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們更樂於見到中國適度的經濟放緩，對長遠更有利。如果人工維持高速增長，反而容易誘發經濟危機。”中國歐盟商會主席伍德克在成都參加第九屆中國——歐盟投資貿易科技合作洽談會(簡稱歐洽會)時説。

　　這兩天，托本·布斯克坐著車穿過成都的大街小巷，車窗外川流不息的汽車讓他感到有點暈眩。“中國人喜歡開大轎車。”這個滿頭銀發的丹麥老頭留下了這樣的印象。布斯克是霍森斯市貿促會的CEO，在他的家鄉霍森斯市，自行車是人們出行最喜愛的交通工具。

　　“大的私家車排放了更多尾氣，製造更多污染。”布斯克説，在丹麥，購買汽車的稅費很高，逼得大家只能更多去買經濟型的、小的汽車。如果開電動汽車還可以使用風電站生産的多餘的(無法上載電網)風能。當然，自行車才是真正的寵兒。丹麥500多萬人口，自行車保有量是400多萬輛。

　　問題是，丹麥的藍天一直這麼藍，水這麼綠嗎？“以前，人們把污水直接排到河裏。”布斯克説，在他所經歷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空氣是污染的，還有水和土壤。“歷史是重復上演的。”他説。

　　中國環境問題，世界都在看，商人們眼裏看到的是機會。在成都舉辦的第九屆歐洽會上，歐洲各國代表團幾乎無一例外都打出了“環保”牌，從德國、西班牙到匈牙利、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從生物能源、太陽能、風能到地表能量轉化。

　　去年成都和霍森斯市締結為友好城市，今年中丹新能源環保研發應用中心已經在成都開門了。布斯克這次雄心勃勃地帶來了廢水處理技術項目。他驕傲地説：“現在，在丹麥，如果你夏天感到炎熱，可以隨便跳進任何一條河裏衝涼。”

　　“中國GDP增速放緩到7.5%，對中國人來説，這個數字不高，在歐洲看來，增長率還是令人羨慕的。”歐盟委員會企業與工業總司副總司長安提·佩爾托馬奇説，以往中國經濟發展靠國家投資帶動的模式已經成了“強弩之末”，帶來的一個結果就是産能過剩。而中國已經意識到這點，創新、市場配置資源和服務拉動是新一輪增長三個關鍵詞。

　　中國歐盟商會曾經在企業中做過一個民意調查，裏面設計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你不進入中國市場，會給企業造成多少損失？最後綜合估算的結果是230億歐元。

　　“儘管這個數字和中歐每天10億歐元的貿易額比，不算很大，但也不是一個小數目。”伍德克説，“即便增速在6%—7%區間，經濟體也是在增長，這就是歐洲企業信心所在。而中國需要環保，這正是歐洲企業的強項。”

　　在《歐盟企業在中國建議書》環保工作組一章記述：2013年，中國經歷了50多年來，空氣污染最嚴重的一年，這對中國經濟産生了嚴重影響。據估計，中國2013年至2017年空氣治理成本要達到17500億元。

　　而世界上沒有地方能比歐盟地區環保政策更嚴厲了，架在經濟頭上是一個“減”字：2020年，減少20%溫室氣體排放，減少20%能耗，可再生能源使用要達到20%。這倒逼了綠色技術和環保産業的發展。

　　如今，新一批歐洲商人正站在中國的門前，想要敲開這扇大門。他們不再是當年把服裝廠、零件加工廠、組裝廠和污染一起轉移到中國來的那一代人，他們賣“綠色”。

　　“像北上廣這樣的大城市不是我們的目標，因為他們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問題很多，我們的方案不一定能夠解決。我們打算向中小城市發展。”德國企業Nikolov UG的經理斯特費·托莫娃-尼克洛瓦説。

　　這是一個只有七個人的小企業，做生態工業園，綠色房屋的設計。托莫娃-尼克洛瓦推崇老子“防微杜漸”的理念。“一切要在處於萌芽和初始階段就介入，不要等到無法挽回才想起來。”她説。

　　不過，她並不知道應該如何下手，向中國推廣自己，她希望在中國找一個合作夥伴，所以來成都探路。“我們提供的技術和理念並不昂貴，但是可以提供解決方案，讓人們居住的更加舒適綠色。我們還想把綠色建築設計理念提供給工業園區的建設，並提議在周邊設計居住區，這樣人們就可以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工作，避免了高峰運動的狀況。”托莫娃-尼克洛瓦説。

　　來自匈牙利的鄂恩·貝拉·托澤博士經營著一家生物技術公司。他看上去是一個和藹、高大的老紳士，儘管英語不是很通，但他還是努力向記者介紹他們的技術是通過對在生物技術生産(如生物肥料、保健食品)或能源開發中産生的廢棄污染物進行轉化，實現零碳排放。他認為這項技術非常有經濟前景，而且也非常符合中國當前的需求。

　　和這兩個初來中國的商人比，高克博士已經給自己取了中文名字，名片也印上了中文。“德國已經沒有露天的工業廢渣池了，這是不允許的，而我了解到中國還有很多，所以我就來中國，想推廣廢渣、廢棄的處理以及這個過程中産生的餘熱的利用。”

　　高克第一次來中國是四年前，這是他第三次來，更深入腹地，他覺得中國市場環境跟以前比舒適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