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厚生勞動省近日發佈數據顯示，截至今年9月，日本全國領取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達到161萬戶，刷新歷史最高紀錄。與此同時，野村綜合研究所的一項研究顯示，2013年日本擁有金融資産超過1億日元（1美元約合113日元）的“富裕階層家庭”首次突破100萬戶。“安倍經濟學”推行兩年來，日本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野村綜合研究所和日本央行所屬金融廣報中央委員會的這項研究表明，2013年日本富裕家庭數較安倍執政前的2011年增長24.3%，約佔家庭總數的2%。資産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他們持有的股票價格以及投資基金價格上漲。另一方面，沒有任何金融資産的低收入家庭也在增長。金融凈資産為零的兩人以上家庭比例2013年達到31%，單身家庭更高達38.9%。而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這一比例只有5%。

　　“安倍經濟學”的第一支箭量化寬鬆促使央行大把印鈔，這些資金很大一部分涌入股市，推高日經股指在兩年內翻番，並一度突破18000點，創下2007年以來的新高。與此同時，日元貶值30%以上，令高度依賴進口的食品和燃料價格大幅上漲。基於物價上漲和提高消費稅等因素，儘管今年日本企業多年來首次加薪，日本普通家庭實際收入依然在減少。日本厚生勞動省12月12日的統計數據表明，今年10月份日本職工家庭現金收入總額比上年同期增長0.5%，但扣除物價上漲以及增加消費稅等因素，實際工資指數比上年同期下降2.8%，連續16個月減少。

　　安倍的經濟政策還拉大了東京與地方、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的差距。受益於日元貶值，汽車等出口行業利潤增長較快，佔日本企業總數99.7%的中小企業則承受著原材料價格不斷上漲和內需訂單下降的壓力。日本商工會議所11月調查顯示，日元兌美元匯率突破115關口時，有40%的中小企業利潤減少。

　　在今年年初的施政綱領中，安倍曾提出“要讓經濟復蘇的暖風吹到地方的各個角落”。然而，記者在日本各地採訪時發現，東京以外的大多數地方經濟狀況並無明顯改觀。鹿兒島《南日本新聞》報道部長海江田由加告訴本報記者，在九州地區，最多也就是福岡這樣的大城市還能沾點“安倍經濟學”的光。安倍政府最近又提出“地方創生”口號，不知這個“地方”中是否包括每個縣的城市和鄉鎮。日本共同社的民意調查顯示，人口規模越小的地區對“安倍經濟學”的評價越差，與東京等大城市形成鮮明對比。

　　貧富差距現象還蔓延到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就連教育這個貧富差距的“調節器”也開始失靈。日本文部科學省2014年學校基本調查顯示，日本高中畢業生4年制大學入學率全國平均水準為53.9%。以行政區劃分，東京都最高為72.5%，青森縣最低為38.6%。兩者相差近34個百分點，是20年前的最高最低地區差值的將近兩倍。入學率低的地區大多經濟水準比較落後，學生多因家庭經濟原因無力支付學費、住宿費等。

　　東京大學的學生家庭狀況調查顯示，該校學生一半來自年收入超過950萬日元的家庭，而日本家庭平均年收入為550萬日元。這些學生通常比同齡人更早就讀補習學校，就讀高學費私立高中的比例也更高。日生基礎研究所主任研究員土堤內昭雄指出，教育差距、就業差距和收入差距正在形成連鎖反應，日本社會階層固化現象日益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