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聯合國氣候峰會召開之際，一些西方輿論以碳排放總量和每人平均碳排放量數據對中國施壓，試圖迫使中國在減排方面承擔“超責任與義務”。

　　一個名為“全球碳計劃”的氣候變化研究組織本週散佈數據稱，2013年中國碳排放總量超過美國與歐盟之和，而每人平均碳排放量也首次超越歐盟。

　　姑且不論上述數據是否準確，但是這個西方研究機構看待氣候變化問題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刻意渲染中國的兩個碳排放量數據如何高企，而故意忽視西方國家每人平均“碳消費量”數據遠高於中國的客觀事實，著實令人對其專業性大跌眼鏡。

　　正如英國《金融時報》刊文所稱的：“歐盟碳排放數據下降的背後，還掩蓋著一個事實：歐盟消費的産品中有很多是在中國等國家生産的。”這就是所謂“轉移排放”的一種形式。

　　匆豢唇出口貿易的數量和結構，瞧一瞧社會消費的數量和結構，我們不難發現，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所製造的産品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是供給全世界各國特別是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消費的，這些産品的消費不計算碳排放，卻僅把其生産環節的碳排放算到中國頭上，顯然有失公平�

　　熟悉氣候變化問題的暨南大學教授孫東川認為“碳消費”這個概念更為客觀、公正、科學。他説，消費者消費的每一件物品，都是社會生産製造出來的，生産這件物品産生多少碳排放，就應作為消費者的碳消費。

　　在當今的碳排放計數體系中，歐美發達國家不僅可以通過碳交易轉移排放量，還通過高消費水準的生活方式享受著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製造生産的産品，卻不承擔這些産品製造生産時産生的碳排放量。

　　就拿目前發售3天銷量已逾1000萬部的蘋果最新手機舉例，儘管中國大陸地區無緣首發，但生産製造環節中的最大部分都在大陸地區。使用這種手機的海外消費者及其母國無需承擔任何碳排放量，而中國卻要為這些碳排放買單。

　　這顯然無法客觀準確地反映全球碳排放的分佈圖係。

　　中國的發展階段決定了其每人平均生活水準仍然很低的現狀，倘若每個中國人都模倣美國人或歐洲人的生活方式，地球當然無法承受，中國是知道這一點的。但是，中國人也有追求更高一些生活水準的權利，西方指責中國碳排放量，是無視中國所處發展階段的舉動；西方要求中國無差別承擔減排責任，是抑制中國發展的不公平行為。

　　孫東川表示，不應以誰生産産品就讓誰承擔相應碳排放，而是誰消費産品就該誰承擔相應碳排放。如此用碳消費量計算，則歐美無論是碳消費總量，還是每人平均碳消費量，都將遠高於中國。

　　孫東川建議建立個人和國家的“碳消費賬戶”，所有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都計算碳消費，使其在數量上等於生産該物品産生的碳排放，將之計入該國或個人的碳消費賬戶，而不應將之列入生産者的賬戶。

　　事實上，在強調公平原則同時，中國始終致力於兌現減排承諾和目標。中國政府19日表示，中國將確保實現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産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

　　截至2013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相比2005年已下降28.56%，相當於減少了25億噸二氧化碳排放。

　　節能減排、産業轉型升級本就是中國經濟調結構、轉方式的要求，只是中國出臺的各項政策措施需要有一定時間的發酵期和生效期。隨著政策的落實到位，其正面效應必將顯現，在碳排放控制方面終將出現正向變化。

　　西方發達國家歷史累積的碳排放造成了氣候變化問題，如今卻又將高能耗、高排放的産業搬到發展中國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些國家不應一邊享受著發展中國家生産製造的物美價廉的産品，一邊無理要求這些國家放緩發展腳步、承擔更多國際責任。

　　對於這一點，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早已洞悉。他去年年底就強調：“氣候變化這一現象是由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造成的。只有讓發達國家承擔大多數責任才是公平的、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