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累計下跌超過2%，盧布危機的深化引發國內對於人民幣貶值的擔憂。但筆者認為，人民幣的小幅貶值仍在預期可控的範圍。

　　2014年俄羅斯盧布全年貶值預計超過40%，成為全球跌幅最大的貨幣。上半年盧布匯率相對穩定，下半年隨著國際油價下跌和西方經濟制裁，盧布進入連續貶值行情；進入12月份形勢進一步惡化，其中12月15日和16日兩個交易日就貶值25%；隨後通過大幅加息和動用外匯儲備救市，盧布有所回升。但激進的貨幣政策只能救一時之急，盧布繼續貶值風險仍然存在：正在走強的美元將會推動國際資本從包括俄羅斯在內的新興市場回流；更為重要的是，國際油價仍在低位運作，下跌風險尚存，同時俄羅斯還面臨可能加碼的西方制裁。

　　國際油價暴跌和西方經濟制裁是盧布貶值的直接原因。全球石油需求的放緩和供給的持續增加導致下半年石油價格持續下行，油價從年中每桶接近120美元跌至不足60美元，高度依賴油氣出口的俄羅斯經濟遭受重創。數據顯示，石油價格每下跌10美元，俄羅斯出口收入損失324億美元，過去5個多月俄羅斯的累計損失超過千億美元，面臨崩盤的經濟是導致盧布貶值的首要原因。雪上加霜的是7月份美國對俄羅斯實施兩輪嚴厲的經濟制裁，關閉了俄羅斯企業的對外直接融資渠道。據保守估計，西方制裁導致俄羅斯直接經濟損失約400億美元；此外，制裁還導致投資者競相逃離，俄羅斯央行估計全年外逃資本達1280億美元。

　　客觀來説，油價暴跌和經濟制裁只是盧布貶值的外部原因，追根溯源，能源佔主導的單一經濟結構和缺乏與實體經濟匹配的資本市場則是深層次原因。當前俄羅斯超過2/3的出口和約一半的財政收入依賴能源，相當於把經濟命脈放在一個能源籃子裏，整個經濟都處於能源價格下跌的風險敞口之下。殷鑒不遠，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導致能源大跌時，都曾引發盧布劇烈貶值。誠然2008年金融危機後全球油價持續高位運作，俄羅斯通過出口能源大獲其益，盧布成為全球升值最快的貨幣之一；但與此同時，俄羅斯不僅喪失了産業結構調整的機會，反而在單一化道路愈行愈遠，“荷蘭病”漸入膏肓。

　　歷史經驗表明，受供求關係調節的能源價格不可能始終在高位運作，對俄來説“資源詛咒”的出現只是時間問題。資本市場的發展滯後則客觀上放大了金融風險：首先，作為全球第八大經濟體的俄羅斯過於依賴外部資本，美國一旦關閉俄羅斯的國際融資渠道，俄企業就面臨無資可融的危險；其次，資本市場的完全開放以及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成為危機發生時的風險放大器；第三，俄羅斯缺乏金融資産定價話語權加劇了貨幣危機，例如，盧布危機後高盛暫停了以盧布計價的中長期回購協議交易，穆迪、惠譽、標普等評級機構紛紛下調俄羅斯主權信用評級，都加劇了盧佈下跌行情。

　　而對於由盧布貶值而引起的對人民幣匯率的擔憂，筆者認為，整體來看這是不必要的。因為人民幣的小幅貶值在預期可控的範圍，同時我國的外匯儲備遠較俄羅斯豐厚，央行對外匯市場干預能力自然更強；更重要的是，盧布危機本質上是俄羅斯經濟困境的反映，雖然今年國內經濟增速下降，但整體平穩。展望未來，隨著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逐漸放緩以及美國經濟和美元的走強，人民幣存在繼續貶值的可能，但只要不出現劇烈波動，溫和貶值是經濟運作規律的反映，不會引發貨幣危機。儘管如此，俄羅斯經驗教訓仍然值得總結，未雨綢繆才能防患于未然。

　　首先，依賴能源出口的經濟不安全，依賴能源進口的經濟同樣不安全，我國在能源價格下跌時期應積極進行能源戰略儲備，確保能源價格的長期穩定和供給安全；同時，儘早佈局新型能源等替代能源的開發，實現能源消費的多樣化。其次，盧布危機凸顯了金融實力和金融安全對大國的重要性，美國正是憑藉國際金融中心和美元作為國際結算貨幣的優勢有效地實施了金融制裁和恐嚇；為了確保我國經濟安全，人民幣應積極穩妥地加快推進國際化。第三，保持外匯管理體制的宏觀可控是貨幣安全的重要內容。宏觀可控有兩個實現途徑，對於美元、歐元等國際貨幣而言，增減貨幣供應量即可影響匯率；對於非國際貨幣而言，則需通過增加外匯儲備才能影響匯率。第四，隨著參與國際分工的日益深入，對外經貿多樣化才能分散風險。不把雞蛋放一個籃子裏有兩層含義，既要避免過度依賴於某一個行業，也要避免過度依賴某一個地區。最後，在國家經濟安全的高度認識國內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重要性。盧布危機中美國的金融制裁之所以生效，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俄羅斯過於依賴國際金融市場的融資。以此為鑒，國內不僅需加快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還應通過市場化改革和監管制度完善，讓投資者充分分享經濟發展成果，保證資本市場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