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牛津經濟研究院日前公佈的數據顯示，亞洲一些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的家庭債務佔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近年急劇攀升，甚至超過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夕美國的家庭債務水準。家庭債務高企，影響經濟穩健運作。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德勤近日也發表報告呼籲要對此提高警惕。

　　統計顯示，2007年，美國的家庭債務達到峰值，佔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137%，此後穩步回落。但是，亞洲主要經濟體的家庭債務水準在國際金融危機後卻不降反升，屢創歷史新高。截至去年底，新加坡、南韓、馬來西亞的家庭債務佔可支配收入比例均已超過160%，比10年前增加一倍。

　　分析其成因，不難發現，國際金融危機和寬鬆的貨幣政策是罪魁禍首。國際金融危機後，西方發達經濟體經濟失速，亞洲經濟體對其出口驟減，出口驅動型的亞洲經濟體被迫把目光轉向國內市場。有關國家出臺了一系列鼓勵居民消費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這客觀上確實刺激了國內消費市場。如泰國居民消費對GDP的貢獻率從國際金融危機前的45%提高到了當前的49%，南韓從30%提高到了35%，新加坡從19%增長到了26%。但是，由此産生的副作用不可小覷，因為家庭債務水準也出現了驚人上升，如泰國的家庭負債與個人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在2007年至2014年間增長了56個百分點。

　　針對亞洲家庭債務上升現象，一些外媒甚至刊文質疑，亞洲是否會步歐洲後塵，走向債務危機？要回答這一問題，還得剖析亞洲家庭負債上升的另外三個原因。首先是收入增長。近年來，亞洲的經濟狀況有了明顯改善，亞洲新興經濟體的每人平均收入以美元購買力平價計算，在過去25年間年均增長8.4%，發達經濟體僅為3.5%。強勁的收入增長刺激了消費，使越來越多的家庭偏好舉債消費。據德勤預測，亞洲中等收入人群將從目前的5.25億人次增長到2030年的32.28億人次，這將有力促進國內消費，尤其是信貸消費。

　　其次是金融服務的深化。在快速增長的市場支撐下，亞洲國家的銀行和金融機構不斷擴展其服務，住房貸款、個人貸款、信用卡、投資賬戶和保險産品等步入尋常百姓家庭。年輕消費者對新産品的追求，也助長了家庭舉債消費的勢頭。

　　第三是房産的誘惑。多數亞洲國家的金融投資産品尚不豐富，投資渠道有限，再加上傳統文化根深蒂固，不少家庭將房地産投資作為家庭投資的優先選擇。如在印度和印尼，房屋等不動産佔家庭財富的86%。要購房大多離不開貸款，印度的住房抵押貸款近15年年均增長25%，新加坡的住房貸款佔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近15年增長了33%。

　　亞洲家庭負債上升已誘發了一些並發癥，引發人們思考房地産泡沫、銀行業風險和對貨幣政策的挑戰等。隨著更多消費者把資金投向房産，房價飆升成為普遍現象。例如，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房價近5年年均增幅高達10%，增速幾乎是國際金融危機前的一倍，引發泡沫擔憂。同時，房價飆升，還誘發了物價上漲。由於強勁的信貸增長，亞洲國家通脹壓力陡升，央行決策壓力倍增。如果央行採取緊縮政策，雖利於防止泡沫和通貨膨脹，但卻提高了家庭的還債成本。

　　應當説，亞洲國家的家庭負債水準總體尚在可控範圍內。但有關國家政府也需要意識到家庭高負債的風險，採取多種措施維護金融市場穩定，為地區經濟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