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德國以先進的工業聞名於世界。但是現在,越來越多德國人曾經引以為傲的企業因為種種原因正在遷離德國。在全球經濟不景氣以及俄烏衝突的影響下,德國經濟陷入了衰退的泥潭,甚至成為全球表現最差的主要經濟體之一。而自2021年年底上臺以來,德國三黨之間就一直因為在經濟、能源、財政等多個領域的政治理念存在根本性分歧,內部矛盾日益加劇。
本月,德國政壇的一系列變動震驚世界。由於德國財政預算案和經濟政策走向分歧引發執政聯盟崩裂,原定於明年9月舉行的大選可能提前,德國總理朔爾茨面臨黨內“讓賢”壓力。而鋻於新政府的行動餘地堪憂,加之“特朗普2.0”很可能舉起的關稅大棒,想要走出經濟困境的德國,註定要面對一條艱辛而又曲折的道路。
瓦解
朔爾茨近日宣佈解職財政部長克裏斯蒂安·林德納,林德納遂率自由民主黨退出本屆聯合政府。朔爾茨領導的社會民主黨與自民黨、綠黨組成的“交通燈”執政聯盟宣告崩裂,政府在聯邦議院淪為少數。
導致執政聯盟瓦解的導火索,是社民黨與自民黨就2025年財政預算案和其他經濟政策走向分歧嚴重。林德納提出的一份政策文件要求政府經濟政策“轉變基本導向”,主張嚴格執行憲法“債務剎車”條款、削減福利保障項目以大幅節省開支,反對增稅。社民黨則希望抬高債務上限、加大政府投資以刺激經濟增長。
朔爾茨説,解職林德納是因為對方阻礙政府就財政預算案達成一致。林德納則將聯盟破裂歸咎於朔爾茨,駁回他對重振經濟的建議,認為對方提出的方案“全無力道和雄心”。
而德國執政聯盟的瓦解可能對一系列經濟政策産生深刻的影響。以養老金改革為例,據德新社報道,德國養老金監管機構近日發佈的初步報告顯示,2025年德國的養老金漲幅預計為3.5%,低於今年的4.57%。
分析指出,德國執政聯盟解散也可能對養老金改革産生影響,目前尚不清楚計劃中的養老金改革方案能否順利推進。養老金問題也可能會在明年的提前選舉中發揮重要作用,大約三分之一的德國選民已經達到退休年齡。
在不斷增加的國內壓力下,朔爾茨不得不將原定於明年1月的不信任投票提前至12月16日。如果他未能贏得信任投票,德國將於明年2月23日舉行提前選舉。
根據民調,目前在野的德國基民盟/基社盟很有可能在大選後成為第一大黨,並獲得組閣的權利。最有可能與之組成聯合政府的是社民黨。但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兩大黨的得票率是否足夠達到多數,是否需要再次組成一個三黨聯合政府。
外遷
德國當前的政治危機並非偶然。事實上自2021年年底上臺以來,三黨之間就一直因為在經濟、能源、財政等多個領域的政治理念存在根本性分歧,內部矛盾日益加劇,朔爾茨政府面臨經濟低迷、製造業衰退、三黨內部經濟財政政策分歧嚴重等壓力。
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分析稱,首先,聯盟內部的經濟政策分歧尤為突出。自民黨主張嚴格遵守“債務剎車”,堅決反對通過新增債務來應對預算缺口,並提議削減福利、減稅等措施。這些主張與社民黨和綠黨推崇的強勢政府支出和氣候政策嚴重衝突。
與此同時,經濟衰退和稅收下降帶來的預算壓力不斷增大,進一步激化了執政聯盟內部的分歧。過去幾年,德國經濟面臨多重壓力,持續的官僚負擔和勞動力短缺困擾國內經濟發展;而俄烏衝突後能源價格飆升,企業生産成本和民眾生活成本大幅上漲,國防支出持續增加,也令財政承壓。
而歐盟官僚主義負擔沉重、德國政府決策前後不一致都讓德國企業更加不容易。“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可靠的(政府)決策,而不是180度大轉彎。”德國通風、空調和工程系統製造商施樂百(Ziehl-Abegg)首席執行官約阿希姆·萊説,“這種來來回回給德企帶來了很大的負擔”。
種種因素交織,越來越多的德國企業特別是能源密集型的大型工業企業正在計劃減少生産或將生産遷往海外。德勤諮詢公司在9月12日至10月2日期間對185位德國大型企業首席財務官進行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德國企業未來計劃增加海外投資,並減少在德國境內的投資。
調查顯示,目前有82%的受訪者將德國視為主要投資地,但對於5年後的德國,僅63%的受訪者認為本土市場最具投資吸引力。這些受訪者更多地將目光投向其他歐洲國家、美國以及亞洲市場。該調查表明,那些尤其受能源和人工成本影響較大的行業,正在考慮將生産轉移到國外。
無獨有偶,近期德國工商總會的一項調查同樣顯示,越來越多的企業特別是能源密集型的大型工業企業計劃減少生産或將生産遷往海外。調查還顯示,自2022年以來,認為過多的官僚主義阻礙轉型進程的公司比例上升至61%。批評規劃和審批程式冗長的公司比例也達到48%。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德國企業外遷將對德國經濟産生多方面複雜影響。其中,企業外遷最直接的負面影響,就是導致德國的工業産出和就業崗位的減少。
崔洪建表示,在此情境下,德國政治要解決當前困境,並非僅通過提前選舉或基民盟贏得選舉並重組政府就能輕易達成的任務。
困境
嚴峻挑戰下,德國正進一步陷入經濟困境。德國聯邦政府預測,2024年德國經濟將萎縮0.2%,這意味著繼去年萎縮0.3%後,德國經濟可能連續第二年陷入衰退。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預測顯示,德國在41個發達經濟體中的增長排名已跌至第39位。
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丁純表示,德國經濟衰退背後,既有臨時性問題,也有結構性問題。臨時性原因主要源自烏克蘭危機爆發後,對俄能源嚴重依賴的德國面臨能源供應緊張,隨之引發高通脹,導致成本上升、居民消費受創。由於能源價格暴漲,德國企業尤其是能源密集型企業成本陡增,停、限産以及外遷、裁員等累及整體經濟。
結構性原因主要來自德國經濟模式的根本性問題,存在一系列結構性弊端。丁純表示,創新潛力不足、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合格勞動力供給不足、受烏克蘭危機影響能源轉型道阻且長,這一系列因素使德國經濟面臨嚴重挑戰。此外,世界需求疲軟等外部環境因素也加劇了經濟困境。
丁純認為,于歐洲而言,德國經濟失速會使歐洲其他經濟體發展動力不足,需求不振,影響其他經濟體發展。同時也使歐央行遭受降息壓力,歐盟經濟政策協調變得愈發睏難。對德國自身來説,持續性停滯會使原本經濟轉型更加艱難、復蘇更加緩慢,部分製造業將面臨較大的轉型壓力。
去年年底,德國政府突然宣佈終止電動汽車補貼計劃。BBC稱,這不僅影響了德國電動汽車的銷售,還給德國能源轉型的目標造成打擊。德國時間9月30日,在公佈凈利潤下降63.8%的財報後,大眾汽車宣佈史無前例的重組,計劃關閉至少三家德國境內工廠、裁撤數以萬計員工並收縮其在德國所有剩餘工廠規模,同時要求14萬名工人集體降薪10%。這是大眾汽車第一次考慮關閉國內工廠來降本保利。這或許只是一個開始。與巔峰時期相比,德國汽車行業就業人數已下降6.5%。
另外,特朗普贏得美國總統選舉也引起歐洲的擔憂。歐洲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特朗普上任後將會採取增加關稅政策,從而對歐盟的出口産業産生消極影響。近期歐元對美元加速貶值,也可能使歐元區出現輸入型通脹的壓力。
(責任編輯:譚夢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