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年終獎這個規矩，老早就有。像東漢，一入臘月，皇帝就開始給文武百官發年終獎了。發多少，有定例：大將軍、三公，每人發錢(五銖錢，下同)二十萬、牛肉一百公斤、大米二百斛；九卿每人發錢十萬；校尉每人發錢五萬；尚書每人發錢三萬；侍中每人發錢兩萬。

　　東漢後期，一枚五銖錢的購買力相當於現在人民幣4角，一斛大米重16公斤，由此估算，大將軍和三公每人所能領到的年終獎，折合成人民幣大概在10萬元左右。而當時三公和大將軍的月薪只有一萬七千五百枚五銖錢，折合成人民幣不過7000元，領這一回年終獎，要超過他們一年的工資。這樣的奇觀，現在也有，我一個同行的愛人在某電業局當主任科員，每月工資才2000多元，去年年終卻拿到了9萬元的大紅包，外送新馬泰7日遊。

　　到了北宋，跟東漢剛好相反，文武百官的工資很高，年終獎卻很少。每年冬至，皇帝給高級幹部們發年終獎：宰相、樞密使以及曾經封王的大臣，每人只有五隻羊、五石面、兩石米、兩壇子黃酒而已。宋朝一石是66公升，大概能裝米50公斤，裝面30公斤，兩石米無非100公斤，五石面無非150公斤，再加上那五隻羊，撐死了值幾千塊錢。著名的包拯“倒坐南衙開封府”時，有工資(月料)，有餐補(餐錢)，有飲料補貼(茶湯錢)，有取暖補貼(薪炭錢)，有招待補貼(公使錢)，有崗位補貼(添支錢)，全部加一塊兒，一年將近一萬貫，按購買力折合成人民幣，在600萬元上下。年終獎跟他的薪水相比，簡直不值一提。

　　有的衙門，雖然“清水”，並不清貧。歷朝歷代的翰林院，一沒事權，二沒財權，官員們跑關係走路子，很少到這兒來送禮，窮翰林是當定的了。好在，皇帝經常給他們一個收紅包的機會。譬如宋朝，朝廷冊封某個大官，一般讓翰林起草任命書，起草完了，皇帝會命令被冊封的那個大官給起草任命書的翰林送謝禮。這謝禮，動輒幾千貫銅錢，或者幾十匹絲綢，或者幾十匹好馬，相當優厚。為了能夠利益均沾，每起草一份任命書，翰林們都盡可能集體上，小明負責提綱，小強負責初稿，小胖負責修改，小張負責潤色，最後再請小李來謄寫。既然大多數任命書都是集體努力的結晶，那麼得到的謝禮自然也要集體分配。怎麼分配呢？集中起來，一年分兩回，三伏分一回，歲尾分一回。歲尾分的這回，就當是年終獎。從某種程度上説，翰林們這樣分發年終獎，等於自己哄自己高興。

　　在唐朝，翰林分兩種，一種是翰林學士，級別高，有機會起草任命書，有機會拿謝禮；一種是翰林待詔(當年李白就是這個職務)，級別低，起草任命書的活兒一般輪不到他們。不過翰林待詔跟皇帝見面的機會多，哪天逗皇帝高興了，一不小心就能升大官。於是翰林待詔們定下了一個規矩：不管是哪個翰林待詔陞官了，都得向沒陞官的這幫翰林待詔交錢，升的官越大，交的錢就得越多。所以這幫沒陞官的翰林待詔隔三岔五就能有一筆進賬，他們把這些錢存進小金庫，到了歲末，每人分一份紅包，高高興興回家去，開開心心過新年。

　　高級官員的年終獎一般由朝廷發放，國家財政出錢，有時候甚至是皇帝親自掏腰包給寵臣發紅包。那些低級官員和一些不入流的小吏，朝廷是不會給他們發紅包的，其年終獎還需要另外想辦法。

　　想什麼辦法呢？我們今天的人可能打破腦袋也想不到。

　　一種辦法是賣廢品。秦漢魏晉時期，公文不是寫在紙上，而是寫在竹簡上，一份較長的公文，得用一堆竹簡。公文寫成，從這個部門傳達到那個部門，怕竹簡丟失，也怕有人篡改，得用口袋裝起來，紮緊了，再糊上膠泥，蓋上公章。另一個部門收到這個口袋，剝掉膠泥，把竹簡倒出來，裝竹簡的這個口袋就成了廢品。那時候裝竹簡的口袋有皮質的，有絲織的，也有麻布的，都能賣錢。大點兒的部門，像負責監察百官的御史臺，公文往來最多，攢的口袋也最多，到年底，運到市場上賣掉，一個部門的辦事員就都有年終獎了。南北朝以後，公文主要用紙張，公文往來只能靠驛馬運送，路上怕紙張磨損，還得用封套把公文裝起來。這封套，主要是布做的，史稱“書囊”。有些窮衙門，舊書囊攢得多了，讓裁縫改成衣服或者被單，過年時發給諸位同僚，雖然微薄寒酸，也算是一項“年終福利”。至於寫公文用的紙張，每過一年半載，一定能攢下一大批，等過了保密期限，就能賣廢品，賣得的錢，也能當成年終獎發。

　　再一種辦法是放高利貸。唐朝和宋朝，都有那麼一段時間(如唐朝的唐肅宗時期和宋朝的宋神宗時期)，允許各機關單位向民間放高利貸。高利貸的本金，有朝廷撥付的“本錢”和“公用錢”，也有公務員們自己湊的集資款。上至六部，下至府縣衙門，都把這些本金放出去。放貸的對象，主要是各單位轄區內的商人。放貸的期限，短則幾天，長則一年。月息最低3%，而且是驢打滾的利滾利，利潤相當可觀。獲得的利潤，國家財政抽小頭，本級單位留大頭，大部分利息都存進了小金庫，供“領導”調劑使用，一些錢用來吃喝玩樂，一些錢用到歲尾發年貨、發紅包。

　　還有的衙門，嫌放高利貸來錢還不夠快，直接拿集資款甚至公款做生意。

　　做什麼生意呢？造酒，造醋，投資房地産，販賣私鹽。酒、醋、鹽，大多數朝代都是專賣品，壟斷經營，利潤驚人。房地産生意，至少從晚唐就開始興盛，晚唐的軍閥、五代十國的將軍、宋朝的王爺、明清兩代的京官，很多人從事房地産開發。那時候的房産開發還很原始，其主要形式，就是在繁華地段買一塊地皮(或者動用職權霸佔一塊地皮)，然後在上面蓋門面房，蓋好了，再對外出售或出租。像宋朝名將岳飛，在江西九江和浙江杭州，都經營過房地産，只是他很清廉，經營所得全部拿來補貼軍用和興辦教育了，沒放進私人腰包，也沒有給下屬發年終獎。但是別的文官武將販賣私鹽也好，走私別的違禁品也好，投資房地産也好，賠了，用公款衝賬；賺了，自個兒笑納，再給同僚和下屬發點兒紅包。

　　不同級別、不同性質的單位，“創收”的渠道和能力天差地遠。職權大的衙門小金庫充足，年終獎就多；沒人理會的清水衙門小金庫寒酸，年終獎就少。南宋大詩人陸游説過他那個時代的一句順口溜：“吏勳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庫，典了祓褲。”吏部是管官員升遷的，戶部是管工資發放的，這兩個部門，一個管人事，一個管財政，都是要害機關，所以紅包多得收不完。而禮部主管文教，沒人理會；兵部在太平時節用處不大，也沒人理會，所以這兩個機關的官吏就沒有多少紅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