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可林 攝

　　-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

　　-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

　　-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

　　- 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

　　今年以來，國務院常務會議多次提到“小微企業”，從産業指向、融資方式、稅收政策及簡政放權等多個方面強調促進小微企業的發展。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多措並舉著力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問題的指導意見》也明確，優化商業銀行小微企業貸款管理，採取續貸提前審批、設立迴圈貸款等方式，提高貸款審批發放效率。同時，研究對小微企業貸款實行差別化監管要求

　　近日，國務院辦公廳發佈《關於多措並舉著力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問題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融十條”)，提出了十方面的措施，將各項任務分解落實到“一行三會”等多部門，要求金融部門採取綜合措施緩解企業成本高的問題。

　　金融危機以來，為了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臺了各種政策，但融資難的問題似乎並未得以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癥結到底在何處，政策還需哪些組合拳？

　　融資難癥結何在

　　記者：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一直備受關注，中小企業融資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造成中小企業融資難最根本的原因是什麼？

　　董登新：中小微企業“貸款難”是世界通病，基本無解。因為銀行貸款的惟一門檻是“抵押物”，由於小微企業規模小、死亡率高，抵押品短缺，因此，中小微企業貸款難基本上是無解的。

　　事實上，大銀行服務於大企業，小銀行服務於小企業，這是成本與收益的對稱。不過，中國只有大銀行，沒有小銀行，更何況，銀行貸款並非萬能，它須保障存款人利益。銀行貸款不可能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然而，小微企業“融資難”卻是可以解決的。

　　孫立堅：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主要出在借貸雙方。從貸款方銀行體系來看，用大銀行體制來做中小企業貸款，從成本和經營模式來看都是不匹配的。從借款方中小企業來看，中小企業在誠信、盈利能力和抵押品方面存在問題，在大銀行經營模式下，這三個方面的脆弱性非常明顯。

　　趙錫軍：從根本來説，中小企業融資難是資金供求的問題。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速全球有目共睹，經濟發展太快，每年、每天、每時、每刻都可能有成千上萬的企業、數不勝數的人去創辦企業，中小企業數量快速增加，而這些企業都需要資金。可是，在資金供給方面，主要的渠道來自存款，也就是銀行，但如今一方面居民收入與經濟增速不匹配，另一方面，銀行吸收存款遭遇理財産品的分流，這些因素都使得主要的資金供給渠道受到影響。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供求矛盾的加劇，很多套利行為産生。打著幫助中小企業融資的旗號，各種各樣的仲介機構涌現，無形中增加了融資環節，拉長了融資鏈條。不僅抬升了融資成本，還加大了融資風險。

　　魯政委：對現在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大多歸結為銀行的問題，是不是説銀行可以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所有的問題，應該不是。換一個角度來講，中小企業融資難是一個金融體系的問題，中間融資的業態不止銀行一種，還包括私募股權投資(PE)、上市、發債等。如果按風險從高到低來排列這些金融機構，最高風險是PE/VC，最低風險是銀行。風險最高的是小企業，風險最低的是大企業。而現在讓承擔低風險的銀行和高風險的中小企業嫁接，強扭的瓜一定會有問題。

　　如果換個角度來思考融資難的問題，企業為何要融資，就是因為目前不盈利？那麼，最關鍵的問題是不是應該讓企業能夠掙到錢？

　　“融十條”是積極信號

　　記者：今年以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支援小型微型企業發展的政策措施。如推廣註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將小微企業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實施範圍的上限提高等政策，而“融十條”的核心是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的問題，這一政策和過去政府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形成的“組合拳”，能為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起到怎樣的作用？

　　孫立堅：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融資渠道和融資成本都是企業在融資過程中不能割裂的問題，融資渠道不通暢進而導致融資成本上升。此次“融十條”雖然表面來看是以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為核心，但也提及豐富融資渠道的問題。比如，一方面是推動落實新的融資形式，如優先股；另一方面是調整存款的統計規則，把部分同業存款口徑調整為一般性存款，這對於銀行負債管理會産生重要影響。此外，大力推進信貸資産證券化。

　　趙錫軍：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成本高的問題已經存在很長一段時間。過去每一次出臺的政策其目的都是為了解決這兩個問題。與過去相比，此次出臺的政策更加有針對性、具體化和細化。比如，産業信貸政策可能進一步細化優化，更加重視對企業自身基本情況的風險考量，引導銀行對産能過剩行業中有市場、有效益的企業提供金融支援。

　　魯政委：“融十條”是今年以來本屆政府注重抓落實的常態化舉措。與常見的官方文件不同，“融十條”在文末提出“從中長期看，解決企業融資成本高的問題要依靠推進改革和結構調整的治本之策，通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形成財務硬約束和發展股本融資來降低杠桿率，消除結構性扭曲”。

　　很顯然，政府已經意識到此前的舉措僅僅是緩解短期問題的辦法，而長期還得依靠“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財稅改革，簡政放權，打破壟斷，硬化融資主體財務約束”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意味著，當前措施更多是在“為改革買時間”。

　　董登新：在當前“保持定力”的貨幣政策大背景下，一方面，必須控制銀行新增貸款的過快增長，以此倒逼銀行盤活信貸資産存量，優化信貸資産結構，提高信貸資金投放效率；另一方面，針對目前只有大銀行、沒有小銀行的窘狀，必須大力發展小銀行和社區銀行，本著“大銀行服務大企業、小銀行服務小企業”的規則，加大小銀行對小企業的信貸服務。

　　但在“保持定力”的貨幣政策下，銀行貸款的過快增長將受到明顯抑制，這勢必為直接融資大發展、大擴容提供重大機遇和難得機會。做大做強直接融資，天然地與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以及解決企業融資貴緊密相關。

　　打通直接融資渠道

　　記者：從融資渠道的角度來看，我國市場上債券融資主要傾向於一些大型企業，而剛剛起步的場外市場則方興未艾，怎樣看待直接融資市場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方面的作用？

　　董登新：從企業成長週期來看，處在不同成長階段的企業，其融資模式與融資手段是不同的，不可能所有類型的企業都找銀行。

　　在小微企業初創階段，銀行沒有資格拿存款人的利益去賭，這時，惟一可行的融資方式就是西方人講的3F——創業者(Founder)、家庭(Family)、朋友(Friend)。

　　在企業成長階段，不僅PE/VC可以進來，而且還能到場外市場掛牌，甚至去場內市場IPO。當然，這樣的企業也很容易從銀行獲得優質貸款。

　　在企業成熟階段，不僅可以獲得銀行最廉價的大客戶貸款，而且可以IPO，更可以發行低成本公司債。

　　政府不應該強行要求銀行放貸給小微企業，而是應該通過金融創新，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並將民間資本導入正途，為小微企業提供廣泛、便利的直接融資渠道。尤其是在經濟轉型、産業升級的當今，我國龐大的銀行業的無度擴張已明顯受到遏制，在此情形下，如何構建多層次資本市場，打通直接融資渠道，為小微企業提供高效便利的融資解決方案，已變得更加緊迫。

　　由此可見，解決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關鍵，不能僅僅依靠銀行，而是重在構建開放、高效、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既包括股權融資，也包括債權融資；既包括場內市場，也包括場外市場和私募市場；既包括現貨市場，也包括金融衍生品市場。

　　值得注意的是，場外市場在幫助中小企業融資方面的重要作用。新三板是多層次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新三板吸引一批優秀中小企業去掛牌；一方面，為其尋找戰略投資者提供機會；另一方面，提供股權轉讓、融資等功能，促進其發展。

　　此外，從更高層次來看，新三板能夠創業、創新。實現同業整合、資源並購，大大提高資金使用和企業運營的效率。

　　孫立堅：融資難最根本的問題，還是現階段企業不盈利。中國經濟發展已進入轉型期，以前經濟發展靠勞動密集型和加工貿易型的製造業發展，以工廠資産、儲蓄等做抵押，靠銀行單一的服務模式，就能實現産值，解決就業；現在，這種發展模式遇到産能過剩、外需不足、內需仍需要培育的困境，因此需要進行轉型，但目前在轉型過程中，金融服務還存在滯後性，金融服務模式還是産業金融模式，做服務貿易、研發的小微企業等，通過獲得銀行貸款比較困難。因此，需要能夠承擔高風險，滿足創新發展轉型需要的融資平臺，需要發展直接金融，中國經濟轉型對金融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百姓不太願意把錢放在銀行，而是想尋找高收益的投資，如果不發展直接金融體系，灰色金融體系會替代直接金融，使得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功能會産生巨大負面影響。

　　發展直接融資市場，一方面要疏導，引導資本市場服務實體經濟、百姓理財需求，如“新國九條”的各項措施就是要建立健康的資本市場；另一方面要堵住，要杜絕不受監管、借新還舊的融資方式，加強對灰色金融的監管。

　　趙錫軍：多層次資本市場不應僅為國內企業融資，還應從全方位為全社會實現資本資源配置，包括依靠國內外兩個市場、動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對於不同層次的投融資規模、工具、期限、風險，資本市場應有多元的、全方位的、橫跨境內外的安排。

　　多渠道降融資成本

　　記者：“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成因非常複雜，既有宏觀經濟因素又有微觀運作問題，既有自身因素又有金融問題，但有觀點認為主要還是金融體制機制的問題。如何理解“融資難、融資貴”和全面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問題？

　　董登新：在現有體制下，國有銀行、上市公司融資很容易拿到，大企業和上市公司的貸款融資是飽和的，而中小企業卻非常弱勢。

　　中國和美國金融體系是不一樣的，中國是銀行主導型，美國是市場主導型；中國單一依賴銀行，銀行越做越強勢；在美國，銀行是傳統行業。

　　中國的問題最終還是要靠從制度層面上“做手術”。中央明確提出“大力發展直接融資”，這不是口號，真的要朝這方面走。如構建多層次資本市場，這是解決多渠道投資融資的基礎平臺；大力發展金融仲介。最後，中國必須最終走向利率市場化，加快金融機構自主定價能力和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建設，整合全部金融資源。

　　魯政委：人民幣一籃子貨幣的變化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經濟結構，這個結構是什麼呢？我們發現如果拿不同行業的資産負債率來觀察，以現在和十年前相比，如果把金融和地産剔除出去，我們發現十年前不同行業的資産負債率的差別並不是很大，然而十年之後的差別已經非常大，從早期的最高和最低的只差10個百分點，到現在差35個百分點。那麼，如果資産負債率從低往高來看，我們會發現，凡是可貿易程度低的行業，資産負債率都更低，可貿易程度高的行業，資産負債率都更高。

　　目前的經濟狀態是可貿易程度高的企業(主要是第二産業)普遍盈利困難，而可貿易程度低的企業(主要是服務業)則景氣狀況相對較好。由此顯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高估，已成為制約企業盈利的關鍵因素。

　　目前來看，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最直接的方法是減稅、降息、調低人力成本等，但這會相應地影響到財政收入、銀行利潤以及就業率，相對來看，利用匯率來實現降低企業成本的目的，負面影響相對較小。

　　修正人民幣匯率高估是讓目前企業脫困最為重要的一環。而遺憾的是，這一點似乎在著力緩解融資貴的所有方案中被忽略了。

　　趙錫軍：融資成本的高低主要取決於資金的供求關係，而利率市場化則使市場競爭中的價格因素發揮更大的作用，也就是説，市場可能會出現分化，如經營狀況良好、信用度高的貸款戶融資成本可能會降低，反之融資成本則會升高。從資金供需的角度來看，在國內資金供應不足的情況下，政府開始推動跨境資金流動，國內金融體系改革需要提速。

　　過去一段時間，各地方政府以GDP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惟一目標，“大幹快上”了很多項目，沒有按照市場規律配置資源。如今，需要重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來扭轉産能過剩的局面。中長期而言，未來中國金融市場化改革必須調整金融市場結構，使金融體系更高效地為實體經濟轉型升級服務。首先，優化金融市場結構。利用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的作用，讓有資金需求的企業，按照各自的實際情況，配置資金。目前，我國信貸市場、股票市場、債券市場、信託市場、民間融資市場等融資渠道分立，降低了市場的效率，增加了企業的融資成本，因此，必須有效打通各層次市場之間的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