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間，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奇跡。

　　這樣的奇跡讓置身其中的中國人難免感覺世界變化太快；而對於許多海外的經濟學家來説，卻是另一種感慨：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克服了許多看似難以逾越的挑戰，時不時讓研究中國經濟增長的一眾專家和學者感到驚嘆，也感到困惑。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也有此困惑。這位曾時不時對中國經濟發出危言預警的美國經濟學教授今年初在香港演講時説，中國成為經濟學研究一個如此重要的焦點，而又是一個有難度的研究領域，這讓他感到有點兒“恨意”。

　　中國經濟“崩潰論”多年來雖然每每落空，卻也往往在經濟調整轉型的節點出現。只是漸漸地，隨著海外學者對中國經濟的研究越來越深入，即便是中國面臨經濟下行壓力而仍堅持推進改革的當下，簡單的“崩潰論”也日漸式微。

　　從改革進程的風險，到增長數據的變化，再到降息降準……中國經濟決策者在風險管控、政策溝通和預期管理上取得了長足進步。雖然經濟增速放緩，通過改革推進轉型升級也伴隨著挑戰，但外部觀察者越來越能夠客觀理性地看待中國經濟的“新常態”。

　　少數國際媒體將中國最近的降準降息與美歐日的“量化寬鬆”類比，不過總體而言，在絕大多數海外學者和媒體觀察中，中國的貨幣政策並非過度寬鬆。政經雜誌《經濟學人》網站文章一語道破兩者的關鍵區別：“中國沒有量化寬鬆的需要”。

　　英國諾丁漢大學教授姚樹潔認為，中國降息是希望通過降低資金成本來刺激經濟增長，降息有利於促進投資和消費。阿根廷經濟學家馬蒂亞斯·卡魯加蒂認為，考慮到當前維持低位的通脹水準，中國通過降息維持經濟增長可謂是理性的措施。

　　“量化寬鬆”的類比誇大了中國貨幣政策調整的幅度，尤其降準，部分是為了對衝外匯佔款下降的影響。美歐日等國實施量化寬鬆，是利率降無可降也無法刺激經濟復蘇而被迫採取的非常規手段，而中國顯然仍有充足的貨幣政策常規調整空間。

　　下調之後，中國的大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仍高達18.5%。在澳大利亞雪梨科技大學澳大利亞—中國關係研究院副院長詹姆斯·勞倫斯森看來，“這一數字不論是以國際標準還是中國過去的記錄來看，都是非常高的”。

　　海外學者也注意到，即便在降息的同時，中國的貨幣政策調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定向寬鬆，“避免到處撒錢的做法”，引導資金流向有需求的實體經濟部門。

　　儘管面臨一定的經濟下行壓力，但中國決策者仍在努力推進市場化改革。在最近一次降息的同時，中國人民銀行也宣佈擴大存款利率的浮動區間上限至基準利率的150%。海外媒體注意到，現實中很少有銀行會一浮到頂，這意味著利率市場化的進一步推進。由於貸款利率早已完全放開，完成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條件已成熟。

　　金融市場化改革有風險，但中國決策者的掌控可謂穩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學院前院長、新加坡管理大學計量金融學副教授白士泮認為：“中國利率改革的風險一般主要是指地方政府債券和影子銀行，這些基本還是可控的。”採取讓地方政府發債的辦法，意味著地方政府仍要承擔發債的成本，可促自律。發地方債也有利於豐富債券的種類，促進中國債市的發展。至於影子銀行，雖然有一定規模，但仍處於可控的範圍。銀行業已經向私營企業開放，這會讓影子銀行慢慢從地下走到陽光中。

　　中國共産黨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中國決心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放鬆資本賬戶管制，在多個自由貿易區試驗新的經濟管理思路，在政府管治層面則注重簡政放權，同時也加強反腐敗的努力。

　　克魯格曼説，研究中國經濟讓他感到“害怕”，因為中國需要進行的調整幅度可謂巨大，其中蘊含複雜的風險。但他也不得不承認，“未來還是屬於中國的”。

　　在海外專家看來，中國在推進經濟改革的同時，仍有充足的宏觀政策空間保持經濟的穩健和韌性。日本富士通總研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趙瑋琳説，隨著經濟體量增加，經濟增長率雖然有所降低，但同樣可以保障就業。

　　高盛公司前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中國的經濟表現一直讓我驚異。雖然中國經濟毫無疑問面臨諸多挑戰，但關鍵的問題是，這些挑戰搞垮經濟的可能性有多大。”許多國際觀察人士一直擔心中國的房地産和信貸市場，但奧尼爾在博鰲和一些人交談後得出結論：這兩個問題大概都是可控的。

　　還有反腐敗，也會暫時拉低部分需求，影響增速，但卻契合經濟發展的長遠需要。卡魯加蒂認為，反腐有利於提升政府公信力和經濟管理能力，提高行政效率，營造更加有利於市場經濟活動的環境，“毫無疑問，這有利於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參與記者：徐海靜、張春曉、周檬、許緣、馬玉潔、黃繼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