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讀書匯|張樹華：新時代的社會科學工作者要不斷提升原創能力

　　6月21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張樹華，北京大學教務部副部長強世功，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劉寶成，共同做客頭條財經聯合中國網財經舉辦的金融讀書匯欄目，分享《俄羅斯之路30年》，《中國發展動態》(智庫報告)，《國家發展動力》中的熱點話題，探討中國發展道路。

　　著有《俄羅斯之路30年》的張樹華在微訪談中指出，目前俄羅斯的經濟來源絕大部分依賴於石油、天然氣和貴金屬等大宗商品出口，能源行業在給俄羅斯帶來豐厚收入的同時也造成依賴單一資源的結構性經濟矛盾。他認為，俄羅斯經濟發展需要轉型，需要向技術密集型轉變。

　　組織編寫《中國發展動態》(智庫報告)的強世功認為，在新技術蓬勃發展的時代，面對全球在技術領域展開的激烈競爭，核心在於人才的競爭，是人的創造力的競爭，我們必須為中國人才的培養、成長、創造和持續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社會文化環境和制度環境，從而體現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著有《國家發展動力》的劉寶成在訪談中表示，中國的經濟轉型是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首先是集體意識的轉變，此外將企業精神接納入生産要素組合，對經濟轉型具有重大意義，“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就是政府的有形之手逐步讓位於市場的無形之手，而後者實際上有兩隻手，即在供應端從事資源配置的企業家和在需求端用貨幣投票的消費者。”

　　以下為訪談實錄：

　　中國網財經：20世紀，俄羅斯進行了一系列的以私有化為主要內容的經濟改革，這次改革究竟給俄羅斯人帶來了什麼？俄羅斯人民如何看待自己身邊發生的一切？

　　張樹華：俄羅斯的私有化被認為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所有製革命。幾年間，私有化運動從根本上改變了俄羅斯社會面貌，瓦解了原制度的經濟基礎，改變了社會階層結構，催生了私人資本特別是大資本的形成，導致“財團、寡頭”參政局面出現。私有化沒有帶來經濟發展和企業效益迅速提高，相反卻引發財産爭奪戰，導致國有資産嚴重流失，一些工業部門衰落、經濟衰退。私有化後，俄羅斯航空製造業生産能力只有原來的12%-15%。俄羅斯有色金屬業基本被外國籍的俄羅斯私人控制。1996年俄羅斯經濟損失相當於蘇聯在二戰中的損失的2.5倍。

　　俄羅斯私有化有以下幾個特點：私有化更多出自政治動因，而非經濟上的考慮；私有化法律準備嚴重不足；追求速度和規模，大規模、突擊式、閃電式地推進私有化；與其他國家不同，俄羅斯被私有化的是國有資産中的較好甚至是最好的部分；權錢交易嚴重，私有化的社會後果十分嚴重，等等。

　　俄羅斯社會普遍認為私有化的實際結果與最初目標相差甚遠。

　　首先，私有化未能改善財政狀況，相反卻導致國有資産大量流失。大量材料顯示，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國有資産流失嚴重，私有化為少數人提供了絕好的斂財機會。俄羅斯約有500家大型企業被以72億美元的低價出售，而這些企業實際資産達2000多億美元。除有形資産外，無形資産和智慧財産權的流失更難以統計。

　　其次，私有化未能達到提高經濟效益的目的。幾年來的調查結果表明，俄羅斯私有化後的企業與原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相差不大，經濟效益差別不甚明顯。有俄羅斯學者認為，僅僅改變所有制的形式並不能保證經濟效益的提高。

　　第三，私有化損害了俄羅斯産業部門的競爭力。私有化過程中，由於國外産品的衝擊，俄羅斯企業及其商品失去了自己的市場。機械産品生産連年下降，1994年下降幅度達45%，日用消費品生産下降一半以上。上世紀90年代中期，俄羅斯80%的食品依靠進口。

　　第四，私有化吸引外資效果微乎其微。與匈牙利等東歐國家不同，在吸引外資方面，俄羅斯私有化的作用亦不甚明顯。一些俄羅斯問題專家認為，外資不十分“青睞”俄羅斯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俄羅斯國內政局不穩；二是外國投資者權益的法律保障問題。截至1995年以前，根據俄羅斯國家財産管理委員會資料，在私有化過程中，外國投資者購買股票只佔總額的10%。

　　第五，私有化惡化社會局勢，導致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真正在私有化中分得好處的只有70萬—90萬人，分搶到最大蛋糕的只是極少數，即金字塔頂尖上那不足2000人。大多數人不認為分得的是國有財産，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補助”，或一張“彩票”。

　　中國網財經：21世紀初期，俄羅斯政府採取了哪些手段來強化國企的作用，加強對經濟的掌控的？

　　張樹華：當時的俄羅斯政府著力恢復對經濟的掌控力，連續採取了一系列手段來強化國企的作用。

　　第一，將能源私企重新國有化。一方面，採取司法手段，將“有問題”的私有石油公司的核心資産收歸國有。另一方面，採取市場手段，由國家控股企業收購私有西伯利亞石油公司。這兩項做法使聯邦政府控制的石油開採能力由佔總開採量的7.5%提高到了30%，總計約每年1.4億噸。國有化整合、壯大了俄國有能源企業，使俄政府擁有了對能源工業的有效控制力。

　　第二，通過立法保證戰略性國企的核心地位。普京在他第二任期內頒布了一系列法律，將對俄羅斯具有戰略意義的核心企業以國家獨資或控股的形式收歸國有。如《自然壟斷法》、《天然氣供應法》、《電力法》、《破産法》修正案、《天然氣出口法》等。

　　第三，政府積極扶助國企擴張。俄羅斯政府利用行政權力扶助國企實施資源、市場和資本擴張，包括天然氣、石油、電力、銀行等能源和經濟命脈領域，以提高國企經濟調控能力。

　　第四，加強對戰略國企的監管。通過俄政府高級官員到大國企兼職來加強對重要國企組織人事控制，同時也強調對國企的上交利潤和稅收的監管。並利用稅收手段，把石油超額利潤繳入聯邦財政。

　　第五，限制和規範中小企業的私有化。政府通過對中小國企私有化，既甩掉了經濟包袱，又為發展和壯大國企提供了資金。

　　中國網財經：從現實條件分析，您認為俄羅斯今後的經濟發展，是應該重新工業化還是後工業化？堅持現代化還是發揮原材料的優勢？

　　張樹華：俄羅斯地理面積廣闊，自然資源極為豐富，無論是天然礦産資源的産量、儲藏量，還是品種俄羅斯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俄羅斯人口約佔世界總人口數的2.4%左右，卻擁有全世界10%的領土。俄羅斯的森林資源佔世界總量的20%。俄羅斯的天然氣儲量為世界的45%，石油儲量為13%，煤炭儲量為23%。俄羅斯每人平均農業可耕地大約1公頃，這相當於芬蘭的1.8倍、美國的1.3倍，是中國的10倍以上。俄羅斯土地資源僅次於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另外，俄羅斯擁有地球上20%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資源，淡水資源極為豐富。俄羅斯漁業産量和水生資源佔世界第七位。同時，俄羅斯繼承了原蘇聯豐厚的科技潛力，俄羅斯每10萬人就有37位學者或工程師，數量上幾乎與美國相當，相當於德國的1.5倍。俄羅斯學者認為，從上述意義上看，可以説俄羅斯是世界上唯一的、真正能夠自給自足的國度。

　　目前，俄羅斯的經濟來源絕大部分依賴於石油、天然氣和貴金屬等大宗商品出口。2017年油氣産品在商品出口中所佔比重仍高達59%；約佔財政收入的25%。能源行業在給俄羅斯帶來豐厚收入的同時也造成依賴單一資源的結構性經濟矛盾。這成為限制俄羅斯經濟增長的障礙，也使得俄羅斯在面對油價波動和西方制裁等外部風險時候非常脆弱和被動。

　　我個人認為，俄羅斯經濟發展需要轉型，需要向技術密集型轉變。其一，蘇聯留下的科技底子依然雄厚，在很多尖端領域俄羅斯都是可以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相抗衡的；其二，也應該看到俄羅斯政府在發展高新技術方面的決心和規劃。2018年，俄羅斯政府公佈“國家技術倡議”計劃，決心大力發展人工智慧、量子技術、機器人技術、新能源、無線通信技術、神經技術和生物技術等高新技術，目標是重點科學領域進入世界前五強。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俄羅斯政府對於經濟發展轉型的願望。

　　中國網財經：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70年砥礪奮進，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您認為作為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在這個過程中充當了什麼樣的角色，肩負了哪些使命？

　　張樹華：70年來，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與共和國風雨同行。70年來，中國大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今中國步入新時代。站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吸允著濃厚的生活乳汁，紮根豐厚的實踐土壤，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肩負著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光榮使命。

　　堅持為人民做學問、為時代獻精品，不斷總結70年來黨和人民的奮鬥實踐，深刻解讀新中國70年曆史性變革中所蘊藏的內在邏輯，詮釋歷史性成就背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優勢，堅持用中國理論解讀中國實踐，為黨和人民繼續前進提供強大精神激勵和智力支援。

　　進入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使命崇高、責任重大，理應用筆尖去記錄新時代、擁抱新時代、謳歌新時代、奉獻新時代。堅守中國立場、拓寬世界視野，多出自主性、獨創性、整合性和原創性的成果。

　　新時代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應積極回應時代要求，以提升原創能力為出發點，不做西方理論的“搬運工”。以自己的智慧和努力，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斷作出新的貢獻。

　　中國網財經：您組織編寫《中國發展動態》系列叢書的出發點是什麼？在長達幾年的編寫過程中，有哪些感受可以與我們分享嗎？

　　強世功： 我們很早就開始內部編輯動態，一個目的就是想追蹤記錄：中國人究竟在想什麼，中國人究竟在做什麼。本世界初期，西方學者就開始“中國崛起”的話題，而中國學者大約是在2008年開始關注這個話題，從而在學術界開始討論中國崛起的原因。我們認為，要理解中國崛起，首先就必須理解中國是怎麼做的，中國是怎麼想的。為此，我們開始系統跟蹤中央的各項政策的發展、學術界對國際國內問題的討論等，編輯了《中國思想動態》，《中國發展動態》、《中國法治動態》和《中國港澳動態》。從2009年以來，我們最先跟蹤中央的各項政策發展，後來逐漸了動態的範圍，從2012年開始，我們進行了系統的跟蹤。這樣的跟蹤有一個好處，就是在一個相對長時段的發展脈絡上來把握中國的未來發展走向，以至於我們可以跨越政府部門和學科專業知識構成的壁壘和限制，對中國整體的宏觀發展態勢有一個相對清晰的把握。

　　如果説在過去一些年，國內外學者普遍關注“中國崛起”這個話題，並試圖在理論上解釋中國為什麼會崛起，那麼最近一些年他們更加關注中國崛起對世界意味著什麼，一個強大的中國為世界貢獻了什麼，中國的復興能不能為世界發展提供新的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併為其他國家提供中國經驗和中國智慧。

　　近代以來，中國由於遭受列強侵略，社會經濟文化相對落後，中華民族一度處於被動挨打地位，中國一直在探索獨立和復興之路。直至一百年前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的結合過程中，中國共産黨應運而生。中國共産黨從成立的第一天起，就義無反顧地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走出山河破碎、內憂外患、戰爭連綿的黑暗境地，並通過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建立起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新中國。

　　無論是中國革命道路，還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國在探索現代化道路的過程中始終保持著獨立自主的政治品格。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的探索“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這就意味著，中國走出了一條具有普遍意義的現代化道路。而要理解這條現代化道路的意涵，就必須知道 “中國在做什麼”，理解“中國在想什麼”。這就是我們編輯出版“中國發展動態”叢書的出發點。

　　在長達數年的編寫過程中，我們基於對國家發展戰略、政治體制、行政管理、經濟民生、文化思想等領域各項改革措施和公共政策的記錄整理，希望提供豐富而生動的具體事項，並且展現出一幅易於把握的歷史全景。作為智庫報告，我們不是從主觀學術立場出發來判斷中國的發展走向並由此提供政策建議；相反，我們希望盡可能以一種客觀、中立的立場來記載中國究竟在發生什麼。因此，每年的年度報告更多是一種客觀的綜述而不是主觀的理論構建，每個人都可以根據這些歷史資料進行不同的解讀。我們希望“中國發展動態”叢書成為學術界在研究和思考中國問題時備查的歷史資料書。然而，任何歷史記錄總是會受到編者的關注點和資訊蒐集能力的限制。我們期待更多人嘗試這樣的工作，以不同的敘事線索，串起那些散落的珍珠。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記錄工作的意義也將與日俱增：當讀者站在未來某一時點回顧中國發展歷程，他們將能更清晰地看到中國道路是如何從過去某一時點延伸到他們的腳下，由此也能更好地理解當代中國那些看似平淡無奇的思考和實踐，究竟是如何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獲得其普遍性的。

　　中國網財經：您認為接下來金融工作的重點應該在哪？如何引導金融更好的服務於實體經濟？

　　強世功：從我們編輯的中國發展動態所反映的發展脈絡看，今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穩中向好，但是面臨的內外形勢依然複雜。在下一階段的經濟工作中，實施好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快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金融體系服務實體經濟高品質發展的能力，是一個重點。

　　一方面，貨幣政策上要保持合理的流動性總量。貨幣政策的要點在於精準把握流動性的投向，發揮結構性貨幣政策精準滴灌的作用，可以根據金融機構對小微企業、民營企業貸款增長情況，向其提供長期穩定資金來源。

　　另一方面，還要從供需兩端進一步改善和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通過建立對商業銀行的激勵機制來引導其加大主動投放力度，解決一些銀行不敢貸、不願貸、不會貸的問題，著力解決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引導優勢民營企業加快轉型升級。

　　中國網財經：關於2020年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您認為我們應如何幫助特殊貧困群體？如何避免脫貧後又返貧？

　　強世功：距離2020年全面脫貧已不到兩年時間，脫貧任務艱巨繁重，剩下的都是貧中之貧、堅中之堅、硬仗中的硬仗，越是到攻堅階段，越是要以人為中心。但是，如果才能真正解決貧困問題，首先要解決思想認識問題，從根本上解決貧困。

　　一是貧困的根子不在於物質貧困，而在於精神的貧困，扶貧工作不僅要解決物質問題，更要解決精神問題，解決思想問題、知識、發展戰略問題乃至文化教育問題。這其實在闡述馬克思主義中關於內因和外因關係的基本原理。解決貧困問題，必須始終堅持內因是決定因素，而外因是輔助的環境因素。這就意味著扶貧工作必須著力於內因，而不能僅僅關注外因。物質要素僅僅是外因，而人的主觀能動性，人的知識、視野和精神面貌才是擺脫貧困的根本力量。因此，在扶貧工作上，我們不能跟在困難群眾的後面，僅僅關注物質扶貧而搞當年毛澤東所批評的“尾巴主義”，而必須走在困難群眾的前面來教育群眾、引導群眾、組織群眾甚至改造群眾。

　　二是解決貧困的根本在於經濟發展，扶貧絕不是簡單地救濟困難群眾，而必須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背景下，把扶貧工作變成推動經濟發展的抓手，把經濟發展變成解決貧困問題的利器。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堅持實事求是這個黨的基本路線，深刻認識到特殊貧困群體構成的複雜性、導致貧原因的多樣性，對於脫貧工作絕不能搞“一招鮮”或“一刀切”，更不能搞面子工程的“大躍進”，絕不能把扶貧工作變成“救濟工程”、“福利工程”、“道德工程”甚至“面子工程”。而是從解決貧困入手探索經濟發展的新路子。比如，過去一提經濟發展，政府官員腦子裏想到的就是招商引資、搞房地産，GDP很快就搞上來了。可見在，這种經濟發展思路非但無法解決貧困，反而在創造更大的貧困。因此，扶貧與經濟發展聯繫在一起，就是鼓勵地方政府官員探索經濟發展的新思路，把經濟發展與解決貧困問題有機結合起來。

　　貧困是人類歷史上始終要面對的難題。西方的資本主義推動經濟發展但卻帶來全球的貧富分化，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試圖解決貧困問題卻付出了遏制經濟發展的慘重代價。今天，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試圖在經濟發展和擺脫貧困兩個方面做到相互促進的“雙贏”。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對世界解決貧困問題作出有目共睹的貢獻。而扶貧攻堅就是希望繼續向前邁出一步。如果中國在這方面探索出一個路子，就是對全人類的貢獻。

　　中國網財經：您如何看待目前的網際網路，大數據，人工智慧等科技的快速發展？網際網路時代下，傳統企業應該如何發展？

　　強世功：移動網際網路、大數據、超級計算、傳感網、腦科學等新理論新技術的蓬勃發展是大勢所趨。在這些新興技術的驅動下，人類社會的組織結構、生活方式、生産形態都已出現不同程度的變化，並對國家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等方面産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科學技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國家前途命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人民生活福祉。但也要看到，這些技術的發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資訊技術革命還有很大的創新空間，例如我們目前發展的人工智慧，還屬於初級階段，距離通用型人工智慧還有很大差距。而中國雖然在這些技術的研究開發、學科建設、産業應用和社會服務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但也剛剛邁出起跑線不遠，與國家發展戰略要求相差甚遠，距離國際尖端水準仍有一定差距。對此，我們既要堅定信心，但也不能盲目樂觀，過高地估計成績而認識不到存在的問題和短板。未來一個時期，最重要的還是把增強原創能力作為重點，以關鍵核心技術為主攻方向，加強基礎理論研究，努力在新興科技發展方向和理論、方法、工具、系統等方面取得變革性、顛覆性突破，確保我國在新興科技若干重要領域的理論研究走在前面、關鍵核心技術佔領制高點。同時，也要充分發揮我國海量數據和巨大市場應用規模優勢，積極推進新興技術産業化，形成科技創新和産業應用互相促進的良好發展局面。

　　網際網路時代下，傳統企業勢必面臨轉型升級，總的方向是加強新興技術和傳統産業、傳統企業的融合發展，通過引入新興技術，增強傳統企業的發展活力和競爭力，但也不宜一概而論。例如對於規模型的製造類企業，有必要加大力度推動工業網際網路的發展，有效推動上下游産業鏈和生態鏈的建立和整合，同時也要積極推廣智慧製造、網路協同製造，通過數字化、網路化、智慧化來建立新的業態，打通設計、製造、維護、服務和産品的全生命週期，以便能夠更有效地應對技術發展，實現企業轉型升級；對於傳統零售業而言，可以利用網際網路技術，提供企業網上入口，為産品進行導流，目前國內很多企業借助網際網路電子商務，成功地打破了交易空間限制，實現了線上和線下有機結合，不僅擴大了交易範圍，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是很好的商務創新實踐。

　　總之，在新技術蓬勃發展的時代，面對全球在技術領域展開的激烈競爭，核心在於人才的競爭，是人的創造力的競爭，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為中國人才的培養、成長、創造和持續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社會文化環境和制度環境，從而體現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中國網財經：您認為中國經濟轉型的核心驅動力是什麼？

　　劉寶成：經濟運作涉及生産和分配兩個方面，而經濟轉型就是通過調整經濟資源的配置方式和經濟成果的分配方式，來改變經濟運作的機制和路徑。在經濟學上，經濟資源包括土地、資本、勞動力和企業精神四種類型。在經濟資源既定的情況下，其不同組配方式，意味著不同的生産力水準。就像圍棋博弈，同樣數量的棋子，只要改變它們的排布，就會改變佔據地盤的大小和攻擊力。自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扭轉長期以來禁錮生産力發展的生産方式”，經過不斷的結構調整，到十八大提出“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直至今天正在進行的供給側改革和消費升級，貫穿改革開放的一條主線，就是以解放生産力為核心、以提高人民生活品質為目標的經濟轉型之路。

　　中國的經濟轉型是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首當其衝的是集體意識的轉變。共産黨的最終目標既然是解放全人類，那麼僅僅依靠“窮幫窮”式的無産階級聯合是難以實現的，因此其迫切的任務必須首先解放自己，也就是以“三個有利於”為標準，發展生産力，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從文革結束後的撥亂反正，到今天的不忘初心，證明中國共産黨明確認識到，只有全面實現了自身的民殷國富，我們才有能力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另外，將企業精神接納入生産要素組合，對經濟轉型具有重大意義。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就是政府的有形之手逐步讓位於市場的無形之手，而後者實際上有兩隻手，即在供應端從事資源配置的企業家和在需求端用貨幣投票的消費者。

　　站在更加宏觀的立場上，供給側所提供的也分為兩項內容，一是稀缺品，即用於市場交換的商品，二是供大眾享用的非專屬性的公共品。由此可見，供給側改革首先應把握當前並預測未來的市場需求，而不是追求統計意義上的平衡；改革不能局限于稀缺品的供應，而要有公共品的供應與之齊頭並進。公共品的創造與提升需要三個方面的努力，及構建服務型的政府，發揮公益性的非政府組織的作用，以及倡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

　　就經濟資源的報酬而言，在認可土地獲得地租、資本獲得利息、勞動力獲得工資的前提下，承認企業家的正當地位和賺取利潤的權利，等於否定了剝削論和階級鬥爭論，使之得以放心大膽地發揮其作為最活躍而能動的生産要素作用。科學技術決定了生産效率，將之作為第一生産力的提法，始終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世界經濟論壇列舉了三個經濟發展的驅動力，即稟賦驅動、效率驅動和創新驅動。縱觀世界各國，那些過度依賴自然稟賦的經濟體，即便一時富有，但永遠不會強大，這種現象被稱為“資源的詛咒”；而將資本、科技與其他經濟要素有機結合到一起，實現規模和範圍效益的國家，一定會在工業化階段強盛起來。進入創新驅動階段的發展模式需要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商業複雜性，二是創新性，這意味著組織和分配方式的巨大轉變，而最根本的是充分發揮人的潛能。中國當前的經濟增長模式正在從效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這是一個關鍵的檔口，既不能故步自封，又不能急功冒進，而是需要更加精準地掌控和廣泛地調動更多的變數進行重新組配。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步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轉型，正如李克強總理2015年在世界經濟論壇上眺望達沃斯滑雪勝地時所講的，可以借鑒滑雪的三要素：速度、平衡和勇氣。當然，還有信守規則的意識以及向所有參與者開放和包容的胸懷。

　　中國網財經：如何充分發掘廣大農村地區土地和勞動力兩項最基本的資源？

　　劉寶成：作為依靠兩河的庇祐成長壯大的東方古國，數千年的農耕文明鑄就了華夏民族對於土地的熱望和依戀，重農抑商也便成為了歷代王朝不假思索的政策選項。與歐洲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階段主張以人身自由和私有財産為前提的重農主義不同，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本主義強調的是“率土之濱莫非王土”前提下的人身依附關係。

　　作為萬物的載體，土地依然是構建以“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為特徵的小康社會的必要條件。如何充分發掘廣大農村地區土地和勞動力兩項最基本的資源，使之發揮更高的經濟效能，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中的首要課題。作為農村體制改革的第一步，將土地權利中的使用權和受益權拆解出來，推行以家庭為單位的聯産承包責任制，一時間極大地釋放了農民勞動的積極性，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家一戶掌控的小塊土地限制了機械化和規模化運營，致使經濟效率遇到了制度性的瓶頸，更無法抗衡由海外現代化農場舶來的農産品競爭。隨著沿海地區大舉工業化的進程，政府賦予了農村勞動力一定的人身自由，於是農村數以億計的勞動力資源涌向沿海城市。這在一方面以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成就了中國工業的快速規模化和強勁的出口加工能力，併為後續的城市化奠定了堅實的人口基礎，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農業勞動力的虛空化以及以留守老人和兒童為特徵的人文怪相。

　　《商君書・定分》講到：“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免可分以為百也，由名分未之定也。”可見，古代先賢早已非常清楚物權邊界及其歸屬的重要性。

　　土地承包期限的不穩定以及土地邊界的不清晰，包括部分無主土地的存在，以及部分地區宅基地的權屬之爭，是多年來造成農村生活鄰里關係、官民關係失和的主要矛盾。在落實土地承包期限30年不變之後，過度使用化肥和農藥侵蝕地力的現象緩解了，田間地頭的樹木增多了；在土地和宅基地進一步確權之後，農村地區的爭吵、械鬥、陳情減少了。惡霸和黑社會是近年來農村社會日趨惡化的一支毒瘤，過去三年的“掃黑除惡”已經收到顯著成效。但若長期保持其成效，則需要從加強基層政權建設和推行法制入手，而不能簡單地依靠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因為，一些地方政府不作為，群眾難以通過法律及時有效地尋求正義，是導致農村社會矛盾的根源。

　　自取消農業稅開始，政府對三農問題的關注以及對農民的關懷是空前的。政府主導的“村村四通”(通路、通電、通氣、通自來水)、“美麗鄉村”、“扶貧攻堅”以及社會保障等項目，業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同時也為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做出了舉世矚目的貢獻。

　　在確定物權和加強基層服務型政府及法制建設的基礎上，土地的集約化和現代化運營顯然是中國農業的必由之路。集約化不是復辟“大鍋飯”式的人民公社，而是在各類參與方權責利均衡的條件下推行公司制的農場模式，通過資本、科技和資訊的力量促進專業分工，提高規模效益，對接市場需求。政府的工作重點在於持續提供上層建築的保障，加強環境保護，在區域一體化進程中拆除城鄉壁壘，打破地區間的市場封鎖，支援農村地區包括技能、素質和法治意識在內的能力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