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輪自貿區試點的猜想在12月12日揭開謎底，廣東、天津、福建成為新的“改革開放試驗田”。

　　按照12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這3個自貿區將以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試點內容為主體，結合地方特點，充實新的試點內容。

　　會議要求抓緊制定新設自貿園區具體方案，並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調整實施相關法律規定。

　　這並不是從一個自貿區到四個自貿區的簡單增量變化，其深遠意義在於，由自貿區探索帶來的政府職能轉變將在全國範圍內推行。

　　按照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説法，推廣上海自貿區試點經驗的核心工作，不僅是拓展到3個地區，而且要在全國推行三張“清單”：法無禁止皆可為的“負面清單”、法無授權不可為的“權力清單”、法有規定必須為的“責任清單”。

　　毫無疑問，這是制度的創新。

　　一個月前，上海自貿區公佈了自貿區運作一年來的社會第三方評估報告。報告顯示，自貿區在轉變政府職能、改革監管方式等方面實施了眾多創新舉措，是從管制型向服務型政府轉型的重大思維方式轉變，符合國際通行規則，企業對制度創新和政策措施的綜合滿意度較高。

　　參與自貿區評估的包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普華永道管理諮詢公司、上海財經大學、上海對外經貿大學以及上海投資諮詢公司在內的5家第三方機構。

　　“點讚”成為這些機構共同的評價。比如上海財經大學的評估報告顯示，企業對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擴大投資領域開放、推進貿易便利化、深化金融開放創新、完善法律制度保障等5個方面的制度創新及政策措施的綜合滿意度基本在80%以上。

　　這些制度創新讓上海自貿區註冊企業數量實現了井噴式增長。

　　上海市工商局的統計數據顯示，自貿區成立一週年，已有283個項目落戶，共新設企業12266家，超過了原上海保稅區20年的註冊數量。

　　28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積沒有變化，硬體條件也沒有太多變化，但因為制度創新，進駐上海自貿區的企業超過之前20年的總和，帶來的就業人數翻了一番。

　　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是自貿區試驗最大的亮點。這項制度創新給企業松了綁，簡化了政府審批，強化了政府責任。過去政府過於倚重審批的管理模式被顛覆，簡化審批、強化事中事後監管成為政府運作的新模式。

　　2013版的負面清單有190條，2014版的負面清單有139條，清單長度縮短了26.8%。按照中央要求，2015版的負面清單還將進一步縮減。這不是數字上的簡單減法，而是對“法無禁止皆可為”的逐漸放大。

　　政府的手伸得短了，市場的手恢復了其應有的力量。上海自貿區運作一年，已有20多項制度在全國複製推廣，帶動的是各地、各個領域政府管理模式的改變。

　　指明企業不能做什麼，僅有這樣的負面清單還不夠，要真正激發市場的活力，還需要對政府能做什麼、政府要承擔哪些責任細化出明確的清單。

　　今年3月，中央政府首次“曬”出權力清單。當時，在60個有行政審批事項的各部門手中，行政審批事項共有1235項。

　　在12月12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之前，國務院已經取消和下放了8批共690項行政審批事項。加上這次會議確定的108項，共有798項行政審批事項被取消或下放。

　　不僅中央，多個省區市也相繼為自己的權力清單瘦身，約束政府行為。比如浙江在今年6月就拿出權力清單，42個省級部門行政權力從1.23萬項減少到4236項。

　　有了負面清單、權力清單，責任清單的出籠也在加速。

　　今年10月31日，浙江省發佈全國首張省級政府責任清單，43個省級部門的責任清單在浙江政務服務網上公開亮相。安徽省編制出1.2萬餘條責任事項、兩萬餘種追責情形，對應責任事項和追責情形列出了3萬餘條法律法規條款依據。江蘇省則公開了56個省級部門的責任清單。

　　有了這些，“為官不為”就有了緊箍咒。

　　據報道，全國多地開展了“為官不為”專項治理活動，江西南昌問責為官不為者97人，福建福州有227人因為效能問責受到處理，河南則集中查處了1398名官員。

　　三張清單，背後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問題。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該如何拿捏，如何讓市場起到決定作用的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三張清單已經勾勒出清晰的路徑。

　　這已經不僅僅是自貿區的探索需要了，全國各地都需要三張清單下的新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