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在北京舉辦的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舉世矚目。 APEC是亞太地區層級最高、領域最廣、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合作機制，旨在通過深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加強經濟技術合作，推動自由開放的貿易投資，改善商業環境，以建立一個充滿活力、和諧共贏的亞太大家庭。

　　北京同時令人關注的還有日益加劇的霧霾，甚至有人倣照英國倫敦“霧都”之稱而戲稱北京為“霾都”。 隨著PM2.5濃度指數久高不落，在這座歷史悠久的古都裏，紅墻碧瓦的雄偉宮殿、鱗次櫛比的現代化建築都一起籠罩在霧霾裏，口罩文化甚至成為街頭的一道獨特風景線。

　　戲稱“霾都”是有緣由的。僅以2013年為例，這是北京60多年來遭遇霧霾最多、最頻繁年份，1月份的霧霾天氣達到29天，造成北京地區空氣污染嚴重，能見度低，創1954年來最高記錄。而今年10月7日以來，北京大部分地區出現中度霾、局地重度霾。霧霾持續圍城，大部分地區的能見度都在1公里以下，全城空氣品質普遍陷入嚴重污染水準。據北京市環保監測中心官方微信發佈，全市空氣品質級別曾達到六級嚴重污染，首要污染物為細顆粒物PM2.5，濃度最高時達每立方米426微克。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説法，長期接觸這類細小顆粒物將提高患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以及肺癌的風險，因霧霾天氣而導致的呼吸道疾病被稱為“北京咳”，其知名度日益比肩北京烤鴨或京劇。

　　霧霾天氣不僅給公眾健康造成危害，也給環境、交通、經濟等各方面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在這些負面影響的背後則隱藏著巨大的經濟成本。僅以旅遊業為例，據北京市旅遊委的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北京上半年國內旅遊人數已突破1億人次，但入境過夜遊人數則出現了5年以來的首次下降，同比下降14.3%。專家分析，北京入境遊人數下降的主要原因包括：除國際經濟持續低迷，造成歐美遠途旅遊出遊能力下降外，國外媒體持續炒作北京霧霾天氣，對入境遊産生了極大的不利影響。同時，因霧霾天氣導致的航班取消、工廠關閉、高速路限行、醫院人滿為患……這些對經濟的影響都是十分巨大的。

　　治理大氣污染既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同時還是政治問題，既是國內問題也是國際問題。今年的APEC會議召開期間，正值北京進入霧霾高發期，採取哪些有效措施改善空氣品質，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最近，北京及其周邊的天津、河北、內蒙古、山西和山東等省市制定了一個保障方案，通過車輛限行、人員放假、停産停工等一系列控制污染源的措施，承諾在APEC期間減排污染物三至四成，這將會大幅改善空氣品質。但APEC會議期間的減排措施能否被長期複製推廣，也是一個需要思考的課題。

　　治理霧霾首先需要摸清污染來源。據北京工業大學、中共北京市委社會工作委員會聯合發佈的《社會建設藍皮書(2013)》分析，大氣污染的深層次原因是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積累的高耗能、高排放行業産能過剩和佈局不合理；能源消費量過大以及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持續強化；城市機動車保有量快速增長、油品品質不高；建築工地遍地開花、污染控制力度不夠；以及氣候變化帶來的各種因素影響相疊加等，主要大氣污染物排放總量超過環境容量。

　　如何治理霧霾？根據環境經濟學理論，需要估算對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包括直接物質損失、對人體健康的損害和間接的對人的精神損害；評估環境治理的投入所産生的效益，包括直接治理污染所造成的損失效益，以及間接的社會、生態效益；制定污染者付費制度，以及排污指標轉讓的金額等。總之，需要針對污染來源，採取多種應對措施。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制定治理方案，我們有必要將目光轉向多年前的“霧都”倫敦。倫敦在1952年曾發生了震驚世界的霧霾災害：從12月5日開始連續數日大霧籠罩倫敦，白日昏暗，空氣刺鼻。原因是當時倫敦冬季多使用燃煤採暖，以煤為主要能源的火力發電站遍佈市區，煤炭燃燒産生的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粉塵等氣體與污染物在城市上空蓄積。據史料記載，從12月5日到12月8日的4天裏，倫敦市死亡人數達4000人。在此之後兩個月內，有近8000人因為煙霧事件而死於呼吸系統疾病。

　　此後，英國人開始反思空氣污染的惡果，由此催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空氣污染防治法案《清潔空氣法》的出臺。法律規定在倫敦城內的電廠都必須關閉，只能在大倫敦區重建；要求工業企業建造高大的煙囪，加強疏散大氣污染物；要求大規模改造城市居民的傳統爐灶，減少煤炭用量，逐步實現居民生活天然氣化；冬季採取集中供暖。

　　上世紀60年代後，英國又出臺了一系列的空氣污染防控法案，針對各種廢氣排放進行了嚴格約束，並出臺了明確的處罰措施，有效減少了煙塵和顆粒物。

　　上世紀80年代後，交通污染取代工業污染成為倫敦空氣品質的首要威脅。為此，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措施來抑制交通污染，包括優先發展公共交通網路、抑制私車發展，以及減少汽車尾氣排放等等。此外，倫敦市還在城市週邊建有大型環形綠地面積達4434平方公里。

　　上世紀90年代後，英國又制定了國家空氣品質戰略，規定各個城市都要建立空氣品質評價體系，對達不到標準的地區，政府必須劃出空氣品質管理區域，並強制在規定期限內達標。歐盟要求其成員國2012年空氣不達標的天數不能超過35天，否則將面臨4.5億美元的鉅額罰款。為了符合標準，早在2003年，倫敦市政府開始對進入市中心的私家車徵收“擁堵費”，並將此筆收入用來改善公交系統發展。

　　同時，政府決定嘗試在街道使用一種鈣基粘合劑治理空氣污染。這種粘合劑類似膠水，可吸附空氣中的塵埃。街道清潔工已將這種新産品用於污染嚴重的城區，目前監測結果稱這些區域的微粒已經下降了14%。為確保民眾知情權，英國民眾可以通過網路查詢每日空氣品質的發佈情況。如今倫敦空氣品質已明顯改善，陽光經常能夠透過大氣照耀在人們的臉上。

　　不難看出，英國採用了法律、經濟、技術等多種手段來防治大氣污染。對於北京來説，倫敦治理霧霾的方案有很多可取之處。但我們必須在借鑒其他國家大氣污染治理經驗的基礎上，針對我國的實際情況，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大氣污染治理之路。

　　首先，提高全社會生態環境保護意識是前提。中國在幾十年裏走過西方國家上百年的發展歷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但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也讓我們付出了沉重的環境代價。很長時間以來，以GDP論英雄的錯誤發展觀仍然左右著一些人的思維，有的地方政府為了拉動經濟增長，不願意淘汰落後産能，甚至暗中保護污染企業；有的企業執行節能減排政策流於形式，只見減排數字，不見污染改善。這種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來的經濟增長，惡化了生態環境，透支了發展後勁。我們不可以效倣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走他們20世紀之前的那種“先破壞再治理”的路線，政府和企業必須承擔起各自的環保責任，創新發展理念，轉變發展方式，大力發展低碳經濟，淘汰落後産能。

　　同時，防治大氣污染，每個人都要積極承擔環保責任：北京的人們肯不肯選擇公共交通方式出行？北京的人們願不願意放棄私家車涼爽的空調、舒適的空間而走進一列擁擠的地鐵車廂？這是需要人們做出犧牲的變革，相信這些犧牲在百年後會告訴我們的子孫：一切都是值得的。

　　其次，依法防治是關鍵。我國在1987年就制定了《大氣污染防治法》，1995年對這部法律作了修改。時隔五年，在2000年又對這部法律作出了修訂。2014年9月，為防治大氣污染，保護和改善環境空氣品質，保障公眾健康，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經徵求有關方面的意見，修改形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修訂草案徵求意見稿)》。為進一步增強立法的公開性和透明度，提高立法品質，目前已將徵求意見稿及説明在網際網路上全文公佈，通過多種方式徵求有關單位和各界人士意見。

　　從制定《大氣污染防治法》到連續的修改，説明人們越來越重視法律手段在防治大氣污染中的作用。

　　目前當務之急在於切實落實已經出臺的相關大氣污染防治法律法規，加大對污染行為的監管和懲處力度。任何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大氣環境的義務，並有權對污染大氣環境的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

　　第三，經濟和科技手段是保障。在明確立法、執法、守法的前提條件下，要積極利用經濟手段和科技手段防治大氣污染。國家要積極採取有利於大氣污染防治的經濟、技術政策和措施;鼓勵和支援大氣污染防治的科學技術研究，推廣先進適用的大氣污染防治技術;鼓勵和支援開發、利用清潔能源。各地要堅持規劃先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産業結構和佈局，調整能源結構，加強對燃煤、工業、機動車船、揚塵以及其他大氣污染的綜合防治，推行區域污染聯合防治。

　　據了解，目前北京市已經制定了防治大氣污染5年路線圖：從2013年到2017年，將突出圍繞壓減燃煤、控車減油、治污減排、清潔降塵四大關鍵領域，落實大氣污染防治任務；同時通過植樹造林、擴大水面、生態修復等措施，大力提升環境容量。

　　隨著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會議周臨近，北京進入APEC時間。北京及周邊5省市採取的一系列措施逐漸顯效，11月以來，北京的空氣品質明顯好轉，北京市環保監測中心監測數據顯示，11月3日上午8點，北京市城六區PM2.5濃度為每立方米37微克，接近一級優水準。天空也逐漸變藍，被市民稱為“APEC藍”。讓天變藍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治理好大氣污染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但我們要充分認識到，大氣污染防治既是重大民生問題，也是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抓手。我們要以全球化的視野、前瞻性的意識、網際網路的思維，把大氣污染防治上升到實現經濟轉型升級和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抓實、抓深、抓細，從而保障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我們期待，APEC會議期間的北京藍天，在APEC會議之後還將持續蔚藍，短期的“APEC藍”會悄然轉變為永久的“Beijing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