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5月份主要宏觀經濟指標，經濟仍在低位運作且壓力較大，前期系列穩增長政策的疊加效應尚未完全顯現，主要原因在於調控政策存在替代效應、時滯效應和漏出效應。為增強穩增長政策效果，實現全年增長目標，需要從組織、體制、機制和政策角度壓縮三個效應。

　　經濟下行壓力大需要穩增長

　　5月份，投資、消費、出口、工業生産、房地産開發和銷售等主要指標，總體上延續今年以來的增速回落態勢，個別指標的小幅提升還沒有形成趨勢性變化。消費和生産價格、財政收支、PMI和各類信心指數等表明，宏觀經濟運作依然處在相對低位。

　　經濟增長説到底是為了讓人民生活更美好，“有活幹，有錢掙”。持續低增長將影響就業增加和企業盈利能力，目前部分地區和行業的失業率增加，企業虧損較為突出，穩增長日益緊迫。

　　首先是區域經濟分化仍在繼續。前五個月，中、西部地區投資增速比前四個月分別回落0.5個和1個百分點；東北地區5月工業增加值下降4.6%，降幅比4月擴大0.4個百分點。調結構、轉方式在東部地區初見成效，但起步較晚、機制滯後、基礎薄弱、結構單一的中西部和東北地區，佔全國經濟總量的一半左右，還將經歷較長時期痛苦。其次是煤炭、鋼鐵、水泥等傳統帶動經濟的支柱行業，投資和利潤持續下降，工業生産也低位運作或者有所下降。前五個月，轎車産量下降5.2%，帶動粗鋼産量下降1.6%；發電量僅增長0.2%，火力發電量下降3.1%，在節能技術提高背景下，帶動原煤産量下降6%。這些都是過去經濟增長中的基礎性、關鍵性的上游行業，對區域經濟、就業、稅收貢獻大，一時半會兒難以被替代。

　　根據國際經驗，我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保持經濟總體穩定。歷史上，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成功轉型，進入高收入階段，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國家卻因為經濟不穩定、社會矛盾激化等原因，長期在中等收入階段徘徊。正反兩方面經驗表明，一個經濟體在傳統發展優勢弱化、向高收入水準邁進的過程中，經濟穩定、制度變革、科技創新、社會穩定是能否成功跨越陷阱的關鍵條件。我國剛剛進入中高收入階段，從經濟角度看，既要加快轉變發展方式，也要保持相對穩定的經濟增長。

　　穩增長效果受制于“三個效應”

　　今年以來，國家先後出臺多項穩增長政策。貨幣政策方面，先後兩次降息降準，累計增加2萬億元左右的可貸資金，存貸款基準利率分別下降0.5個百分點，目前名義利率已接近歷史低位，理論上最多可為企業節約利息費用4300億元。財政投資政策方面，前五個月國家發改委已審批近7200億元基建項目，財政部兩次下發地方債置換額度2萬億元，已經超過地方政府今年償債1.86萬億元的需求，地方政府推薦近2萬億元PPP項目名單，涵蓋水利設施、市政設施、交通設施、公共服務、資源環境等領域。消費政策方面，通過金融和財稅政策，支援資訊、綠色、住房、旅遊、教育和文體、養老等六大領域消費。外貿方面，下調奢侈品進口關稅，促進跨境電商發展，提升口岸工作效率，新增廣東、福建、天津自貿區，推動裝備走出去和國際産能合作，促進外經貿穩增長提品質。此外，還積極推進“網際網路+”行動計劃，實施《中國製造2025》，實施“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計劃。

　　但目前看調控效果尚不夠明顯。從總量看，一季度經濟增長7%，4月份以來各主要經濟指標基本持平或略有回落，上半年經濟增速難以高於一季度。從各項政策看，貨幣政策雖然降低了企業還貸成本，但銀行為防風險放款謹慎，企業融資難問題並未明顯緩解，貸款實際利率沒有明顯下降。且企業貸款需求疲弱，銀行中長期貸款佔比回落至47%。投資缺乏資金支援，前五個月，投資到位資金增長6%，低於完成投資增速，其中國內貸款下降6.3%，大型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同比下降20%。前五個月，消費也僅增長10.4%，今年以來總體呈回落態勢，而且明顯低於去年同期水準。外貿政策不斷調整，但受匯率高和科技創新慢影響，進出口下降7.8%，出口僅增長0.8%，全年外貿增長6%的目標恐難實現。

　　究其原因，主要是調控政策存在“三個效應”。一是替代效應。我國經濟處在“破舊新待立”的接續期，過去的重點産業和增長點持續下行，抵消了部分穩增長政策的效果。如鋼鐵和煤炭行業價格走低，停産企業和失業人數不斷增加，即使政策支援的新增長點有效果，也難以充分體現在GDP上。二是時滯效應。受行政審批程式、地方政府抓經濟積極性、利益受損方抵制等影響，很多政策特別是投資類政策無法立竿見影，效果顯現還需要一個過程。三是漏出效應。受體制機制、組織制度、能力願望等影響，部分政策無法完全實現預期目標。比如在經濟下行期，過去支援傳統行業的銀行貸款信用風險遷徙，銀行資本佔用上升，可貸資金規模受限，過去無效、低效的金融資源配置，造成當前的信貸供給不足，此時降息降準也難以促進資金流向真正需要資金的企業。在利率市場化和股市繁榮週期中，資金大量流向股票、基金等資本市場，雖然企業也能夠通過IPO、資本運用、減持套現等方式為企業融得一定資金，但主要是新興領域和強強聯合型企業，且更多的情況是資金在金融機構和股民之間的再分配，無益增加社會財富。

　　優化穩增長政策

　　實現全年經濟增長目標，既需要穩增長政策和調結構改革同時推進，也需要將政策執行中的“三個效應”壓縮到最小，增強政策靈敏性，防止“效果不明顯—政策不斷加碼—力度過大—負面效應大”的現象出現。

　　穩增長要發揮逆週期調節政策作用。應繼續加大開發性和政策性金融機構支援11大工程包的支援力度，為民生領域融資，為商業銀行跟進創新領域融資提供示範。加快資本市場改革步伐，更好發展股權融資，為傳統産業升級和新興領域科技創新型企業提供多渠道、低成本融資通道。將有限財政投資和稅費減免用在民生、創業、創新、三農等短板領域，兼顧穩增長、調結構和轉方式。

　　處理好傳統産業人員和資産，減少調控政策“替代效應”。産業結構調整過程需要始終把握好就業穩定和企業適當盈利兩個目標。為此，傳統産業要升級和淘汰並重。升級是發揮現代技術、優質資産、規模經濟、科學管理的協同作用，保持適度産能。淘汰不是簡單的放棄，關鍵要通過轉崗、創業、退休等方式分類處置從業人員；在統一發展規劃和去産能計劃下，通過兼併、拍賣、抵債、關停、出口等形式公開公平處置企業資産，完善資本市場和商業銀行參與傳統行業資産處置的金融服務制度。

　　改革投融資體制，堵住調控政策“漏出效應”。從流動性、儲蓄率等角度看，我國經濟發展不缺資金，關鍵是要選好項目和方式，管好用好資金，改革投融資體制，撬動社會儲蓄轉向投資。應加快完善銀行不良資産處置和綜合化經營進程，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為企業提供低成本高效融資；規範影子銀行監管，暢通貨幣政策傳導；進一步實施定機構、定行業、定地區的定向降準等定向調控方式，實現精準調控；完善PPP法律法規和社會信用環境，確保參與各方平等協商、誠信守約、優勢互補、各得其所；加快資金、土地、資源、能源等要素價格形成機制改革，結合市場機製作用規律，更好發揮調控政策作用。

　　落實簡政放權並強化政府激勵約束，壓縮政策“時滯效應”。進一步提高政策的協調性、便捷性和可操作性，進一步完善政府間政策落實考核，引入第三方評估，加快落實簡政放權舉措，加快推廣上海等自貿區成熟經驗，引入企業和民眾監督機制，建立近零成本的企業經營和法治監督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