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

　　今年，關於故宮的新聞很多，從5月份熱鬧一時的失竊門、錯字門、會所門，到8月份塵囂再起的哥窯門、瞞報門、私拍門及清宮舊藏木質屏風被水泡，圍繞故宮博物院的“扒糞”運動持續升級，神聖、神秘的故宮正在失去往日的光環。

　　人們追問，現在打理故宮的都是些什麼人？而我想起的卻是一位多年前被故宮開除的人——王世襄。

　　記得上個世紀末，劉廼中先生向我推薦兩位文博大家寫的書：朱家溍先生的《故宮退食錄》、王世襄先生的《錦灰堆》。

　　前一套我讀的很溜，它有故事性；第二套讀的很謅，許多領域是我陌生的。

　　我喜愛收藏有年，凡是與收藏沾邊的都要認真去學，我在認真梳理兩位先生的人生軌跡時發現，兩位文博大家都被中國第一大文博單位——故宮博物院開除過，只不過朱家溍後來被請了回去，而王世襄卻拒絕了邀請。

　　那麼，王世襄與故宮之間有怎樣的恩怨情仇呢？

　　王世襄與故宮的關聯始於上世紀四十年代初。1941年11月，剛剛從燕京大學畢業不就的王世襄，輾轉到了戰時陪都重慶，他首先來到重慶南岸海棠溪的故宮博物院辦事處，求見父親的老同學、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表達自己想為故宮工作的願望。

　　可當時的南遷文物分別藏在四川樂山、峨眉山和貴州安順的山洞裏，無法進行正常的整理、研究工作，而王世襄又不願坐在辦公室應酬，所以他應梁思成之邀加入中國營造學社。

　　

　　

王世襄收藏了大量的珍貴文物

　　抗日戰爭勝利後，經馬衡和梁思成推薦，王世襄跟隨故宮博物院原文獻館館長、北京大學教授沈兼士回北平清查戰亂損失的文物。

　　當時，許多日本和德國的文物販子與收藏家在中國收買文物，伺機盜運出境，王世襄首先抓住了這個重點。

　　1946年2月25日，王世襄在中山公園董事會宴請了當時北平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請他們提供線索。

　　當他得知淪陷時期河南某地出土的青銅器多數被德國人楊寧史買去，於是通過其父友人找到宋子文詳陳原委，沒收了楊寧史的青銅器240件，其中包括價值連城的“宴樂漁獵攻戰銅壺”、“商饕餮紋大鉞”等。

　　據王世襄後來撰文回憶，一年中，他在平津地區經手清理的文物主要有：沒收德國人楊寧史青銅器二百餘件；收購郭禪齋藏瓷二百餘件；追回美軍德士嘉定少尉非法接受日本人的宋元瓷器一批；搶救面臨戰火威脅的長春存素堂絲繡約二百件；接收溥儀留在天津張園保險櫃中的珍貴文物一千八百餘件；收回海關移交的德孚銀行的一批文物。這些文物絕大部分都移交給了故宮。

　　他還被派往日本，費盡週折追討回107箱被劫掠的善本圖書。在450個日日夜夜裏，他為追回文物奔波忙碌，可後來，他不但沒有因為這份歷史功績受到表彰，反而蒙受不白之冤25年之久。

　　1946年7月10日，王世襄開始兼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其後，受故宮委派赴美國、加拿大考察博物館一年，記錄下諸多重要流失文物。1948年8月回國，1951年任故宮博物院陳列部主任。

　　在1952年開始的“三反”運動中，王世襄與馬衡院長和朱家溍先生被列為重點審查對象。

　　由於他有抗戰勝利後作為清損會平津區助理代表追回大量國寶的“特殊經歷”，成了運動中要打的“大老虎”。在辦案人員眼裏，作為“接收大員”，難道還有不貪污的？

　　他先是被關在故宮東嶽廟，然後又關到公安局看守所，審查進行了一年多，最後證明了他的清白無辜。

　　王世襄在關押期間得了肺病，“取保釋放”後，故宮卻開除了他的公職。

　　後來他進了民族音樂研究所，1954年，故宮想調回王世襄，被拒絕。

　　我沒有聽到過王世襄詆毀故宮的話，但可以想像得出，一個視文物為第二生命，對故宮曾以終身相許的人被無端猜疑、審查，最後攆出故宮，內心會是多麼的悲涼，你愛故宮，故宮愛你嗎？

　　

　　

王世襄信札

　　故宮開除了王世襄，使故宮失去了一位學貫中西、精力充沛、業務嫺熟、甘願奉獻的領軍人物；故宮開除了王世襄，卻給中國、給世界逼出一位獨一無二、百科全書式的民俗文物、文博大家。

　　人們都説王世襄愛玩，並送給他“京城第一玩家”之美譽。

　　少年時養狗、玩葫蘆、養鳴蟲、弄鴿子、耍大鷹、捉兔、逮獾；成年後玩書畫、雕塑、金石、建築、傢具、樂器、漆器、匏器、竹刻、銅爐、金石牙角雕刻、匠作則例等等，由“玩”而成“學”，最後成為一代大家。

　　黃苗子先生説他是“玩物成家”，啟功先生則稱讚他是“玩物壯志”。馬未都先生説他：“王世襄的獨特性就在於，他出身上層社會，卻關注社會底層的樂趣，這在中國文人裏是不多見的。”

　　他們説的都有道理，可我覺得，他的這些“玩”是被逼無奈之舉，是離開故宮之後內心痛苦的一種釋放。

　　

　　

王世襄藏書

　　王世襄離開了故宮博物院，甚至遠離了主流意義上的文博界，他不再有機會接近那些他鍾愛的文物，但他卻割捨不了自兒時開始的愛好。

　　王世襄出身豪門，他的祖父是前清官員，官至工部尚書，是收錄于《清史稿》的人物；他的伯祖是光緒三年的狀元，徐世昌和梁啟超都是其門生。

　　他的父親王繼增曾留學巴黎政法大學，後在前清和民國政府裏從事外交工作，擔任過北洋政府的國務院秘書長；他的母親金章1902年留學英國，學習西洋美術，後成為著名的花鳥畫家。

　　他的大舅金城是20世紀初北方畫壇的領袖，四舅金西厓雖然大學學的是建築，但最終卻成為一代竹刻大師，“海上畫派”的吳昌碩、吳湖帆等名家對他讚許有加。

　　可以説，王世襄的家族為他在儒學禮教方面提供了精神出處，而母親家族中則為他提供了巨大的藝術基因。

　　兒時的王世襄調皮好動，喜歡的是養鴿子鬥蟋蟀，為了鍛鍊身體，也拜前清宮廷裏的“撲戶”學摔跤。而這些人又喜歡養鷹捉兔挈狗捉獾，於是他又愛上了調教鷹狗的遊藝。

　　他的父親曾是外交使節，很早就知曉了外語的重要，因此王世襄被送到美國人在北京辦的美僑學校讀書，學成了一口流利的英語。

　　

　　

王世襄先生墨寶

　　童年是無敵的，他日後的研究多來自小時候的積累。

　　在燕京大學讀國文專業的時候他是尖子生，所以于鷹犬蟋蟀的玩性就更大了，揣著蟈蟈進課堂是他最有名的段子。而和一個異常迷戀中國古典傢具的德國醫生的來往，為後來研究明清傢具埋下伏筆。

　　離開故宮之後，他每天起早貪黑，鑽研自稱“偏門”的學問，開始收藏、研究明清傢具、鴿哨、竹刻、葫蘆等。在風起雲湧的時期，“不問政治”的他常常騎著自行車穿梭在大街小巷，與工匠、民俗藝人混在一起。

　　他待人謙恭，跟底層人打交道非常多，因此許多民間的工匠也願意跟他交流，把技巧告訴他。經過幾年的潛心研究和艱辛勞動，刻蠟版、油印，整理成冊，完成了數十萬字的著述：《畫學彙編》、《清代匠作則例彙編》、《雕刻集影》等。

　　在離開文物崗位的整整十年中，王世襄利用一切業餘時間，堅持文物研究。諸如《髹飾錄解説》一書的撰寫，明式傢具實物、技法、文獻材料的收集，清代匠作則例的訪求、整理、彙編等，都是這十年中慘澹經營、點滴積累而成的。

　　王世襄覺得離開了故宮，離開了這是非之地，自己就可以安寧了，可以研究自己的藏品，專研自己的“偏門”。

　　可是不久，“文革”開始了，紅衛兵衝進他家的四合院，推倒葫蘆架，拔起葫蘆秧，砸碎盆栽花卉，臨走在他家大門上貼了一副對聯：“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

　　王世襄站在一片狼藉的院子當中，他知道自己手中的家傳之物和平素收藏是躲不過劫難的了，於是“自我革命”，主動向自己單位“文化部文物博物館研究所”提出了“抄家”申請，1966年9月2日，古玩、字畫、圖書、傢具等大批財物都被抄走。

　　我在《煙雲儷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實錄》中見到過這些查抄清單和後來的返還清單，清晰而詳細。正是這個“自覺行動”挽救了他的絕大部分收藏，使大批寶物得以整體保存下來。

　　在他下放湖北改造之時，被今天人們津津樂道的文人雅士雅集之地芳嘉園，一下子擁進了八戶人家，私家小院頓時成了一座大雜院。

　　

　　

王世襄和夫人

　　改革開放以後，他用十年時間跑房管所和“落實政策”辦公室，讓小院裏住戶減少到三家人，但最後還是因為不堪其他住戶敲鐵皮噪音之苦，被迫搬離。

　　1998年，香港友人莊貴倀為紀念父輩，願出資購買王世襄將珍藏的明清傢具，捐贈上海博物館。王世襄開出的條件只有一個：這《明式傢具圖錄》上的80件傢具，要一件不留地捐獻給上海博物館。而自己只要十分之一的錢——夠在北京城買得起一套公寓就行。

　　隨後，王世襄便從芳嘉園搬遷到了迪陽公寓。不久，芳嘉園先於它的主人在京城消失。

　　王世襄先生在傳媒與大眾裏走紅是20世紀90年代的事情，而後來的收藏熱、傳統文化熱更是將先生的聲望推向又一個高峰。

　　王世襄學識淵博，對文物研究與鑒定有精深的造詣，但王世襄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研究學者，他的著作專業性都非常強，但是，他研究的基礎是興趣。

　　他的專業水準是在常年的興趣中、在不斷賞玩的過程中點滴積累起來的。

　　王世襄研究的範圍很廣，涉及書畫、雕塑、烹飪、建築等方面。他對工藝美術史及傢具，尤其是對明清傢具、古代漆器和竹刻等，均有深刻研究和獨到見解，對古典傢具的研究，在國際上有較大影響。

　　他注重長期的實踐考證，積累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迄今為止已寫出專著10余部，論文90余篇。

　　2000年，86歲的王世襄將自己一生所寫的大部分文章交由三聯書店以《錦灰堆》為名出版，書中涉及傢具、漆具、竹刻、工藝、則例、書畫、雕塑、樂舞、憶往、遊藝、飲食、雜稿等十二類。

　　這套奇書出版後一紙風行，成為從事收藏和鑒賞者的必讀書，半年內重印4次。

　　“名士風流天下聞，方言蒼泳寄情深。少年燕市稱玩主，老大京華輯逸文。”著名翻譯家楊憲益曾經為這位多年至交賦詩一首，短短四句，道出了王世襄最精髓的人生故事。

　　2003年10月29日，王世襄相依為命、患難與共幾近60年的夫人袁荃猷因病故去。

　　同年11月26日，中國嘉德開槌拍賣“儷松居長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國藝術品”，專場所拍都是王世襄將夫婦傾半生精力孜孜以求、精心收藏的古琴、銅爐、佛像、傢具、竹木雕刻、匏器等文物精品。

　　王世襄在收藏這些藏品時，既無顯赫的社會地位，又無雄厚的資金支援，全憑自己的學識與眼力，點點滴滴集腋成裘，其間付出的心血與精力非“甘苦”二字可以道出。

　　這些藏品幾乎每件都有它獨特的藝術魅力和動人經歷，王世襄把它們一一著錄于《自珍集》中，取敝帚自珍之意，將其中故事娓娓道來，令讀者觀之心動。

　　有收藏家説，儷松居藏品如到了常人手中，如無《自珍集》的詮釋，其市場表現定會大打折扣。當然，收藏家們收藏的還有一份王世襄、袁荃猷在文物界、收藏界特有的人格魅力。

　　

　　

王世襄手書

　　一個真正的收藏家，對待文物的看法都是聚散有時的，而王世襄最終選擇了“散盡”。

　　記得王先生曾坦言：“我對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態度，只要從它獲得過知識和欣賞的樂趣，就很滿足。物歸其所，問心無愧，便是圓滿的結局。”

　　這可謂是一個文物家、收藏家的大開悟、大智慧和大境界。也正是因為王世襄的豁達，這些藏品也有了更多的前世今生。

　　2009年6月，文化部、國家文物局授予王世襄先生“中國文物、博物館事業傑出人物”榮譽稱號，而此時，先生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已無法接受任何榮譽了。

　　2009年11月28日，這位被故宮開除、自學成才的文博大家，這位窮其一生玩得專心致志、玩得癡迷不悟、玩得忘乎所以的老人，盡興而去。

　　“不論我受到何種衝擊，甚至是無中生有的污衊，我堅決要求自己堅強、堅強、再堅強，只要活得長一定能笑到最後。”

　　“我很堅強，蒸不熟、煮不爛，我就是我。我有一定之規，一不自尋短見，二不鋌而走險，全力著書立説，做對祖國文化有益的工作。我按照我的道路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應該得到公正的認識，我能做到，這就是我的勝利。”

　　先生的話語在每一個愛他的人心中迴響。

　　聞聽噩耗的香港作家董橋連連搖頭，“這樣的老人，以後沒有啦，沒有啦”。

　　王世襄先生離去兩年了，帶走了他的故宮複雜的感情。先生決不會想到，在他離去後，故宮接二連三齣醜，名譽掃地，顏面盡失，多年的管理弊端一一顯現。想問九泉之下的先生，您還愛故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