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5-20年，全球經濟與國家關係的格局 “大調整”將不是顛覆性的，而是以量變為主的積累過程

　　文/許濤

　　當代人類社會的歷史以冷戰結束為轉捩點發生了重大變化，世界權力和財富的分配正在以一種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方式進行著。特別是在新世紀(36.65, 0.05, 0.14%)的第一個10年中，全球化進程快速而深入的發展帶來了世界經濟普遍增長。與此同時，也引起了各地區、各國家主體、各族群佔有資源量的不平衡的加劇。令人刮目相看的新興經濟體正在全球化進程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同時又面臨著各種挑戰和發展風險。國內學者們對世界國家關係格局的變化用“大調整”來概括，説明國際社會對變化急劇和深刻的普遍認同。全球化進程迅猛推進至世界的所有角落，衝擊著全球經濟和國家關係的舊有格局，包括主要大國關係在內的國際政治構架正發生著空前變化。但就未來5~10年(甚至可到20年)作為一個可以預期的階段而言，這種變化應不是顛覆性的，而依然是一種以量變為主的積累過程。

　　美國：仍佔據權力中心

　　從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開始，美國逐步啟動在全球範圍的戰略力量收縮。這既基於其對未來世界經濟發展佈局變化的預期，如將亞太地區視作未來全球經濟最活躍的地區，這與世界各國經濟學界的觀點是一致的。同時，也包涵了集中優勢資源以繼續確保世界經濟和政治主導地位的戰略考量，即在當前和未來的世界戰略格局變化中實現優化配置。如果將這些主動的戰略調整動作簡單地看作美國在全球地位的衰落，勢必將造成對世界大國關係格局的總體誤判。根據目前的統計數據顯示，美國國民生活水準仍然居世界首位。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大生産國，工業年産值為4800億美元左右。美國的鋼鐵産量佔世界1/5，汽車産量佔世界1/4，鋁産量佔世界1/3。而更加得天獨厚的是，為美國今後經濟發展注入充足活力的是它的科技創新能力，僅在近年成功實現的能源革命，既基本解決了國內經濟發展所需能源的效率問題，也為在全球實現戰略收縮(特別是在中東地區)提供了充分的前提。2013年，美國煤炭消費量相比2005年降低21%，石油消費量下降13%。同時，天然氣消費量增長了18%，風電、太陽能發電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發電量也增加5倍多。以頁巖氣開發和可再生能源規模擴大為代表的能源革命雖仍在進行中，但已經對美國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帶來了無可爭議的積極影響。關於美國本土地上資源將開發殆盡的説法已經不攻自破，而且在未來10~20年間，美國的石油産量有望超過沙特，天然氣産量有望超過俄羅斯。據美國能源資訊署(EIA)預測，2040年之前美國天然氣産量將繼續穩步增長，其中超過一半將來自非常規氣源。美國能源革命對經濟增長貢獻巨大，據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估算，2012年與2013年，僅油氣生産就對美國GDP增長貢獻了0.2個百分點；2010~2013年，美國油氣開採行業增加就業人數十多萬；在油氣開採業的拉動下，製造、運輸、醫療、零售以及技術培訓等，2012年非常規油氣行業共計創造就業崗位170萬個。同樣，可再生能源快速發展也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2010~2013年，太陽能産業就業人數上漲50%，風電産業就業人數也大幅增長。美國能源革命降低了貿易赤字，優化了能源結構。近幾年，美國油氣産量不斷增加，國內石油消費量卻逐漸減少，這使貿易赤字佔GDP比重不斷降低，從2006年的5.4%降至2013年的2.8%，其中0.6個百分點的降幅來自石油進口的減少。

　　美國的創新能力源於其人才優勢，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吸引著全世界的人才。而且，在美國已經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科技市場動作機制，為創新成果能夠順暢轉化為商品提供了條件和空間。工業界對於發展新産品和新技術高度關注，全美公開設立1萬間以上實驗室，聘請將近38萬名科學家與工程師，每年花費在科研上的經費高達250億美元。

　　當然，美國經濟也面臨諸多問題。其中有的來自國家政治結構，有的來自社會傳統，也有的來自國際環境的變化，如財政赤字問題、社會保險問題、極端主義問題等。但是，這些問題在可預計的未來尚不會構成對美國經濟的致命影響。在此基礎上，美國將繼續保持軍力優勢和軟實力優勢，在未來10~20年的國際關係中仍佔據權力中心，並主導全球化發展進程的基本方向。

　　歐盟：2020戰略目標恐難實現

　　歐盟是在全世界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最成功的範例，成員國數量在十多年裏實現了明顯的擴大。區域一體化帶來的便利和優勢使歐盟內部貿易發展迅速，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2012年經濟總量達到17萬億美元，比美國高出1.9萬億美元，是我國的2.1倍。但受到內外條件影響，歐盟經濟總量的增長率並不高。2013年歐盟28國GDP總量為17.36萬億美元，同比增長率雖達4.2%，但卻是基於2012年增幅為-5.8%的前提下。近5年來，歐盟經濟發展的特徵是起伏較大，2009年為-10.7%，2010年為-0.8%，2011年為8.2%。2000~2012年間，歐盟平均增長率為1.47%，比發達經濟體低0.29個百分點，不到世界總體平均水準(3.67%)的一半，不及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6.07%)的1/4。這主要緣于債務危機的嚴重影響，全球性金融風暴中，歐洲經濟受到的重創短時期難以恢復。同時，歐盟內部制度建設尚不成熟，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表現出的決策力和執行力不足，成為歐盟未來全球經濟競爭和政治博弈的重要短板。加之高失業率居高不下、人口老齡化嚴重、聯盟成員國發展不平衡等問題越來越突出，儘管近兩年歐盟經濟呈現復蘇，但今後10~20年的發展趨勢仍不樂觀，“歐洲2020戰略”設定的目標恐怕難以實現。這主要會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歐盟經濟的增速將在低於平均值的水準上徘徊(起碼在今後5~10年間)，而且因已有風險和大範圍寬鬆政策的實施可能繼續呈大幅度波浪式起伏；2.歐盟一體化趨勢基本不會改變，但需要完善的制度建設緩慢，歐盟委員會內部掣肘嚴重，共同決策力和集體執行力不可能在短時期內健全起來；3.歐盟成員國發展差異繼續加大(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盧森堡每人平均GDP是歐盟平均水準的2.5倍，而保加利亞僅為歐盟平均水準的47%，盧森堡和保加利亞兩國GDP懸殊高達4倍之多)，由此導致成員國間難以統一法規和政策協調，並可能在深入一體化進程中引發矛盾；4.烏克蘭危機後，歐盟各國經濟不僅在對俄羅斯的制裁中受到打擊，而且統一的歐洲價值觀也遭到質疑，傳統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減弱，繼續向東擴張的勢頭趨緩；5.移民成分的不斷增加，勢必引起歐洲傳統文化的鞏固地位下降，宗教矛盾引發族群對立的風險增大(有專家估計，到2050年伊斯蘭教將成為在歐洲擁有最多信眾的宗教)。屆時人們將很難相像，作為歐洲社會精髓的傳統精神文化與核心值觀還能殘存幾何，歐洲在軟實力上的優勢或將不復存在。

　　但同時也應該看到的是，歐盟走在世界前列的綠色環保經濟的潛力和保守主義社會文化的包容性，可為克服社會發展動力的衰竭和緩解經濟乏力釀成的危機帶來機會，並有潛力為歐盟後續的發展繼續贏得時間和空間。總體看，從2009年以來呈現出的歐洲經濟衰退，畢竟是與自身的縱向對比和與中國、印度等亞洲新興經濟體橫向對比的結果。歐盟國家普遍的經濟總量和每人平均佔有GDP的水準依然是世界上最高的地區，這一地位的動搖恐怕還需要更長的時間。

　　俄羅斯：帝國夢漸行漸遠

　　2013~2014年，“烏克蘭危機”對俄羅斯國家發展步伐發展帶來了轉折性的影響，也由此進一步揭示了普京式的大國發展模式與俄羅斯艱難融入世界經濟及國際社會的悖論。不論從歷史的角度還是以當代的觀念，烏克蘭對俄羅斯的重要性遠非歐盟和北約在東線又增加一個新成員能夠等量齊觀的。布熱津斯基關於“失去烏克蘭俄羅斯將永遠成不了歐亞帝國”的判斷幾乎世人皆知，但俄羅斯再次與現代化機遇失之交臂有著更深層的政治文化原因，“烏克蘭危機”只不過是個誘因。2013年，普京在接受外國媒體採訪時，提出了“帶有保守主義傾向的實用主義”概念。接著他又在年底的國情咨文中概括了其所倡導的“新保守主義”內涵：政治上，反對照搬西方，主張政體必需適應本國國情，強調中央垂直管理在轉型時期的重要性；經濟上，堅持國家主導地位，反對聽任市場自主調節，主張嚴格經濟立法，推動經濟領域中漸進式的改革；社會上，強調繼承俄羅斯民族的歷史文化，引導全民回歸以愛國主義、宗教信仰、家庭觀念為核心的傳統價值觀，反對西方式自由主義觀念侵蝕；外交上，堅持國家主權至上，反對西方以維護人權的藉口干涉別國內政，努力推動獨聯體一體化進程，打造以俄羅斯為中心的世界政治一極。普京對俄羅斯未來的設計顯然是與以美國及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社會所希望俄羅斯發展方向格格不入的，借烏克蘭加入歐盟為由頭引起一場愈演愈烈的地緣政治博弈在所難免。

　　烏克蘭危機後，俄羅斯面臨著冷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外交困境和經濟困境。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連續3輪的制裁，“精確打擊”的目標鎖定在能源、軍工、金融等俄羅斯一向引以為傲的領域，儘管目前以俄羅斯特有的經濟結構尚不至於造成災難性後果，但對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經濟發展帶來的困難和傷害卻不容低估。首先，西方的制裁已經造成了俄羅斯經濟發展速度的減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2014年俄羅斯經濟增長的預期為0.2%，對2015年經濟增長的預期為0.5%。而俄羅斯的自我評估更不樂觀，俄聯邦財經委員會預計2014年將出現負增長。其次，世界能源價格的下滑對俄羅斯經濟增長造成重大打擊。作為以能源出口型經濟為主的俄羅斯，當國際石油價格低於104美元/桶時才能維持國家經濟的平衡，高於110美元/桶時才能對年度GDP做出貢獻。據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的計算，如果原油價格維持在90美元/桶的話，2015年俄羅斯財政收入將因此減少1.2%。如果油價跌破80美元/桶的話，政府可能將不得不削減行政、軍費等國家開支。在世界能源格局的重大變化和西方制裁措施的共同作用下，國際石油價格持續走低的趨勢在相當一段時間裏還看不到回升的拐點，俄羅斯經濟將承受的壓力和打擊可想而知。第三，受到上述因素的影響，俄羅斯金融也遭遇前所未有的打擊。2014年10月以來，盧布兌美元匯率下跌0.2%，達到39.99盧布，兌歐元達50.49盧布。同時，俄羅斯金融資本大量外流，2012年為540億美元左右，2013年已達630億美元。據俄羅斯中央銀行2014年10月9日公佈的數據顯示，2014年前9個月資本凈流出額達852億美元，資本外流規模是上年同期的1.9倍。據俄羅斯經濟發展部預測，2014全年資本外流可能會達到1000億美元左右。第四，俄羅斯科技創新能力長期低下，製造業、輕工業、加工業、服務業嚴重衰退。受到獨立後以能源主導型經濟模式的長期影響，蘇聯時期形成的科技創新體制早已難以為繼，科研人員大量外流，實驗室和實驗設備嚴重老化。由於科技成果向商品轉化的市場機制一直沒能建立起來，國家科研機構和企業科技創新的積極性調動不起來，從而也導致製造業始終困守在蘇聯時期留下的家底上。同時，基礎設施嚴重老化，交通運輸、資訊通訊、服務行業效率低下，更是嚴重拖累著俄羅斯經濟現代化步伐，也影響著境外投資的關注度。

　　普京第三任期明確提出恢復世界強國地位的戰略目標，收回克裏米亞後，俄羅斯民眾對普京的信任度從2014年初的60.6%，攀升到3月末的82.3%。統一俄羅斯黨的支援率也創下5年以來的最高水準，達到56.2%。但是，這給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同時帶來了另外兩方面的後果：一是要面對惡化的國際環境，承受國際社會的孤立和制裁；二是徹底失去了烏克蘭這個重要合作夥伴和地緣戰略支點，而且還可能繼續失去現有的更多夥伴。在這樣嚴重的形勢面前，俄羅斯能否挺過重重壓力令各國分析人士頗有擔心。不過基本可以斷言的是，俄羅斯距離恢復歐亞帝國之夢已漸行漸遠。

　　日本：發展外部條件惡化

　　日本的綜合國力排位由第二向下滑落，這在國際社會應該是意料之中的事，而出乎意料的只是竟然下滑得這麼快。日本在資源、市場、勞動力等方面的天然弱勢，使其在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眾多新興經濟體面前漸漸失去了二戰後依靠美國扶植樹立起來的競爭優勢。相比之下，日本在經濟成長和社會變革的長期過程中融入並傳承至今的民族性特質，卻成為今後日本經濟頑強復蘇的重要內部動力。首先，仍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的是日本在近現代經濟發展時期中傳統的宗法關係與現代科技、市場關係、生産管理相結合形成的特色企業制度。這一社會傳統為日本在戰後經濟崛起及上世紀70、80年代創造亞洲經濟奇跡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日本經濟強大生命力和競爭力的核心。而且，經過不同時期的豐富和完善，已經成為日本經濟制度的有機部分，是其他國家很難模倣和複製的重要經濟特徵。其次，日本從近代明治維新以來涵養成的對外來經驗學習能力和科技創新能力，仍將持續為日本經濟發展和社會復興帶來強大動力。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將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置於産業政策的核心，使産業推進和産品升級始終在技術進步的前提下進行。日本的科技進步不是簡單吸收的過程，而是在消化外來技術和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本國市場和企業能力進行的二次創新過程。日本戰後技術革新注重引入西方的先進技術，並將尖端技術與具體工藝流程、産品開發相結合進行追加創新的科學技術革新。科技創新與市場的有機結合，使日本擁有全世界一流的工程師和民間技術人員以及各類實驗室，也擁有世界一流的高素質工人，這將是日本起碼在未來10年仍可保持的重要發展潛力。第三，日本經濟面向國際市場的有效開放性機制，在應對全球化的衝擊時有利於佔據優勢地位。這種在上世紀60、70年代逐漸成熟並構建起來的運作模式後來成為亞洲經濟的樣板，為後來的南韓、新加坡等國家乃至中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標本。這種機制的有效性和靈活性經歷了二戰後多次經濟危機的考驗和不斷調整，對未來日本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不容小看。

　　但是日本綜合國力的發展將受到一些明顯的社會因素制約，一是全國人口的嚴重老齡化，勞動力現已出現明顯不足，工業機器人(39.170, -0.01, -0.03%)可能會在更多的生産領域甚至服務行業出現；二是傳統金融體制導致企業效率下降，這是由於主銀行固定大股東與長期交易者的雙重身份，使企業得以適應市場的能力下降；三是日本政治急劇向右轉，極端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綁架國家政治，使東北亞地區安全形勢趨於複雜甚至惡化，美國、俄羅斯、中國、南韓等相關大國不同的戰略利益極可能導致政策難以協調的局面，尤其是2016年的修憲很可能使日本完成“正常國家化”的進程，由此引發日本發展的總體外部條件惡化，嚴重損害其國際形象和地區經濟環境,從而遏制日本經濟的徹底恢復。

　　印度：潛在的亞洲大國

　　繼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崛起之後，印度國力的快速發展也逐漸讓世界矚目。以上個世紀80年代為限，此前的印度GDP年均增長率尚為3.5%，此後至90年代已達5.6%，而到了90年代中期則達到7%。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印度經濟進入了更加高速發展的“黃金時代”，甚至在個別年份超過了中國(如2003年第三季度)。目前，印度在若干指標上保持著重要地位：僅次於美國的高科技人才資源、第二人口大國、第三大武裝力量、第八大製造業大國、獨具優勢的第三産業、發展中國家裏相對健全的法制建設等。目前，印度仍然保持著上述發展優勢和發展速度，被普遍看作世界重要的新興經濟體而將繼續在全球化進程中嶄露頭角，並以發展中國家主要經濟體之一成為中國的重要競爭對手。已有國際權威機構預測，在未來的20年中，印度將會在世界IT技術市場佔據重要地位，到2025年印度的軟體出口將佔全球軟體出口的15.%。此外，印度的旅遊業、資訊服務業、中高級技術勞動力出口等也將是頗具潛力的領域。在高盛公司題為《邁向2050年》的研究報告中，預測印度將在未來 50 年裏，有望成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之一。而且，印度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構成了其他發展中國家所不具備的軟實力優勢。印度宗教哲學中萬物有靈、靈魂永恒、因果報應、轉世輪迴和多神、多元的認識論與世界觀特徵，已經滲透進印度民族精神和社會倫理之中，成為了人們的精神信念和生活方式。這種已經被認為是印度特色的民族精神，在東方型的民族國家現代化進程中體現出了強大的包容作用和有效的緩衝作用，為淡化不同民族傳統和宗教文化之間的對立與矛盾産生了重要作用。印度社會富有的和而不同的精神，使世界上最具有差異性、甚至嚴重對立的事物能夠和睦相處，如最東方的與最西方的文化類型(印度文化與英國文化)、最貧窮與最富有的生活水準、最傳統與最現代的生活方式、佛教與伊斯蘭教的社會理念等等。正是在這種歷史文化與民族傳統的社會傳承和政治氛圍中，産生了聖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將反抗殖民統治和爭取民族獨立的社會運動規定在最大限度地減少民族仇恨和族群衝突的行為框架內實現，為印度社會平穩、可持續發展奠定了重要政治文化基礎，也由此贏得了世界各國、各民族的尊重。這些條件將為印度成為世界上又一個重要經濟體發揮作用，並使印度的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與世界大國、區域組織的關係方面，印度仍是以“向東看”為主，並繼續作為英國、俄羅斯在亞洲的重要戰略夥伴而擴大地區影響力。另外，印度將繼續重點加強與東盟等地區組織與大國的政治協作與經貿合作關係，而且在相應的地區平臺上也會不失時機地展示其作為亞洲大國的作用和責任。

　　然而，這些未來的、潛在的影響力生成與發揮作用尚須必要的條件，首先需要的是解決一些關鍵性的問題和克服一些制約性的困難。例如，作為第二人口大國的印度，如不能運用和轉化這一優勢，人口負擔將嚴重拖累印度經濟的發展速度和社會進步水準。同樣，懸殊的貧富差距若不能管控在安全水準而繼續擴大，日益加劇的社會矛盾難免引起不同階層的對立和衝突。而在印度眾多農村人口生活水準、教育程度、衛生條件極其低下的狀況下，莫迪總理剛剛履新就不得不從打掃衛生和號召國民如廁入手來改變印度國民現有的生存條件與生活態度，這種在10~20年難以根本改變的社會現實將繼續阻礙印度的現代化進程。但是印度正在積極展現給世界的是：一方面努力克服著上述困難和問題；另一方面以可觀的成效和速度持續發展，讓亞洲和世界都不得不對這個新興經濟體所具有的活力刮目相看。可以肯定的是，印度對推動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貢獻將是巨大的，印度對未來全球政治格局變化的影響也將是重要的。

　　中國：世界關注的中心

　　無論從積極的角度觀察，還是以消極的觀點評價，中國正毋庸置疑地成為全世界關注的中心。中國經濟總量的世界排名從2000年的第七位，經兩年時間到2002年時達到第六位，又用了5年時間到2007年成為第三位，又經3年到2010年時達到第二位。2003~2011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10.7%，而同期世界經濟的平均增速為3.9%。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經濟總量的份額，從2002年的4.4%提高到2011年的10%左右。對於一個長期以“一窮二白”這句話自勉的國家和民族而言，完成這樣一個偉大的進程只用了10年，不僅國際社會沒有想到，中國人自己也沒有想到。目前，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問題和困難還十分複雜，嚴重，進入健康增長和良性迴圈還有漫長的過程。但就今後10~20年而言，國際社會對中國最關注的可能將在以下幾方面的趨勢。

　　首先，貿易總量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未來10年，將是人民幣加快走向國際化的重要階段。有專家預計，到2025年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比重將超過10%，在國際儲備和外匯交易中的比重可能將高達15%。同期，預計中國GDP年均增長將保持在8%，這樣到2025年時中國的經濟總量將超過80萬億~90萬億元人民幣(大約合12萬億美元，目前GDP上萬億美元的國家只有16個，美國17.4萬億美元，中國10萬億美元，日本5.99萬億美元)。即便加上人民幣升值的因素，這時中國經濟總體規模更加接近美國，並相當於日本的兩倍多，佔全球GDP總量的20%以上。同時，進出口的年均增長率也將保持在8%的水準，這樣到2025年時的中國貿易總量將達到6.5萬億~7萬億美元，大大超過美國而居全球第一位，佔世界貿易總額的13%。屆時，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結算中所佔的比例將大致同於中國外貿量佔世界貿易總量的比例。但在10~15年期間，人民幣尚難成為世界自由兌換貨幣。

　　其次，躋身成為能源消費第一大國。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對外能源需求不斷上升，2013年中國天然氣進口527億立方米，同比增長25.2%，天然氣對外依存度升至30%。2014年1、2月天然氣進口量92億立方米，同比增長8.7%，據此預計2014年消費量將達930億立方米，同比增長14.5%，到2015年天然氣供需缺口將上升至900億立方米，對外依存度高達35%。2014年1~5月進口原油1.29億噸，原油對外依存度已達到59.87%。國內能源産出與需求間差距拉大，能源進口占消費總量的比例還會進一步提高。未來10年內，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費國。但由於人口總量巨大的關係，每人平均能源消費量仍只有日本和西歐國家的一半，更不到美國的1/3，僅相當於世界的平均水準。在能源壓力不斷增加的趨勢下，中國勢必將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技術，如水電、風電、太陽能等領域將成為産出效益和吸收就業的重要行業。預計到2025 年，中國煤炭佔能源消費比例將從現在的70%下降到60%~55%左右。

　　第三，製造業接近或進入領先地位。中國“世界工廠”的稱號在10年左右的時間段中還將繼續保留，以低廉勞動力和原材料吸引投資進行來料加工及與國際資本合作方式也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目前，中國製造業對外來技術的依存度在50%左右(美國和日本對外技術的依存度僅在5%)。由於不是僅為滿足國內的市場需求，而是為了保有廣大的國際市場，産品的性能和品質仍要求各類産品的核心技術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國産化。中國製造業瞄準海外設備、汽車、電器、服裝等市場的戰略不會有大的變更，依賴於國外技術支援的狀態也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即使在20年後，中國對外技術的依存度預計仍在10%以上。中國以高附加值商品佔領世界市場的前景不可能通過革命性的措施來實現，只能靠國內科技市場的逐漸優化和適應性的提升、國家對科研的投入，以漸變的方式完成良性的轉化過程。

　　第四，文化産業的成熟帶動軟實力輸出。中國的文化産業將在未來的10年中趨於成熟，企業和市場對品牌追求的共同作用下，促使文化創意與傳統産業逐步結合，將文化創意作為一種新興的經濟發展模式推上市場。傳統與創新，文化與科技，在文化創意過程中充分融合，並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促使傳統産業的産品和市場服務産生更高附加值。資訊時代的網際網路技術、數字傳輸技術、移動通訊技術等高科技手段，將無數倍地放大文化創意經濟的市場效益和社會效益。中國的文化創意産業經歷著迅速商業化的進程，儘管這些企業對中國GDP的貢獻率現在只有3%，但經過10年以後預計能上升到10%以上。目前，已有一些中國文化創意的旗艦企業瞄準了國際市場。屆時，中國企業進軍全球文化創意市場將成為普遍現象。他們的作用將不僅僅是佔有更多的世界文化創意市場份額，隨之被帶動起來的是中國軟實力輸出平臺的確立。

　　第五，城鎮化深入與糧食安全問題突出。近10年以來中國的城鎮化速度不斷提高，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0年的47.5%，提高了29.58個百分點，年均增加0.92個百分點，有兩三億人口從農村遷往城市。其中，在2000~2010年的10年間，城鎮化速度進一步加快，城鎮化率提高了11.3個百分點，年均增加1.13個百分點；城鎮人口從4.6億人增加到6.3億人，年均增加1700萬人。2014年城鎮化率提高到了52.6%，中國城鄉結構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城鎮的比例首次大於農村。中國政府雖然強調，新型城鎮化的核心在於不以犧牲農業和糧食、生態和環境為代價，而是以實現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目標，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共同富裕。但是城鎮化對農田的侵蝕也是不爭的事實，目前中國的每人平均耕地面積只相當於世界每人平均水準的30%，糧食的自給率僅為86%，已是小麥、大米和玉米的凈進口國。預計到2025年中國人口總數將達到15億以上，糧食需求的增長將在10%左右。農業科技水準的繼續提升，在同等種植面積上增加糧食産量的空間預計10%以上。這樣，糧食需求量的增長與糧食産量的增長大體一致，構成脆弱的平衡。一旦受到氣候、降雨、技術、市場等因素影響，糧食風險隨時有可能發生。

　　2014年10月，德國《我們的時代》週刊發表分析文章認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5週年之際，發生了可以説明中國經濟的崛起和美國的衰落的3起標誌性事件：第一是中國安邦保險集團以19.5億美元收購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紐約爾道夫酒店；第二是馬雲的電商企業阿里巴巴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創造了迄今最大規模的上市活動，這家企業在國內市場的營業額已超過亞馬遜和億貝公司的全球營業額；第三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交的個別國家國內生産總值數據證明，中國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在2014年底將超過美國(中國是17.632萬億美元，美國是17.416萬億美元)。儘管人們對這些事件的象徵意義見仁見智，而且對相關的計算方法的權威性也不完全茍同(中國經濟學界對2014年中國的GDP總量的估計是10.3萬億美元，美國的是17.4萬億美元)，甚至再次懷疑西方媒體炒作中國成為“G2”的“陰謀論”動機。但是，一個既成的事實已經不可回避，——中國再一次不可選擇地被聚焦在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舞臺上。無論是關於GDP總量並不能説明問題的申辯也好，還是作為人口大國每人平均GDP的低水準解釋也好，包括美國、歐盟在內的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關注再次成為熱門話題。不管抱著防範、遏制的態度，還是持有警惕、防範的心理，國際社會現有的複雜認識無疑均將成為中國向世界大國發展的阻礙因素。中國既須看到這是客觀的國際反映，以換位思考理解國際社會不同成員的擔憂和恐懼。同時也應以積極進取的姿態，以主動的溝通和引導詮釋中國和平崛起的基本內涵，化解中國式大國發展道路上可能遇到的阻力和風險。具體可以概括為以下3方面：

　　一是向世界的深度開放，不能因為可能引起誤解和敵視就停下對內深化改革、對外擴大開放的步伐，尤其是關係到對外開放成功與否的重要國內改革。如系統的金融制度改革必須堅持進行，唯其如此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才可能實現。當然，這種改革和開放必須是穩步的和精準的。2014年9月，李克強總理在夏季達沃斯論壇上指出，“中國經濟改革當中必然要包含金融改革，推進金融改革的決心是堅定的，首先將繼續推進利率的市場化；其次還將推進資本市場的多元化發展；第三，還要繼續推進金融領域的對內對外開放。當然，改革的進程要與中國經濟的實力、金融體系成熟的程度和監管能力相匹配，不斷推進監管體系的完善，使它更加科學、有效”。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繼續向世界開放市場的既定決心。

　　二是與大國的良性互動。首先，中國必須堅定自己走和平崛起道路的信心。這是世界歷次大國沒有經歷過的道路，也是中國唯一能夠選擇的崛起方式。這就要求中國不僅應該理直氣壯地宣示自己的和平發展方式，也要用實際行動和效果向世界證明中國的崛起對地區及全球的穩定與發展是有益的。其次，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是關鍵條件。不論國際媒體如何將中國的崛起與美國的衰落相提並論，中國必須在任何情況下始終保持清醒認識，確信合作與競爭並存的建設性大國關係是中美兩國在未來都希望保持的良性關係，敵視和對抗無論對誰都是無益的。中美應在加強高層溝通與交往的前提下，建立彼此尊重和深入交流的常態化國家關係，推動分歧管控和衝突預防機制的形成，減少並防止彼此間戰略誤判和政治誤解的發生。第三，積極發展與俄羅斯、歐盟、印度、巴西等國家和地區的戰略夥伴關係，推動世界多極化格局平衡發展，促進國際政治民主化進程，為全球化發展向著更加有利於多數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方向共同努力。

　　三是鞏固周邊立足亞太。今日的亞洲擁有全世界67%的人口和1/3的經濟總量，亞洲實現和平發展同人類前途命運息息相關。目前，世界上主要的國家經濟體都看好亞洲作為21世紀經濟最活躍地區的經濟發展潛力，並逐漸將各自的注意力和經濟活動的主要方向轉向亞洲。“亞洲穩定是世界和平之幸，亞洲振興是世界發展之福”。這是習近平主席在2014年5月主持亞信會議上海峰會時提出的重要理念，並基於這一理念提出了以“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綜合安全和可持續安全”為核心的亞洲安全觀。而在2014年11月12日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又進一步強調，亞太佔世界人口的40%、經濟總量的57%、貿易總量的48%，是全球經濟發展速度最快、潛力最大、合作最為活躍的地區，是世界經濟復蘇和發展的重要引擎。今天的亞太已經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資金、技術、資訊、人員流動達到高水準。亞太大市場初具輪廓，各種區域合作機制蓬勃發展，新倡議、新設想不斷涌現。而2014年北京APIC會議上啟動亞太自由貿易區進程以及確定亞太自貿區路線圖，意味著以亞太為重心的區域經濟合作將有序展開。針對互聯互通建設面臨的融資瓶頸，中國宣佈設立400億美元的絲路基金，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資源開發、産業合作等項目提供投融資支援。今後10~20年，中國經濟將以亞太為主要舞臺蓬勃發展，亞太也將因中國經濟的發展而更加活躍。(作者：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俄羅斯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中國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