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稱馬先生是“收藏界的相聲演員”，如果你跟他聊過天，就會知道所言甚是，基本上整個聊天的過程就是笑聲不斷，笑完還得説一句“您太逗了”，才算盡興。跟馬先生吃過幾次飯，其中一次難得他有雅興聊聊人生往事，一桌人從午餐開始就笑個不停，一直笑到太陽偏西才算打住。笑歸笑，難得的是那些事，不但有趣，還有回味。

　　一個是他20多歲當銑工時的故事。他當時是在北京的第七機械部二院，航太工業，屬於保密單位。上世紀80年代初，那是個挺不賴的工作。我查了查銑工的準確解釋，“銑工就是根據設計零件圖紙用銑床(加工零件的設備)進行零件加工的技術工人。銑工在製造業是很重要的工種，屬於特種工具零件複雜的加工工序……”用他自己的話説，就是並非重復勞動，每天根據不同的圖紙加工不同的零件。正因技術含量較高，所以工作有一定的靈活度，每接一個活兒，都會有專人為他估計工時，他手快腦子快，總是能提前完成，騰出一大塊自由時間去圖書館看書。他幾乎天天去，巨大的圖書館永遠都只有他一個人，所有書開架，隨便看。沒正經上過學的他就是這麼完成了自我教育，他當銑工的五年，就像上了五年大學，類似于《中國陶瓷史》這樣的大部頭都是在那兒啃下來的，基礎打得很紮實。

　　在八十年代，文學圈就像今天的電影圈那麼熱鬧，他所在的中國青年出版社是僅次於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第二大社，他又是裏面最得力的文學編輯，編輯部裏他一個人的編輯量是另外一堆人總和的好幾倍。他是王朔第一本小説集的編輯，劉震雲、蘇童、莫言、余華等當時的這批青年作家都跟他來往密切。後來他們成立的海馬影視創作中心，王朔是幹事長，他是秘書長，第一部戲《海馬歌舞廳》，王朔、劉震雲、梁左、海岩這些大牌作家，一人一集輪著寫。他説那部戲是真的賺了錢，那時沒有植入廣告的概念，山東煙臺一家鐘錶廠來談合作，廠家説把一台鐘放在海馬歌舞廳的門口，我給一百萬。片方問，那你們要什麼回報呢？廠家説，我投資。片方又問，那你們投資要什麼回報呢？廠家急了説，我投資！還是馬先生第一個反應過來了，趕緊接茬兒，“投資好啊！你就投資吧！”這麼一句，才算把一百萬拿下了。

　　馬先生説當時勸李嘉誠做收藏，一年一個億，做自己的私人博物館。“我當時老幻想著有一個大企業家，人家有錢，突然找我，説我想做一個好的博物館，你能不能幫我做一個計劃？”馬説西方很多大富豪都是大收藏家，但很奇怪，華人的一流富豪中沒有一個是真正在成系統地做收藏的，至今如此。“我當初試圖勸李嘉誠，我説您一年拿一個億，對他不多的，十年是一個非常好的博物館，我幫您做。”可惜沒有成功。

　　後來，他的觀復博物館堅持下來，特別是2008年之後社會大環境改善，博物館越做越順。他到世界各地看一些財富家族的私人博物館，越來越有感觸。他特別講到王安，“王安曾經是美國非常富有的人，如果他不走錯路，他的企業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微軟。美國40歲以上的人中很少有不知道王安的，但年輕一代卻幾乎沒有人知道他。唯一留下的，只有三個圖書館。”而摩根、洛克菲勒、哈默、蓋蒂、卡耐基這些大家族的博物館和圖書館，卻成為整個國家的文化財富，實現了某種永恒價值。

　　對他自己來説，他也希望蓋棺定論之時，人們能説，這個人曾經做過這樣一件事，這件事起碼能夠留下來。

　　“我自己也知道，我的經歷無法複製，我是可丁可卯地趕上了一個時代，我算算我25歲到35歲，我最好的黃金時代是收藏的黃金時代，就是1980到1990年，這10年文物沒有價錢，很多東西都是白來的，比如説我幫忙搬個煤，人家就送給你的，那個東西價值連城，當時卻沒有價錢。我到北大的教授家，臨出門時他問説這個要不要，給50都行。那時候我就積攢了很多東西，沒有價錢，也沒有認知，你買這個東西所有人都另眼看你，覺得你腦子有水。”而現在，當他成為中國當代最知名的收藏家之後，卻在考慮把私人博物館變成公共財産。他講到齊白石弟子、一代國畫大師許麟廬去世後，70多歲的子女為財産把95歲的老母告上法庭的事情，深有感觸。“我發現人老了，如果你有財産，隨著你年齡增加，你身邊圍的人就越來越壞，好人圍不上來，有尊嚴的人圍不上來，然後就很難過，我看見我身邊這種事天天都在發生，我不願意這樣生存。我希望我晚年的時候沒什麼財産，當然起碼想花錢的時候有錢花。我也不那麼清高。”

　　馬先生的生日是1955年3月22日，白羊座的第二天。當年，父親給他取名未都，意思是羊年出生於首都。還有個意思，是“首都未來的建設者。”他母親的家族清末是山東利津的首富，他的外曾祖父和魯迅、胡漢民、黃興、楊昌濟、陳寅恪等都是東京弘文學院的校友。而他的曾祖父卻是孤兒，12歲上船做漁民，提著腦袋謀生活，掙了錢，蓋屋置地，才有錢供兒孫讀書。家裏為供他父親唸書賣了四十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