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反壟斷專家諮詢委員會成員，同時還是國家資訊化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以此推導，可以説，張昕竹自2008年至今一直擔任國內行動通訊産品分銷商天音控股的獨立董事，事實上也是不太合適的。

　　世事難料，曾參與起草《反壟斷法》的張昕竹，最終卻陷入到事關反壟斷的漩渦之中——8月12日，社科院研究員張昕竹被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諮詢組宣佈解聘，不再擔任該諮詢組成員，原因是“違反工作紀律”。

　　據相關媒體報道，張昕竹之所以遭到解聘，直接與去年底國家發改委對全球晶片巨頭高通的反壟斷調查有關，而在我國反壟斷調查的步步逼近中，身為反壟斷委員會專家諮詢組成員的張昕竹，不但屢屢為高通辯護，而且還參與編寫了“旨在為高通洗白”的厚達幾百頁的報告文件。

　　此事一經浮出水面，作為反壟斷專家諮詢組2011年成立以來的首個解聘成員，張昕竹立即成為眾矢之的。儘管，在事發之後，張昕竹以“發改委相關機構並未向其徵詢意見”為由自辯，但是，客觀而論，這是毫無説服力的，因為，沒有向其徵詢意見，並不代表作為反壟斷專家諮詢組成員沒有主動溝通的義務，更不代表張昕竹可以一邊擔任反壟斷專家諮詢組成員，一邊又為反壟斷調查對象高通提供諮詢服務。

　　在真相還沒有水落石出之前，沒有必要過多糾纏于張昕竹所為，到底是違規、還是違法。相反，我們倒有必要對常識進行辨析，張昕竹身為國務院反壟斷專家諮詢組成員，本應對涉及反壟斷的商業諮詢業務秉持“回避原則”，更何況業務對像是反壟斷調查對象高通呢！

　　缺乏起碼的“回避原則”，不僅説明張昕竹個人的道德操守可能存在問題，而且也間接表明我國除“政商旋轉門”之外，還普遍存在“産學旋轉門”的亂象。

　　聚焦到張昕竹解聘門事件，我們可以大膽猜測，如果高通為張昕竹支付了高額報酬，那麼其所看中的，極可能不僅僅是張昕竹的專業水準，還可能與其作為反壟斷專家諮詢組成員的話語權有關。

　　當然，對上述進行質疑，並非否定産學結合的積極意義，而是旨在説明，如果學者本身已受聘相關政府諮詢機構、或者已接受相關部委的課題委託，再參與該部委職能範疇內的涉企商業活動，是極其不妥的。這是因為，很有可能會導致此類學者將對該領域的話語權和知情權，經由涉企商業活動進行間接利益輸送。

　　學者專家可以積極參與産學結合，但如果其已受聘于相關政府諮詢機構，則必須秉持起碼的“回避原則”。再以張昕竹為例，身為反壟斷專家諮詢委員會成員，同時還是國家資訊化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以此再進行推導，可以説，其自2008年至今一直擔任國內行動通訊産品分銷商天音控股的獨立董事，事實上也是不太合適的。

　　自去年10月中組部下發《關於進一步規範黨政領導幹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後，我國政商旋轉門的亂象，已經得到相當程度的抑制，迄今為止，僅滬深兩市就有120名官員獨董請辭。

　　而與“政商旋轉門”相比，“産學旋轉門”的利益輸送路徑，往往相對間接且更為隱蔽，故而，對此我們更有必要提高警惕，不僅應強化相關政府部門出臺的工作紀律，而且還應健全相關法律、並嚴格執行，以便切實扭轉我國“産學旋轉門”亂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