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成都五塊石車站附近，廖弟友在家接受記者採訪。

　　廖弟友保存著自己1951年第一次捐款的證明：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大炮獻金證。

　　廖弟友捐款後保存的部分收據。

　　/人物名片/

　　廖弟友

　　年齡：93歲 出生地：廣安市鄰水縣廖弟友是成都鐵路局退休職工，被稱為“捐款爺爺”。十幾年來，他幾乎每個月都會捐出一筆錢，數額在100元至200元不等。

　　進入人生的第93個年頭，廖弟友的眼眉一天比一天低垂。

　　在摔碎右膝蓋後，他再也走不遠了。每天坐在竹子編的椅上，層層棉衣把他裹得像個粽子，厚重的帽子把他白色眉須壓折下來，他也懶得舉手將它抬一抬。每天一大半時間都蜷在不到十平的老屋裏，屋外，陽光燦爛，黑漆漆的屋裏還開著燈。

　　好久沒有記者來過了，院子顯得有些落寞。

　　一段時間來，院子裏隔三岔五會有記者來，有時候，來的是慈善組織的人，有時候，來的是街道辦的領導。

　　他們來這裡，是因為這位93歲的老人經常捐款。十幾年來，他幾乎每個月都捐款。對他來説，捐款就像吃飯喝水，沒有捐款就覺得渾身不自在。

　　捐款成名好多人來看他

　　廖弟友的老屋，在成都五塊石車站附近。順著逼仄的巷弄進去，盡頭處的三層磚瓦老屋搖搖欲墜，廖弟友和老伴就住在底樓。這些年，四下新樓盤如雨後春筍，老房子被緊緊包圍。老院子裏，上了年紀的鄰居，一個個背手踱步。他們大多是最近才知道了廖弟友“竟然還有一個怪毛病”，他的這個“毛病”，讓寂寞的院子來了不少慈善組織、街道辦領導，以及很多記者。

　　村上和街道辦的領導，帶著毛毯和慰問金去看他。“有次一個領導給了我600塊錢，我説可以捐給好多人了哦。”廖老眉頭顰蹙，有些著急，欲言又止。曾有位小學老師拿來DV要拍他，並告訴他，回去會製成光碟放給學生看，讓大家都學習他助人為樂。

　　1月3日，華西都市報記者來到這裡，廖弟友正坐在他那張椅上打瞌睡，天氣預報播完，他關掉電視。見有人來訪，一下精神起來，滿面笑容。

　　“你們來了，屋頭小，對不起了。”老人扶著右膝好不容易起了身，嗓子裏擠出幾句沙啞的寒暄，又低頭去搬小凳子。

　　坐定，他從常坐的凳面兒上，拿起兩個塑膠袋，小心打開。

　　盒子裏有一堆藥，還有一大疊單據，這些都是他捐款的憑證。

　　十幾年來，幾乎每個月，他都捐一筆錢，數額在100元至200元不等。幾乎每筆捐款都有受款人簽字。8個紙質信封中裝著近50張粉紅色的《感謝信》，或因對方遭受了水災地震，或遭受著傷病傷痛，信的落款為各大公益救助團體。

　　看完這些，廖弟友又翻開荷包，小心翼翼掏出一個錫箔盒子，從中抽出兩疊巴掌大小的泛黃的紙。笨拙地翻開，一張快要揉碎的紙上寫著：“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大炮獻金證”，上邊寫著，捐獻人為西南鐵路工程局工總一大隊三中隊廖帝（弟）友，時間是1951年7月。

　　捐款成“癮”到處尋找求助者

　　廖弟友頻繁捐款，最早可以追溯到1976年。

　　那年，唐山大地震突如其來。這天，廖弟友在人民公園閒逛，看見有人在公園裏設攤挂橫幅，人群前面，擺了一個大紅色紙箱。別人告訴他，這是在為唐山受災人民募捐，他從包裏掏出200元，投進箱子裏。

　　“我也想做志願者。”“不行。你可以捐款。”説著，他從志願者手中接過捐款發票，以及一封粉紅色的《感謝信》，信封右下角有單位名稱和地址。他記下地址，之後他就時不時跑到那裏，“有人需要幫忙，我就捐點。”

　　此後，他就常常跑到捐款點，有時候摸點錢出來，投進捐款箱。

　　1980年，廖弟友從鐵路局退休。他有了更多時間，於是經常走街串巷，尋找需要幫助的人，紅紗袋、助聽器、水壺，是廖老出門尋人的“標配”。在街上看到乞討的老人投5元，殘疾人和小孩投10元。

　　“火車站乞討的人多，騙子也多”、“廟裏面乞討的人多，小部分是真的”、“成都電視臺三頻道的求助新聞多，四川衛視的更多”、“成都軍區總醫院、成都消防總醫院和成都市三醫院最好找需要幫助的人”……

　　多年來，廖弟友積累了豐富的捐款經驗。

　　他看電視，總盯著滾動播出求助資訊，“有的我還沒記完，它就過了。”為了不上當受騙，他通常會找到醫院去一探真偽。若是真人真事，他就現場給錢，再讓對方在小本本上簽個名。遇到有人磕頭道謝的，他都一概拒絕。

　　成都慈善總會工作人員嚴巧説，老人為了能送出去100元，會坐半天公交車，花半天時間去找人。

　　省吃儉用南瓜蘿蔔下稀飯

　　廖弟友的5個子女，都在成都幹著普通的活兒。生活平順，時不時來看他。

　　2014年，小兒子廖鳳明看到新聞報道，才知道原來父親“一直在做慈善”，並且從未間斷。廖老一輩子都沒聽過“慈善”二字，更不知道它的意思。在他的字典裏，只有“幫忙”。

　　一輩子捐了多少錢，廖弟友沒有統計過。

　　實際上，他並沒有多少錢，收入只是每月退休工資：2000多元。因為捐錢，自己過得很拮據，一日三餐，只能吃稀飯，配菜是豌豆、南瓜或者蘿蔔。煙酒早就戒了，嘴巴沒味，就嚼幾個蒜頭。

　　後來，老廖被媒體報道了，他捐錢的事，鄰居都知道了。

　　“廖大爺，有錢哦！又去捐了哦！”一進茶館就有人開腔了。

　　“那些話，聽了心頭不安逸。”他嘴角癟了癟，委屈得像一個受了氣的孩子。廖弟友認為，自己捐的自己的錢，“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幫助別人，別人心裏有 個念想。他也知道自己的一兩百塊，對於求助者是杯水車薪，但他還是堅持送錢，有時在去的路上就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回來的公交車。但這都阻止不了他去捐款： “我有公交卡，肯定能問得到。”

　　廖弟友説他不想接受採訪，考慮了一下，最終同意配合。他拉開棉衣，掏出一部翻蓋手機，笑著告訴記者，這是孫女兒買的，還存了子女兒孫們的電話。

　　“等我死了，別人説起他們的父親和爺爺，也不會是壞話吧。”一邊説著，淚花在他短而稀疏的睫毛上閃爍。

　　面\對\面

　　幫助別人因為“吃過苦”

　　記者問廖弟友為何長年堅持捐款幫助別人？廖弟友説因為自己“吃過苦”。

　　1923年，廖弟友出生在鄰水縣梁板鄉廖家槽，父母都是農民。4歲時，父親去世，他成了家中獨兒，母親靠種地盤活生計。12歲那年，身子骨還沒長整齊， 他被送到重慶一家肥皂廠擔油桶，後又被送到織布廠做學徒。每人每月織18匹布，從早6點幹到晚9點，“18匹啊，織不完就沒工錢。”他瞪大眼睛，週遭的壓 力似乎仍纏著他。廖家沒錢讓他讀書，像當年大多數青年男女一樣，他成了大字不識的“重慶漂”。

　　空了他就跑到街上給人扇扇子，扇涼快了，客人給 他一分錢。或為在飯館裏兜售零煙，為討好飯館老闆，他滿堂跑，要麼給客人端漱口水，要麼倒痰盂。又或摘野柿子、桃子核曬乾，到藥舖子換錢。對他來説，紅苕 玉米麵饃就是最香的一頓飯，一分錢一小坨的豆腐渣，可分成兩天煮南瓜皮子吃。

　　在當時，一人吃飽，全家不餓。一年中，只有過年回去一趟。

　　1950年，經介紹，他進入成都鐵路局，修築成渝鐵路。養路工、搬運工、看庫房、守大門，幾乎所有對文化要求不高的工種，他都做過。為了留在鐵路局，他在一次檢修考試中，抽換枕木累到吐血。

　　廖弟友還做過採購，但他只識數不識字，怕出差錯，他不幹了。“我文化不行，跑路，我總得行嘛。”每逢紅白事，他常替東家跑腿，招呼客人，收集禮金，送信傳話。他去林子裏砍下竹片，削成條，粘上各色皺紙，做成花圈，以表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