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奪新娘

　　王飛龍夫婦現在最後悔的就是，當初下手晚了，大兒子24歲了才開始替他張羅婚事，這時絕大多數的同齡姑娘早已成婚。

　　王飛龍説，自己家經濟條件不好，兒子們也沒太大本事，媒人都不待見。媒人給王飛龍甩下過一句話，現在家裏條件好的男孩，十七八歲就開始相親了，像你家這樣條件一般的，現在才動手，難啊！

　　王飛龍自己就是24歲結的婚。“那時候農村到處都是倡導晚婚的標語，鄉上也得等你到24歲才給辦證。可沒想到，如今兒子這個年紀談婚事就已經晚了。”

　　這似乎已經形成了一個輪迴，王飛龍的父親那一輩也是在十八九歲就得娶妻生子，那時候早婚是為了儘快完成傳宗接代的使命，在經歷了二三十年間的晚婚光榮之後，到了王飛龍兒子這一輩，又被“男多女少”的困境裹挾著回到早婚的路徑。

　　華中科技大學 “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夏柱智來自鄂東南的紅村，他這幾年回家過年時就發現，農村相親訂親的時間大大提前，村裏十七八歲的男孩們就已加入相親大軍了。用當地媒婆的話説，“現在女孩那麼少，必須早早給佔上”。

　　該中心另一位博士生魏程琳來自河南商丘，2014年回家過春節時，魏程琳意外地發現，18歲的堂弟阿坤已經訂完婚，阿坤的父親海叔正在實施下個計劃，給16歲的小兒子張羅相親。

　　海叔掰著指頭給魏程琳比畫，現在村裏的女孩子少得很，處於相親階段的男孩子有10個，女孩卻只有4個，你不搶，別人就下手了。“親戚家的一個孩子都22歲了，還沒找著對象，家裏人為這事都快急死了”。

　　夏柱智介紹説，在他的家鄉，春節前後，青年們陸續回村，許多人在這一個月內把婚姻的所有程式——見面、定親和認親、結婚全部走完。“辦完沒有證的婚禮，就各自外出打工，談不上了解，年輕人是完成個任務，老人則是卸下副重擔”。

　　西安交通大學的百村調查印證了早婚回潮現象。在其調研報告中寫道：早婚回潮説明，在男女性別比失衡的大背景下，男性不得不採取早婚的策略來搶佔稀缺的女性資源。

　　由於女性資源稀缺，爭奪新娘的範圍被擴大。“現在農村離婚婦女也很搶手。過去農村離婚女性大多被嫌棄，但現在也成了被爭奪的對象。”

　　律師姬如松老家也在豫東農村，他告訴記者，村裏去年離婚了12對，女的很快全都被搶走又結婚了，男方則只有3個再婚，其餘很可能從此淪為光棍。“12個人裏有個是我外甥，後悔得不行。”

　　姬律師的説法得到了媒人鄧孟興的證實。在他的小本上，二婚甚至三婚婦女都很槍手，“帶著拖油瓶也沒關係，因為彩禮要得少，越是離婚的，找過來説媒的越多。”老鄧説：“我們這兒，離過婚的人再找，叫大媒，給媒人的禮錢都要多些。”

　　因為實在沒有合適對象，一些貧窮農村的男青年的擇偶標準一降再降，“只要揀到碗裏的都是菜，相貌、年齡、交流溝通什麼的都不重要了。” 姬如松告訴記者：“身體殘疾、智力缺陷的女性也都有媒婆踏破門檻，只要是女的，怎麼樣的都能給説到婆家。”

　　在豫東一個村莊裏，中國青年報記者發現，一戶人家就因為無力給二兒子支付昂貴的彩禮，只得給他娶了一位智力有缺陷的女孩。女孩基本不能自理生活，家裏人怕她跑丟了，只能成年累月地把她關在屋裏，吃飯時，再把她放出來。

　　她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幾乎不與她一起生活。但對其父母而言，兒子成家結婚算是完成了一樁心事。“有老婆總比打光棍好吧”，年邁的父親苦笑著對記者説。

　　一個笑兩個哭

　　鄂中柴灣村的王飛龍沒想到，他們弟兄仨在給兒子張羅對象時，竟碰到一個同樣的難題：當相親的女方聽説，男方家裏都是3個男孩時，都會不約而同地提出要漲彩禮。

　　女方的解釋是，你們家男孩多，負擔重，結婚時不多要點彩禮，以後不可能再從父母那裏得到什麼了。

　　這樣的解釋讓王飛龍哭笑不得。他年輕時候找媒婆介紹對象時，如果説誰家兄弟多，那絕對是加分項。

　　那時候，如果沒分家，男孩多，壯勞力多，掙得也多，家境肯定更殷實。即便結婚分家了，那誰家的兄弟多，能幫襯的人多，在村裏就有話語權。而如今，兄弟多的男孩居然在婚姻市場上要減分。

　　華中科技大學 “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魏程琳在河南老家觀察到的現象與柴灣村一致。同村的阿淩兄弟三個，阿淩是老大，相親時，女方要12.8萬元的彩禮，阿淩的父母也咬著牙同意了。可沒幾天，女方反悔了，理由是阿淩家兄弟太多，怕女兒嫁過去後過不上好日子。

　　魏程琳説，同村20歲的阿亮就更慘了，他家裏4個兄弟，他是老大，根本沒有媒人願意到府。他奶奶説，人家女方家庭一聽是兄弟4個，連見面的機會都不給他。魏程琳感概説，也就這十來年功夫，時風就大逆轉了。

　　媒人鄧孟興把他手裏的男孩分成了3類：一等男，家裏經濟條件不錯，個子一米七五以上，有能力，城裏有房；二等男，家裏條件過得去，個子不能太 矮，至少上過初中；三等男，經濟條件差，身高低於一米六五。“但兄弟多常常一票否決”，鄧孟興説，如果家裏有三個以上兄弟，即便條件不錯的二等男，甚至一 等男，都會降到三等男。

　　三等男基本上就是困難戶。鄧孟興説，這兩三年來，他幾乎不給三等男介紹對象，因為成功的幾率太低，説不成媒的話就收不到費用，瞎耽誤工夫。

　　夏柱智在回鄉記裏記述了一個案例。這戶人家有4個兒子，至今全都打著光棍， “鄂北農村婚俗，彩禮加婚房，至少20來萬”，夏柱智寫道：“要給4個兒子都娶上媳婦，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現在四兄弟中最大的已32歲，全家火急火 燎，“全家最後的決定是，4個兄弟合作給一個兒子娶回一個媳婦”，夏柱智説：“畢竟不能斷了香火！”

　　中國農村子嗣觀念歷來很強大。在豫東的孟莊村，中國青年報記者在與一位老計生幹部的聊天中得知，當年為生男孩，村民想出了各種極端做法，“有把全家口糧都拿去交罰款的，有躲在外地幾年不回來的，有離婚重娶的，傳宗接代，惟此為大呀！”

　　“子嗣觀念今天仍然根深蒂固，但是在當前剩男困境下，這種觀念也在發生微妙變化” 。魏程琳説，鉅額的結婚成本，把多子多福的邏輯顛覆了，“調研發現，在一些子嗣觀念相對較弱的農村，獨生子女已成為普遍現象；在子嗣觀念強的地區如華南、 華北農村，擁有兩孩以上的家庭所佔比例也極低。”

　　這也許就是農民的現實邏輯：必須要一個兒子來延續香火，但也拒絕更多男丁來增添負擔。研究人員的判斷得到了那位老計生幹部的驗證：“前年村頭老鄧家生了個大胖小子，全家樂得合不上嘴，今年又添了孩子，抱出來一看是個兒子，當爹的哇地一聲就哭了。”

　　饑不守道

　　“不幹媒婆的人想像不到女孩稀缺到什麼程度”，媒人鄧孟興説，春節前後，一個未婚女青年的家門口能同時停著四五輛車，車裏滿滿地坐著四五位後生，都排著隊，等著和女孩見面。

　　姑娘每天的時段已經被不同的媒婆承包了，一早起來，就坐在家裏等著不同的媒婆按著時間段帶著他們手裏的男孩到府來。遇到姑娘覺得條件不錯、順眼的男孩，她會多聊幾句，留個QQ號，加個微信。看不上的，冷場幾分鐘後，男孩只能知趣地默默離開。

　　鄧孟興説，往往是他領著的這幾個男孩還沒聊完，另外的媒人就頻繁地給他打電話催促，該人家的時間了。

　　一個女孩過年期間一天見十幾男孩並不新鮮。鄧孟興印象中，有一個女孩一個春節就見了100多個男孩。

　　“那個姑娘條件不錯，見了100多個男孩，總算百里挑一定下一個。可沒想到，不多久，兩人就吹了。來年的春節，大家聽説這女孩又單著了，趕緊又來排隊相親，這一回，又見了90多人。”

　　“在農村婚姻市場上，女方已取得絕對優勢，已經是完全的女尊男卑。”家鄉在晉北的博士生李順觀察到，許多千百年改不動的風俗現在也改變了。

　　“在我的家鄉，婆媳地位大逆轉，特別是家庭條件不好的家庭，媳婦都得供著，婆婆得陪著小心，生怕哪點不如意，讓媳婦跑了。” 李順説：“婆婆疼的不是媳婦，疼的是錢呀。”

　　入贅為恥的觀念也自然消解。“嚴峻現實讓男人放下了面子，大家對倒插門也見怪不怪，甚至衍生出市場，山西呂梁就有專門介紹男性入贅到臨近地區的媒婆，每人收費5000元。”

　　在皖南一個村莊，記者聽説了王大超的故事。王大超家境貧窮，日子過得磕磕絆絆，眼看按常規結婚無望，31歲那年，他幾乎花光所有的積蓄，從廣西買了一個媳婦回來。沒想到的是，才過了一週，新媳婦就跑了。王大超欲哭無淚，以為此生只能打光棍了。

　　又過了兩年，33歲的王大超遇到一個寡婦，對方要求他倒插門。考慮再三，他最終決定入贅。這一舉動震動四鄰，因為這個寡婦其實是他的表嬸，也就是寡婦的前夫是王大超的表叔。“讓人感慨的是，這一圈幾近亂倫的關係，沒有遭到村民責難，相反獲得了大家的同情和祝福。”

　　“適齡女性的嚴重缺乏，讓農村剩男饑不擇食，饑不守道。”婚姻生態失衡對傳統倫理的衝擊，讓在各地進行田野調查的學者們感到震驚。

　　在一些特別貧困地區，大齡未婚男性甚至會採取“轉房”的方式來結束單身。“轉房”最為常見的是同輩之間的收繼。在貴州山區，陳姓人家有兄弟4 人，三哥在一次礦難中死亡，此時四弟已31歲尚未成親。為了不讓三嫂改嫁帶走賠償，也為了省去無力支付的彩禮，父母作主，讓老四娶了自己的三嫂。

　　“‘轉房’有違儒家傳統道德，歷代的村規民約也一再禁止，但在男性婚姻擠壓的最低端，這種形式又死灰複燃。”

　　中國近來的人口普查數據及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婚姻擠壓在中國絕非個案，幾乎所有省份的農村地區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女性缺失。更讓人憂 慮的是，“目前危機還只是初現，隨著上世紀90年代以來出生的男性邁入婚齡，中國男性婚姻擠壓的程度還會加重。”已研究此問題十多年的李樹茁警告説：“更 嚴重的危機還沒真正到來。”

　　（宣金學、向楠參與了部分採訪。應被採訪者要求，部分人名、地名使用了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