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間人

　　整個事件背後，是一條贗品國畫交易的産業鏈條，一幅假畫從高倣“鬼手”到贗品“掮客”，層層包裝後，再賣給收藏者，而一些官員則中檔了這起交易中的“中間人”角色。

　　劉優良告訴記者，當初他從閻飛鴻手裏買畫時，“中間人”便是時任北京四季青鎮的某位領導。

　　2002年，劉優良打算在北京四季青鎮投資，“我是外來戶，一定要跟當地領導搞好關係”。這位領導便是他要結識的首要“目標”。劉優良説，“他讓我幹啥，我就趕緊給幹啥。”

　　在此期間，劉優良接到最多的“任務”，便是扶持“藝術家”閻飛鴻。經“中間人”介紹後，劉優良在2003年底認識了閻飛鴻。

　　在這一過程中，“他（指這位領導）把閻飛鴻包裝成了一個大藝術家形象。”劉優良説, “這為後來的賣假畫做足了鋪墊。”

　　劉優良多次被邀請到閻飛鴻的畫室去欣賞從研究會拿出來的作品。幾次之後，劉優良開始動了收購的念頭。

　　2006年上半年的一天，閻飛鴻拿出了一本已故畫家郭大有的畫冊給劉優良觀賞，“他告訴我，郭大有去世後，遺孀找到研究會，要把留在研究會的字畫處理掉。”

　　劉優良説：“這是一個好機會，家屬主動要賣畫，價格還可以往下壓。”

　　原本定價四萬元一平尺的字畫，最後被壓到了兩萬。

　　這只是開始，其後的三年內，在“中間人”的“推薦”下，劉優良從閻飛鴻手裏陸續購買300余幅“名家字畫”，“價值”共計約1.4億元。

　　“受騙都是因為貪婪，我也沒有例外。”每當買畫回來後，劉優良就開始上網查詢，他所買的字畫按市場價可以賣多少錢。

　　在他收購的“名家字畫”中，有一幅齊白石的花鳥蟲魚手卷，這花了他一百餘萬，“如果是真跡，在當時可以拍賣到上千萬。”

　　後來，劉優良得知，通過這位“中間人”買畫的，不止他一人。

　　在上報中紀委的案件説明材料中，劉優良稱，“中間人”通過這樣的方式，“讓四季青鎮的多家企業購買閻飛鴻出售的‘名人字畫’，並從中牟利2億多元”。

　　“這幾乎是圈內公開的秘密”，劉優良説，開發商們在酒桌上聊天的時候，經常會聊到這個話題，甚至有些人買畫的時候就知道是假的，但為了在開發項目中得到更多的“好處”，這樣做並不吃虧。

　　長江新聞記者見到了劉口中的這位“中間人”。

　　他説，四季青鎮確實有不少企業家收藏了閻飛鴻的作品，“閻飛鴻是國家一級美術師，在建築裝飾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於是，四季青鎮的開發商們在裝修時，經常找到閻飛鴻，詢問一些裝修意見。作為報酬，他們會花錢收藏幾張閻飛鴻的作品。”

　　“我不可能幫別人賣畫。”“中間人”説。

　　在劉優良的代理律師田劼看來，這則是一場商人、官員與畫家之間的關聯交易，四季青鎮的這位領導在整個事件中扮演了一個“站臺者”的角色，“他先把閻飛鴻包裝成一個中國畫大師，博取開發商們的信任後，再為閻飛鴻‘拉生意’，用‘饑餓行銷’的方式賣畫給開發商”。

　　這並非個案。

　　今年6月初舉辦的第36屆財産保護與財富創造論壇上，有專家表示，在北京海淀、昌平、通州等地，也存在書畫買賣的關聯交易，“企業主在買一些畫的時候，可能和政府官員與藝術家之間因為置換土地，産生利益輸送”。

　　“掮客”與“鬼手”

　　案發後，劉優良的代理律師從高國口中得知，閻飛鴻從北京潘家園市場上以低廉的價格收購假畫，再轉手賣出去。而為閻飛鴻提供假畫的，是一個姓熊的商人。

　　長江新聞記者獲得的一份購畫收據顯示，2007年11月5日至24日，閻飛鴻向熊姓商人支付“購畫款”19次，每一次的金額從兩萬元至十萬元不等。

　　實際上，如熊姓商人一般的贗品“掮客”並不少。他們熟知行業市場，週旋于各大畫廊、拍賣行和買家之間，在字畫銷售中謀取利潤。

　　有藏家盤點過這一人群和贗品國畫集散地的分佈圖：天津主要在鼓樓一帶，南京假畫則主要集中在夫子廟和清涼山古玩市場等區域，而安徽倣品則主要集中在古徽州黃山地區，北京的高倣畫集散地在潘家園與琉璃廠。

　　杜宇龍（化名）在北京琉璃廠開了一家書畫店，專賣名人字畫的高倣品，若想在他的店子裏買畫，需要有熟人或者老顧客介紹。他告訴記者，在潘家園和琉璃廠等地，名人字畫的高倣品隨處可見，交易也日漸公開化。

　　一般而言，字畫的倣真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同代競倣，另外一種是代代學倣。在同代競倣中，可能是一個老師的幾個學生一起臨摹老師的字畫，好的就流傳下來了。也可能是學生倣得逼真，然後由知名的老師簽署自己的名字，成為下一代學習的範本。

　　但更多的，還是高倣畫師為賺錢而臨摹的作品。

　　一般而言，字畫的倣真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同代競倣，另外一種是代代學倣。在同代競倣中，可能是一個老師的幾個學生一起臨摹老師的字畫，好的就流傳下來了。也可能是學生倣得逼真，然後由知名的老師簽署自己的名字，成為下一代學習的範本。

　　但更多的，還是高倣畫師為賺錢而臨摹的作品。

　　杜宇龍向記者展示他的“藏品”，“很多高倣品都是美術學院的學生和不知名的職業畫家畫的。”

　　幾乎每一個“基層字畫販子”都有自己的畫師資源，每月定期收購。

　　“一些不太知名的實力派畫家，如果把作品署上自己的名字，基本賣不上價錢，但若署上知名畫家的名字，價錢就高得多。”

　　中國詩書畫研究院副院長崔茂森告訴記者，中國的美院每年都輸送出一大批“鬼手”，他們的實力都很不錯，但因為自己還太年輕，知道的人不多，只能靠倣作來積累資本。而在這場收藏熱中，大多數人都被金錢擊敗，成為造假産業鏈中的專業人才。

　　天津美術學院國畫專業學生張琳（化名）告訴記者，天津鼓樓一帶的“字畫販子”們經常光顧學校。有學生把平時練習臨摹的作品賣給他們，一幅畫有500元左右的收入，甚至有同學常到鼓樓去“接私活”。

　　“如果有固定的賣畫渠道，完全可以以此來維持生活。”清華大學繪畫係國畫專業研究生曹潤清介紹，有人會到學校來收購學生們平時臨摹聯繫的作品。

　　但更多的同學沒有固定的銷售渠道，他們只能自己想辦法做推廣，“主要是把自己的作品放到網路上宣傳。”高倣名人字畫在國內各地的收購價也不盡相同，“北京的價錢應該是最低的。”杜宇龍説，在北京，收購價一幅一兩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四川大學美術系研究生崔曉瑩告訴記者，她的同學臨摹或創作一幅畫，可以賣到幾千元，“這個價錢還算便宜的。”

 

　　圈子

　　在中國詩書畫研究院副院長崔茂森看來，臨摹名畫本來是一個學習過程，進入市場後，卻推動了贗品的氾濫，且成了“字畫販子”們牟利的工具。

　　根據字畫的“真實度”，書畫商杜宇龍賣出去的價錢有四個層次，“一般的幾百塊一幅，稍微好一點的幾千塊。再高一個層次的，要數萬元至數十余萬一幅，這比收購價高出幾倍。”他説：“最高層次的高倣畫，可以做到以假亂真，放到拍賣會，按照真跡的價錢賣。”

　　在杜宇龍從事的行當，還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一個朋友圈子裏的人，才能相互買賣。構成杜宇龍高倣畫交易圈子的，主要是他的老顧客、下線和上線。

　　他所説的“下線”，指的是給他提供作品的學生和非知名職業畫家，而“上線”則是可以接觸到“權貴”的人，在這個圈子裏，杜宇龍扮演者“基層字畫販子”的角色，而他的“上線”則是“高級字畫販子”。

　　他的“上線”介入的生意，一般都是“大單子”。

　　杜宇龍告訴記者，就在前段時間，有兩個遼寧商人，買了近兩個億的名家字畫收藏，而且全是徐悲鴻、張大千等人的作品，“應該都是高倣品，圈子裏都賣瘋了。”

　　為此，杜宇龍還給他的“上線”提供了幾張畫，在他的圈子裏，只有他的“上線”才能把畫賣給富商，他説：“名家字畫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礎上的交易，不是誰拿著畫，都能賣進去，想要賣畫，先要打進買畫人的圈子裏。”

　　“上線”們往往會對收來的高倣畫再做一道加工：為字畫製作一套“權威機構鑒定證書”，讓它看起來更像名家真跡，然後再以更接近市場價的價錢賣出去，中間的利潤可達到收購價的數十甚至上百倍。

　　“我賣畫給‘上線’的時候，會告訴他實情，至於他怎麼忽悠‘土豪’商人，我就管不著了。”杜宇龍告訴記者：“有些錢只有他們才能掙到。”

　　“擁有資本的富商們並非都真的懂收藏。”在中國詩書畫研究院副院長崔茂森，在這一過程中，有的富豪喜歡用錢砸到自認為的好東西，演繹著自己的收藏故事。

　　連結

　　著名學者畫家、北京市東城區美協副主席李海峰説，按照嚴格推斷，齊白石作品在經歷“文革”後，存量應有2萬幅上下，其中半數以上為國家收藏，市場流通量少之又少。有數據統計，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到現在，齊白石的作品共拍出了2.4萬件。（來源：北京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