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了《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央企負責人薪酬改革的大局已定，中央調節收入分配體制、體現社會公平的決心凸顯。一時間，國有大行高管降薪的話題引起廣泛關注。

　　金融領域的高管薪酬平均高於其他國有企業由來已久。一方面銀行業本身利潤率較高，另一方面，從2002年的國有銀行改革開始，五大行逐漸形成了市場和行政“雙軌”的高管薪資框架。

　　2009年，針對銀行高管薪資增速過快的問題，財政部曾發佈對國有金融企業業績考核細化辦法，規定國有金融企業高管薪酬由基本年薪、績效年薪、福利性收入和中長期激勵組成，總薪酬280萬封頂。

　　根據2013年上市銀行年報的補充公告，建行董事長王洪章2013年稅前年薪為214萬元；工行董事長姜建清去年最終薪酬核定為稅前199.56萬元；2013年5月底才出任中國銀行董事長的田國立8個月的薪酬則為稅前135 .82萬元。另據年報顯示，剛剛遞交辭職申請的農業銀行董事長蔣超良，2013年拿到了113.36萬元的薪酬；交通銀行董事長牛錫明則拿到了179.22萬元的薪酬。

　　而在金融企業內部，高管與基層員工薪資的“鴻溝”也在逐步拉開。智聯招聘的調查報告顯示，國有銀行員工的平均年薪是16萬，高管們的平均年薪則是這個數字的十余倍。此前有媒體調查，長三角地區某國有行信貸風險總監2013年日均賺2.3萬元，而編外櫃員的年收入只有5-6萬元，於是有了“高管幹一天，櫃員幹仨月”的説法。

　　與同為銀行業的股份制銀行相比，國有銀行高管的薪資並非佔據絕對優勢。2013年前10位上市銀行高管薪酬排行幾乎被平安銀行和民生銀行包攬，其中平安銀行新任行長邵平更是以833.26萬元的薪酬奪魁。另據業內人士透露，在華外資銀行部門高級經理的收入水準就在百萬元以上，一些國際知名的外資銀行全球CEO的收入水準甚至是千萬美元。金融行業的高薪，在全球範圍內幾乎沒有例外。

　　在專家眼中，中國國有銀行在全球銀行業中規模位居前列，高管擁有高薪似乎不值得如此多的非議。“西方銀行的高管是由董事會作為最高權力機構來投票選舉或聘請的，對高管的要求就是股東利益最大化，並獲得相應的報酬。”中國人民大學金融學教授趙錫軍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我國央管銀行機構高管的聘選和報酬，不完全依靠市場，而是通過相關部門來考察，可能組織上的安排。這種不純粹的市場化背後隱含著經濟利益和行政權力的疊加，或許才是國有銀行高管薪資受到特別關注的原因。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郭田勇認為，近些年金融行業實現高額盈利，高管肯定功不可沒，高薪酬也是個人能力強的體現；但另一方面國內金融市場不完全開放，政策保護嚴重，如果單以高盈利和高工資畫等號，也不客觀。

　　“雙軌”的央企高管待遇，同時催生了一系列“尷尬”：一方面央企部分負責人的薪酬比公務員系統的部級官員高數倍甚至數十倍；另一方面，根據2012年和2013年中國銀行年報，中行信貸風險總監詹偉堅取酬596萬元、574萬元，薪酬水準遠遠高於幾大行的一把手。

　　學界對“又是高官，又是高管”的雙軌模式爭議頗多。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李錦不久前表示，央企薪酬改革的重點，是要先弄清央企高管是不是官員。李錦説，和2009年的央企負責人薪酬改革相比，此次改革開始觸及政企分開這個根本問題。換句話説，如果央企負責人是真正的企業家，那麼他們的薪酬就應該交給市場；如果他們由行政任命，那麼他們的薪酬就應該受到一定的約束。

　　追溯當年國企改革之時，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破除了國企“大鍋飯”、“平均主義”的積弊，為國企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源泉。而在當下，央企負責人薪酬制度的改革面臨著現代企業制度和行政屬性約束下的薪資理性回歸的難題。這個難題，需要市場參與各方用理性地眼光看待，並探尋出合適的破解之道。（萬玉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