的政策性擔保公司，比如齊齊哈爾市的擔保公司，擔保額度是1500萬元。而省財政廳直屬的擔保公司註冊資本38億元，最大擔保額度能夠達到3.8億元。

　　浦發銀行還設置了原糧抵押這最後一道“保險”。即惠光集團、合作社、擔保公司等約定，等到糧食收下來後，必須直接送入惠光集團的倉庫監管，糧食優先銷售用以償還貸款本息後，多餘的糧食再由合作社成員開會決定如何處置，是銷售還是深加工，達成一致後執行。

　　據了解，已有多家商業銀行能夠提供農村土地流轉收益保證貸款。

　　“農村土地流轉收益保證貸款”，指的是在不改變土地農業用途、不附帶各種政策補貼的前提下，農戶或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受讓方，本著自願的原則，將土地承包經營權作為融資性擔保公司的反擔保措施，向金融機構提出貸款申請，由融資性擔保公司向金融機構提供保證擔保，由金融機構發放貸款的一種新型融資方式。

　　這種新的融資模式，讓過去農民擁有的“不動産”變成了如今的“活錢”，對於緩解農民融資擔保難確實意義重大。

　　加快流轉並明確監管準入

　　惠光集團董事長侯成玉介紹，龍江縣已經成立了土地確權機構，但還沒開展具體的確權工作，預計2015年正式開展。

　　“當時浦發銀行發貸款時曾問過我們有沒有土地使用權的證明，我們説沒有。浦發銀行到縣裏了解，也確實沒有機構做確權的事情。今年國家政策推出，各個縣都有了土地確權單位，政府牽頭給企業確權土地。我們流轉了老百姓的土地，憑收據、村裏的地塊證明等，政府給企業發證，確認對土地的經營權。再拿著這個證去銀行，就可以辦抵押了。代表所有權的土地證還是歸老百姓所有，在老百姓手裏。”侯成玉説。

　　目前企業是根據市場價流轉土地。市場價是根據糧食價格決定的。例如，去年糧食價格低一些，一畝水田的流轉價格是700元。今年糧食價格漲上去了，土地流轉價格也漲到800元。合同價格每年浮動。付款方式是通過信用社把錢劃給農民的糧補折賬戶。

　　農田集體耕種的規模效益也非常明顯。因為集體化耕種的種子、化肥、機械設備、加工等水準更高，品質也更好，相應的售價也提高。例如農民自己耕種，一畝地産量也就700多公斤，集體化種植則能達到900多公斤。

　　另外，規模化後還能得到很多政策扶植。

　　目前國家對農村土地流轉有兩種補貼。一種是補貼給土地所有者的，這個補貼企業拿不到，即便流轉了土地，補貼還是給農民；還有一種是企業流轉的土地達到一定規模，國家會提供糧補、油補和秋翻地補貼，這是誰種地補給誰。

　　在龍江縣，農民參與土地流轉的積極性也很高。例如一戶4口人的農戶，每人擁有15畝土地，一戶60畝。農民參與土地流轉，可以獲得兩方面收益：一方面是每畝地600元的流轉費，一戶一年僅此項收入就是3.6萬；二是流轉完土地後，還可以選擇一戶安排一個人來農業企業就業，每年（10個月）最低收入3.5萬。這兩項加起來，一個農戶一年就能收入7.1萬。如果再加上外出打工等收入，增收更加可觀。

　　侯成玉還介紹，城市居民也能參與流轉土地、加入合作社。現在實行3+2，即3個農民可以加2個城裏人，組建合作社。城裏人有了閒錢可以來農村流轉農民土地，和農民一起組建合作社，共同盈利。

　　但侯成玉也承認，單靠種植是很難賺錢的。因為種植企業一般沒有倉儲能力，作物收割上來就必須得馬上賣給經銷商。糧食價格是經銷商説了算，最終種植者只有微利。所以惠光集團才在村裏探討自己成立自己的米業公司，自己加工、銷售，擺脫經銷商的掌控。也正因為介入了糧食生産的全産業鏈，惠光集團才能得到銀行的農業貸款。

　　在全國其他開展土地流轉的地區，土地流轉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也不容忽視。

　　趙宜盛是重慶慶業愛農生態農業有限公司股東之一。2007年10月底，他以每畝每年1000斤稻穀的價格，租下了重慶九龍坡區韆鞦村的4500畝土地，開始了他的“土地整理+産業重組+制度創新”的綜合改革試驗。七年之後，韆鞦村項目正陷入一場投資方與村民及地方政府的糾紛之中。

　　在貴州省遵義市郊海龍鎮貢米村，五年前，被村民稱為“周百萬”的山東老闆以800元／畝的租金，在貢米村流轉了200畝土地種植大蔥。由於生蔥價格起伏大，高溫天運輸易腐爛等原因，加上政府曾經承諾的農産品種植財政補貼遲遲沒有到位，“周百萬”三年內耗完了300萬元本金後，回了老家。

　　貴州省遵義市郊海龍鎮貢米村副村長反映，外來資本進入農村流轉土地，有不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有的土地流轉過來就讓它荒著，坐等土地升值；有的提前知道了政府城市規劃，先圈地等待政府高價徵地；還有的打擦邊球，亂搭亂建，進行農業産業化經營是假，變相搞房地産是真。

　　而貢米村村民則介紹，大量村民外出打工，留守的村民不得不將撂荒的土地介紹外地老闆來承包。

　　河南農業大學國際教育學院院長張冬平指出，在農村土地流轉過程中，土地確權難度大，問題多。例如土地有好、差之分。當時可能就是按照一畝好地相當於三畝差地分給農民的。現在能把一畝好地等同於一畝差地嗎？再比如，有的農民土地因為修路造橋被佔了，那道路橋梁所佔地的經營權又歸誰？之前農民分地是比較粗糙地丈量土地，現在確權要按照精確的衛星定位。這當中的誤差非常大……問題不一而足。

　　如果土地確權工作進展緩慢，農民手中沒有標準化的經營承包證，那麼銀行發放農村土地流轉收益保證貸款的風險就很大。因為用作抵押的土地經營權不能拍賣；銀行也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土地經營權一次性大規模流轉難度較大。那麼只能對經營情況好的農業企業發放農業信用貸款。那銀行的風險就更大，而且很難做大農業貸款的規模。

　　“用産品做抵押，也就是糧食作為最後還款的保證是行得通的。但有一個問題，糧食最終的售價能否抵得上貸款本息。”張冬平教授説。

　　申銀萬國在其最近一期研究報告中指出，土地流轉制度改革需要促使承包權和經營權分離，形成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經營權流轉的格局。鼓勵土地資源向規模化經營者集中，農業規模經營與城鎮化進程和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相匹配，與農業科技進步和生産手段改進程度相適應，與農業社會化服務水準提高相適應。同時，要讓農民成為土地適度規模經營的積極參與者和真正受益者，對工商企業租賃農戶承包地，要有嚴格的門檻，建立資格審查、項目審核，對準入和監管制度作出明確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