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農業發展面臨農産品價格“天花板”封頂、生産成本“地板”抬升、資源環境“硬約束”加劇等新挑戰，迫切需要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為此，國務院辦公廳本月印發《關於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意見》，明確把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作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根本途徑，以發展多種形式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為核心，以構建現代農業經營體系、生産體系和産業體系為重點，著力轉變農業經營方式、生産方式、資源利用方式和管理方式，走産出高效、産品安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現代農業發展道路。

　　貫徹落實《意見》精神，我國農業發展將何去何從？記者相繼走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農業科學院以及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的多位專家，就此問題進行解讀。

　　三方面問題，促我國農業發展方式亟待轉變

　　“作為人口大國，我國的糧食問題始終關乎著國計民生與戰略安全。從客觀上講，我國糧食‘十一連增’中的前5年，是糧食生産的恢復性增産；之後6年，是糧食生産的實質性增長。”在回答如何更準確地理解該《意見》的問題時，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所長王東陽，指著《中國統計摘要》中主要農産品産量表上一列列數字，對記者分析説，“自1998年我國糧食總産量達到51230萬噸後，基本就處於下降態勢，到2003年我國糧食總産量降至43070萬噸。之後，隨著我國一系列支農惠農強農政策的出臺，及時扭轉了糧食産量下降的局面，出現了連續增長的好勢頭，到2008年我國糧食總産量增至52871萬噸，超過了1998年我國糧食總産量的51230萬噸。截至目前，我國糧食總産量穩定在6億噸以上的水準。”

　　王東陽給記者算起了“糧食賬”：“根據《中國居民膳食指南2011》食物推薦量分析，結合居民收入提高對膳食結構調整的新需求，可以預測，2020年我國每人平均飼料用糧約為300公斤。依據《中國住戶調查年鑒》，2013年我國每人平均口糧消費為148.7公斤，按照能量替補屬性，每人平均新增的動物食品消費相當於8.7公斤的口糧消費，這樣我國每人平均口糧消費量合算為140公斤。我國工業用糧目前穩定在1億噸左右，若保持在此水準，預計到2020年我國每人平均工業用糧為70公斤左右。若按千分之五的人口自然增長率計算，預測2020年我國人口總數將增至14.09億人。”王東陽告訴記者，在諸如種子用糧量、國內外往來人口用糧量等相關數量不計入其中的情況下，將每人平均飼料用糧的298公斤、口糧消費量的140公斤、工業用糧的70公斤相加後，乘以14.09億人口，共計需要用糧量7.16億噸，而這其中還包含我國1億噸的糧食進口量。因此，我國未來國內糧食産能至少需達到6.18億噸，而我國2014年糧食總産量為6.07億噸。“所以，《意見》提出增強糧食生産能力，提高糧食安全保障水準，堅持把增強糧食生産能力作為首要前提，這是非常必要和極其重要的。”王東陽説。

　　作為農業大國，我國的農業競爭力同樣是不容忽視的問題。“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農産品價格和生産成本都很高，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我國農業競爭力水準的提高，直接影響農民的增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王朝才説，我國農業發展仍需依靠競爭力，如果只靠補貼，那麼農業很難有良好的發展，甚至很難保證國家的糧食安全。基於此，《意見》指出要打破傳統農業發展路徑依賴，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農業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

　　除此之外，當前農業發展現狀也與我國千百年來的農業傳統息息相關。“在我國農耕史上，素來有著‘精耕細作’的傳統。其特點是，在一塊土地上不計成本地投入人力物力，盡最大限度地提高産量，這就造成很多方面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汪德華主任説，一是整個農業規模會比較分散，全都是小農經濟為主，致使生産成本很高，而勞動生産率很低。這樣的結果，對於我國諸如紡織等第二産業有著不利影響。他舉例説，前些年棉紡織龍頭企業浙江科爾集團有限公司就因國內棉價大幅高於國際棉價，而選擇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州開設工廠。二是過於重視産量，而忽略農産品的多樣化與經濟價值。三是不可避免地帶來資源環境問題。“《意見》提出，將過去以數量為重點轉為現在的數量、品質、效益並重，這對於加快轉變我國農業發展方式起著重要作用。”汪德華表示。

　　多維度剖析，助農業發展方式措施落地

　　針對上述問題及我國農業發展存在的弊端，此次《意見》在糧食安全、土地確權、畜牧業、節水農業、農業生産機械化、種業體制改革、農業資訊化等方面出臺了相應措施。對於這些措施，三位專家提出了建議。

　　汪德華認為，《意見》所提到的七方面部署，有些是目標，有些是措施，但總體上都是圍繞著農業發展的“數量、品質、效益”三方面展開的。“比如《意見》提出，推進多種形式的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大力開展農業産業化經營，就是在轉變農業的生産效益，如果農業的運作方式不改變，那麼‘産量、品質、效益’並重就會很難實現。”

　　汪德華更為看重的是，“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打好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攻堅戰”和“提升農産品品質安全水準，確保‘舌尖上的安全’”這兩方面內容。他説：“無論是環境的治理還是農産品的安全，都在某種程度上要求農業運作方式發生根本性變化。因為分散耕作的方式，導致政府無從監管，隨著經營規模逐漸擴大，這種情況就會發生改變，按照現代化經營方式運作農業，監管就會有針對性，政策就會有著力點。所以，這兩個方面對於農業發展方式轉變，起著催化劑的作用。而其他方面的措施，如農業科技創新等，為解決這些問題起輔助作用。”

　　説到加快建設高標準農田問題，王東陽分析説：“所謂‘高標準農田’，是指土地平整肥沃，水利設施配套，田間道路暢通，農業機械能進能出，其地塊規模與建設要求能夠適應機械化與專業化的作業。建設高標準農田，應集中力量開展土地平整、農田水利、土壤改良、機耕道路及配套農網林網建設。通過中低産田改造，改善農業生産條件，增強農業産出能力和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

　　發揮財政職能，推動我國農業發展方式轉變

　　《意見》明確了財政在我國農業發展方式轉變中的地位和作用，這一點也為專家所注目。

　　“原先以産量為主要政策目標的農業補貼措施，激勵導向基本上是以産量為主；現在則是以‘品質、數量、效益’三方面並重的政策目標，這就要求在農業補貼方式設計上，兼顧多元政策目標之間的並重與協調，要注重發揮科技創新的作用，制定完善的政策激勵機制。”汪德華説，“由於農業補貼面廣量大，在現實中存在著騙補的情況，因此今年的審計工作也將此作為工作的重點。《意見》提出各地要採取財政獎補等措施，這些措施可以有效避免騙補情況的發生。農業補貼制度改革並非是要削減數量，更重要的是改變補貼的方式。”

　　在農業信貸擔保體系建設方面，王東陽建言：“由於財政的杠桿效應與農業自然風險成反比，因此財政支農資金要充分發揮其杠桿效應。一方面，根據銀行壞賬率，用相關財政資金對戰略合作銀行因農業信貸而産生的呆賬、壞賬以及死賬進行補貼；另一方面，為農業信貸擔保機構注入啟動資本，充分發揮財政資金‘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增強金融機構發放農業貸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最大限度地實現財政撬動金融支農資金。”王朝才認為，由於農業受自然災害的影響很大，農業信貸擔保體系對於穩定農業的發展，穩定農民收入，有著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