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實踐證明，“反腐敗”與“穩增長”並不相悖

　　——印度反腐大潮重創本國經濟的反面教訓

　　時下有一種流行的觀念認為，立法機構和獨立司法體系面對行政部門越強勢、制衡越強，就越能有效消除腐敗，提高效率。這種觀點忽略了，權力泛化的司法體制實際上蘊藏著較大的反腐敗損害經濟增長的潛在風險。“依法治國”不是“法院治國”。

　　兼顧“反腐敗”與“穩增長”是各國各地區廉政建設面臨的永恒問題。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行政主導的體制相對不容易造成反腐敗損害經濟增長的局面，因為管理經濟是其日常職能，也是決定其業績的主要領域；而議會好歹還承擔了審議財政收支、國民經濟發展計劃，以及制定表決經濟法規等許多經濟職能，多少要為此承擔一些責任；司法機關則完全無須為經濟增長績效承擔任何責任，而是反腐敗打的“老虎”越多成績越大。假設一國陷入經濟財政危機的極端情況，必然是行政部門焦頭爛額，議會大叫大嚷，司法機關最是優哉遊哉。

　　倘若司法體系的權力過大，甚至可以在執法中為相關産業部門規定種種配額(這通常應該是行政部門的權力)，換言之就是走到了“法院治國”的地步，該體系損害國民經濟穩定與增長的潛在風險就有更大可能成為現實。

　　印度反腐對本國經濟“自廢武功”

　　2010年末開始，印度接連爆出震撼國內外的腐敗大案，覆蓋電信、房地産、金融、礦産等幾乎所有熱門産業領域，由此掀起的“反腐敗”風潮迅速演變成為無底線政壇惡鬥，不僅累及行動通訊、採掘、鋼鐵等許多支柱産業遭遇本可避免的劇烈震蕩，許多事關印度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重要法案也被“綁架”而一併淪為犧牲品。

　　由於印度議會連續數月陷入癱瘓，一系列等待議會討論並通過的重要提案被迫長時間擱置，其中不乏已經拖延擱置許久的法案，包括新土地徵用法提案，以及涉及改革稅收體制、開放零售業等關係印度經濟發展重要議題的法案，其中開放零售業市場的法案直到2011年11月末方才通過，而且剛剛通過宣佈實施，一夜之間就因為黨派政治鬥爭而被撤回。

　　正由於“反腐敗”旗號下的政黨惡鬥導致幾乎所有重大改革措施全部擱淺，民間反腐運動也暴露出了嚴重的不確定性，所以，許多印度投資者撤資外逃，海外印資返程投資急劇銳減，2010/2011財年為171.95億美元，隨後兩個財年分別為110.97億美元和71.34億美元。

　　印度國內外許多投資者寄希望於2014年5月的印度大選能造就一個有行動能力的政府，把眾多投資計劃推遲到在那之後實施；問題是，儘管印度新任總理莫迪貌似眾望所歸，而且人民黨在大選中拿到了聯邦議會人民院過半數議席，但面對地方性政黨把持的眾多邦政府，面對養尊處優、行事常常不負責任卻又大權在握、凜然不可觸犯的獨立司法體系，莫迪政府果真擁有足夠行動能力嗎？看看這幾年印度最高法院在“反腐敗”旗號下對主要基礎産業的損害，不難明白為什麼不能過分樂觀。

　　印度最高法院是通過大面積撤銷營業執照、禁止生産或規定産量上限等“卡脖子”方式損害國民經濟主要基礎産業的，由於這些産業都供不應求，且打擊集中發生在印度等新興市場經濟體宏觀經濟運作發生強烈波動期間，進一步放大了其經濟殺傷力。一個大國對自己的支柱産業自廢武功。

　　以印度煤炭和電力産業為例，能源電力缺口向來是掣肘印度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嚴重短板之一，2012年連續三天全世界史無前例的大斷電就令印度電力短缺問題在全世界面前暴露無遺。在2014年大選中，莫迪最吸引人的諾言之一就是要解救4億飽受缺電苦惱的印度民眾。印度電力工業高度依賴煤炭，過半數電廠為燃煤電廠；隨著電力需求上升，印度煤炭需求也與日俱增，煤炭供應短缺的問題日漸突出。在這種情況下，印度該做的是全力以赴擴大煤炭與電力生産，政策調整和司法行動都應當力求避免造成煤炭與電力生産減少的後果。然而，印度司法體系所做的恰恰與其相反，通過勾銷幾乎全部煤炭開採許可證，印度最高法院重創印度煤炭産業，加劇了印度煤炭供需缺口。

　　2012年，印度總審計署和中央調查局相繼宣佈，2004—2009年間，印度政府部門未經公開競標而違規將155處煤礦開採權交給12家本國公司，給印度財政收入造成的損失可達2140億美元。2014年9月24日，印度最高法院宣佈撤銷自1993年以來發放的214個煤礦開採許可證，其中有172個已停産礦區的許可證立即撤銷， 42個還在生産或即將投産的礦區許可證6個月後撤銷，只剩下4個許可證沒有撤銷。如此行為，堪稱瘋狂。

　　在煤炭許可證案衝擊之下，印度煤炭庫存一路減少，到2014年9月印度最高法院宣佈撤銷幾乎全部許可證時已經降至2008年來最低水準，瑞士信貸報告預計2014年印度煤炭供應缺口將達2.59億噸，到2017年將進一步擴大到3.70億噸。在這種情況下，印度電廠等煤炭用戶只得轉向昂貴的進口煤炭。

　　同時，依賴進口煤炭又給印度電力企業帶來了新的風險。因為採用進口煤炭必然提高成本，但印度法律對電價實行了嚴格的管制，電廠不能向下游轉嫁這部分成本，加大煤炭進口量很可能把這些電廠推向虧損。因此，儘管近年來印度電力企業紛紛選擇在沿海建設大型燃煤電廠，想依靠進口印尼煤炭來滿足需求，但在目前的體制下，他們這樣做未必能夠成功。

　　中國反腐力避影響經濟發展

　　印度這種反腐敗重創本國支柱産業和宏觀經濟穩定性的情形在中國是不可想像的。審視近二三十年來中國整治經濟秩序和反腐敗實踐，即使力度遠超印度，也不曾對國民經濟支柱産業造成類似印度這樣的自我殺傷。同樣是在煤炭産業腐敗橫行、礦難居高不下之際開展的整治行動，中國從2009年起首先從山西啟動的煤炭工業重組就不曾影響國民經濟的能源需求。

　　山西啟動煤改前夕的2008年，全國煤炭産量為28.02億噸，比上年産量(26.92億噸)增加1.1億噸。

　　在山西啟動煤改的2009年，當年全國煤炭産量為29.73億噸，比上年增長1.71億噸。

　　2010年10月，國務院辦公廳向各省區市政府下發《關於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併重組的若干意見》，煤炭業重組在全國鋪開，當年煤炭産量為32.35億噸，比上年增加2.62億噸。

　　2011年，全國煤炭産量為35.20億噸，比上年增加2.85億噸。

　　2012年，全國煤炭産量為36.50億噸，比上年增加1.3億噸。

　　在這場整治行動中，礦難頻發的民營小煤窯固然被大面積關停並轉，但技術先進的大型民營煤炭企業仍然繼續發展。

　　而且，在中國的反腐敗和整頓經濟秩序實踐中，這樣的情況比比皆是。特別是對於符合客觀經濟規律和國家整體利益的項目、決策，即使在其制定實施過程中存在重大腐敗等問題，當事人被拿下，中國政府也很少因此而否定這些項目和決策本身。“中國高鐵之父”劉志軍遭到嚴厲懲處，但高鐵本身並沒有被廢掉，反而在劉志軍落馬後建成了全國性的網路……這樣的做法更符合國家發展長久利益，也與印度那種“反腐敗”情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之所以如此，相當程度上要歸因于中國的行政主導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