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想到紐約與洛杉磯，上海與深圳，法蘭克福與慕尼黑。你會怎樣定義這些城市？沒錯，一個是金融中心，一個是科技創新中心。金融中心聚集了高品質的資本，有著豐富的資金和活躍的交易來支援創新活動，為什麼金融中心不是創新中心呢？

　　在剛剛召開的中國科技金融促進會2014年年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産業經濟部部長、研究員趙昌文發言時提出，金融應該在技術創新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科技金融主要的方向和目標就是促進創新。為什麼全球的金融中心和創新中心都不是同一座城市呢？

　　找到創新型國家的技術金融範式

　　儘管我國已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技術進步有目共睹，我國的專利申請和科研論文的數量也僅次於美國，但至今我國目前科技的原創性還比較低，對世界科技的貢獻還比較小。

　　對此，趙昌文認為，技術革命中心會不斷地發生轉移，而且在不同的國家之間更替，中國未來有沒有可能成為技術革命的中心？雖然這個疑問的提出已經成為歷史，但是歷史是一面現實的鏡子，有許多經驗和教訓讓我們汲取。一個國家大並不等於強，或者説中國為什麼在這麼多年來沒有能夠跟上世界科技創新的腳步？他認為金融模式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為此，趙昌文舉了一個例子：著名的奧地利政治經濟學家熊彼特，在研究中提出了金融機構對創新起到的作用。熊彼特認為，金融機構具有選擇企業家的功能。因為金融機構天然的要把風險控制放在很重要的視角來看待，而風險控制對企業家來説其實是一個非常高的要求，也就是説如果一個創新企業不能很好地控制風險的話，它其實已經很難構成金融家或者資本家所關注的對象。

　　關於熊彼特的觀點，趙昌文認為這對我國現在的創新有很好的參考意義。他説：“雖然目前我國金融體系已經極大的豐富，不再是商業銀行一枝獨秀，但是我們看到在中國商業銀行的地位、在金融資源的配置裏面仍然有80%多是由商業銀行間接配置的格局。所以，熊彼特的觀點很值得借鑒。”

　　在1987年有一個學術研究中曾提出，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之所以發展不如德國，主要是因為創新沒有跟上。而創新沒有跟上的原因，是因為英國的金融機構不能像德國那樣支援實體經濟的發展，即兩國間的金融模式不同。趙昌文將一個時代的技術革命，最能夠推動創新、技術進步和新興産業發展的基本金融模式，稱為技術金融範式。而它就是那把解開“李約瑟之謎”的金鑰匙。

　　趙昌文解釋説，這個技術金融的範式實際上是包括了政府部門、金融部門乃至全社會所共有的關於金融如何促進技術進步和新興産業發展的一些基礎性的共識。“如果我們要把創新型國家的建設納入到戰略目標的話，其實是否能夠找到一套為我們所共同接受的技術金融範式，直接決定了這個目標能否實現，這就是它的現實性所在。”趙昌文説，在創新型科技金融體系裏，每一個金融的組成部分都要給予充分關注，而非僅有銀行。就是像美國前金融協會主席講過，從創新的角度來説，銀行似乎並不比資本市場更有效率，甚至在大多數情況下，它更沒有效率。當然，在我國商業銀行的資源資産佔據絕大多數的情況下，我們既要把那塊做好，同時又要找到具有生産屬性的創業投資，為中小型創新型企業提供融資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這些也至關重要。

　　在趙昌文看來，新的技術金融範式能否及時確立是一個國家在新技術革命中能否實現趕超或者繼續保持領先地位的關鍵因素之一。而這種技術金融的範式也可以解釋在過去為什麼技術革命的中心在不斷的轉移，中國如果想實現創新型國家的目標，政策的立足點應該是推動科技金融的創新，建立和完善適合相應技術革命的技術金融範式。

　　金融和創新是一對互相幫助的好兄弟？

　　對於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特別是金融發展和創新之間有很多研究，絕大多數的研究者都認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呈正相關關係，包括熊彼特、希克斯、戈德史密斯等等，他們都認為如果金融發展得好的話，一定會有利於經濟發展，一定會有利於創新。

　　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趙昌文覺得，金融和創新之間是一種競合的關係。所謂競合的關係其實就是説它有時候是一致的，有時候是矛盾的。

　　“金融競合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對創新要素的競爭，比如説金融部門和實體經濟部門和創新部門，他們為了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會在獲取人才、資本、企業家等稀缺的創新要素方面展開競爭。第二是政策的競爭，通過不同的利益集團對決策施加影響。這是很顯然的，每一個發展的利益集團都會追求自身發展的最好環境。第三就是對實體經濟收益的分配。第四是公司金融機制。”趙昌文説，金融對創新可能産生的負面影響，虹吸效應，包括人才、資本、企業家錯配的事情。包括侵蝕效應，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實際是一種實力的競爭。

　　在全球科技金融主導型的金融體系和非科技金融主導型的金融體系最明顯的就是美國金融體系屬於科技金融主導型，英國金融體系屬於非科技金融主導型。由此可以看出，金融和創新這對兄弟有的時候也不是互幫互助的關係。

　　金融中心和創新中心真的難以相容？

　　美國的金融中心在紐約，華爾街上的銀行比比皆是，美國的創新中心在矽谷，谷歌、蘋果等科技公司都是在那裏發展壯大。英國的金融中心在倫敦，創新中心在康橋、牛津地區，印度的金融中心在孟買，創新中心在班加羅爾。德國的金融中心在法蘭克福，創新中心在慕尼黑……

　　似乎所有的金融中心和創新中心都相距很遠，難道金融中心不能和創新中心相容嗎？

　　趙昌文覺得按照熊彼特等一些金融學家的研究，銀行家和企業家的職能並沒有天然矛盾。除了熊彼特之外，其實很多歷史的經驗也現實，金融機構、金融要素、金融人才的集聚之地往往是創新的活躍之地，理論上並非不能兼得。

　　“從中國的情況來看，我覺得金融中心在上海，創新中心在深圳。”趙昌文説，根據數據現實，2013年，上海的戰略性新興産業增産值接近3000億，增長速度7%，比金融業的增加值低一倍，也比GDP增速要低，戰略性新興産業的增加值佔GDP13.9%。深圳的新興産業增加值是5000億，首先絕對值比上海多了2000億，其次它的增長速度是20.5%，比GDP快了10個點，比金融業增加值高6.3個百分點，戰略性新興産業增加值佔深圳市地區生産總值比重達到34.5%。在深圳有一大批創新型企業。

　　正是經濟組織結構和社會文化背景在金融中心和創新中心之間是不完全一致的，才造成了金融中心不是創新中心的現象。緣于金融是有異質性的。一方面並不是所有的金融都能夠促進創新，並不是所有的金融中心都是創新中心，並不是金融産業越發達，創新的事業就可以越好。另一方面，如果要找到一種適應創新的技術金融範式，就需要找到的是一種適應創新的金融，也就是科技金融。

　　對於科技金融，趙昌文認為，首先它需要一種比傳統金融更扁平化、更自由輕鬆的組織結構和文化氛圍。其次，它需要有大量的資本、大量的創新要素源源不斷地到科技企業中去，即創業投資。最後，創業投資作為長期的戰略投資者，它的風險收益結構比創新型企業是更適合的，更能創造出經濟價值。

　　金融並不是必然促進創新，它是異質的。政府的職能主要是通過完善科技金融基礎設施和以公共金融為主的金融範式。判斷金融制度合適與否的標準在於金融言派是否與産業風險屬性相匹配。對此，趙昌文表示，我國如何找到適應創新的技術金融範式關鍵在於改革，通過金融改革推動科技金融的發展，一是在準入方面，二是要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三是強化銀行體系和多層次資本市場之間的競爭。

　　“過去我們銀行體系和資本市場體系某種程度上是相對隔離的，它有不同的監管部門，有不同的遊戲規則，其實如果説這兩個體系之間沒有競爭的話，一定是不利於創新的，也是科技金融的一個很大的缺憾，所以將來要讓它們之間競爭起來，要讓上市公司大銀行不能既佔有銀行的資源，又佔有上市的資源，一定要不斷地來改變這樣一種格局，它們之間的競爭是有理由要創新的。”趙昌文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