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政務成本”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雖然不像“融資成本”和“物流成本”那麼明顯，但其隱性的不確定性風險十分令人擔憂。

　　阻礙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成本問題是什麼？勞動力成本上升、環境和健康成本上升、技術和智慧財産權成本上升？依我看，其實不是；勞動力成本等上升本身就是一國經濟發展的必然，也是發展經濟的最終目的，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是正面的。我所要談的，從根本上掣肘中國經濟發展的三大成本問題，是指“融資成本”、“物流成本”和“政務成本”。

　　一、融資成本

　　上周，李克強總理在相關部門的座談會上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商業銀行貸款利率普遍在6%以上。可多方面調查的數據表明，企業利潤目前平均只有5%，扣除財務費用之後不就成負增長的了嗎？”“實體經濟垮了，金融怎麼支撐？”

　　融資成本問題目前不僅影響到中國企業在國內的生存情況，也影響其走出去的問題。按照諸多在海外發展業務的企業計算，目前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發展業務，其融資成本比日本和歐美企業高出至少2個百分點。就在這種大的背景之下，歐美和日本市場依然在拼命地壓低企業融資利率，千方百計地為更低的資金成本創造條件。“融資成本”問題已是中國經濟難以回避的一個軟肋。

　　二、物流成本

　　2011年新華社在一篇報道中舉過一個例子，1公斤貨物從上海到貴州通過公路運輸需花費6元到8元人民幣，而從上海通過海運到萬里之遙的紐約卻只需花費1.5元人民幣。據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汪同三估算，全世界82%的收費公路在中國，流通成本佔(物價的)50%-70%。據全球公共採購論壇發佈的《中國採購發展報告(2014)》，顯示，2013年中國社會物流總費用超過10萬億元，佔GDP比重為18.0%，是美國8.5%的2倍多；在鐵路、高速等相對落後的印度，這一佔比數據也僅有13%。在2014年，中國社會物流總費用同比2013年依然增長了6.9%，其中運輸費用佔社會物流總費用的比重為52.9%。

　　然而，根據國際航協2013年定期航班貨運量排名，中國大陸沒有一家進入前六，美國聯邦快遞和聯合包裹兩家全貨運航空公司佔有絕對優勢，在2013年定期航班貨運量前10名的航空公司中，它們的貨運量之和超過了其餘8家之和。中國要提升製造業水準，增加出口競爭力，物流領域成本和效率問題不容忽視。我們都知道“德國製造”擁有全球最好的口碑和競爭力，但我們卻忽略了一個事實，在2011年世界銀行研究報告中，德國被評為世界物流冠軍。默克爾于2007年秋天在德國物流會議上説，“工業生産與物流技術和能力的連接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德國未來的成功。”自德國再次高度重視物流行業後，在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中，德國從2007年的第三位上升到了如今的第一位。

　　“物流成本”問題已成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當中對國內消費和國際進出口市場影響最大的一個成本問題。而這一問題並沒有因為中國大規模投資鐵路、公路、機場等得到很好解決，反而隨著“鐵公機”領域投資成本的上升，加大了中國物流業的成本負擔。

　　三、政務成本

　　“審批難”已經成為影響中國打造創新型和創業型社會的最大障礙之一。比如一個商業零售企業，備齊工商註冊資料，至少要和衛生、質檢、食藥監、公安、稅務等七八個部門打交道，辦理十幾個審批流程。許多審批手續煩瑣，過程漫長，諸多創業者因此望而卻步。今年年初，關於企業在創業、創新過程中遇到的“政務成本”問題，中央再次加大改革力度，在全國層面著力規範和改進行政審批行為，不斷取消和下放審批事項，但其執行力和效果不明顯。近日，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中斥責仲介評估亂象時提到，“現在要建一個項目評估環節實在太多了：環評、水評、能評、安評、震評、交評、災評、文評、雷評、氣評……這個評、那個評，一些地方的同志都把這些評估編成了笑話！”

　　實際上所謂的“政務成本”，除了“審批難”問題，在政府監管和服務地方企業方面，依然存在“選擇性執法”的情況。一條龍服務、集中評估、降低門檻、事後監管等被認為是解決“審批難”問題的主要方向，但由於地方政府養成的“權力慣性”，及簡政放權進入深水區，在事後監管方面“選擇性執法”問題依然在困擾諸多創業者。一系列“政務成本”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雖然不像“融資成本”和“物流成本”那麼明顯，但其隱性的不確定性風險十分令人擔憂。

　　□肖磊(世元金行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