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鐵裏乞討的兒童

　　一家三口乞討歸來

　　來自岷縣的乞討者很多租住在昌平平西府附近

　　媽媽在固定地點等待乞討的孩子們

　　北京地鐵裏的“暑假乞丐”

　　多數來自甘肅岷縣 帶孩子乞討怕耽誤學業開學即離京

　　暑期以來，北京地鐵突然出現眾多“候鳥式”乞丐，行乞時間固定為暑假期間，7月來京，9月前離京，通常為外地年輕女性和孩子行乞。記者調查發現，這些“暑假乞丐”多數來自甘肅岷縣，基本都是父母帶著正在上學的孩子乞討，孩子開學前即返回老家。

　　“自7月以來共處罰乞討賣藝行為40余起，勸離250余起，乞討賣藝人員中大多數都來自甘肅岷縣。”據軌道交通執法大隊相關負責人介紹，從實際查處的情況看，這些乞討人員相對集中在幾個地區，在京暫住地也相對集中。從地區來看，主要集中在甘肅岷縣和河南民權縣，這兩個地方大致佔據乞討者半壁江山，而且現在暑假帶娃乞討的現象明顯增多。

　　這是第三個暑假來京乞討

　　王霞(化名)，來自甘肅岷縣小寨鎮白塔村，7月10日帶著女兒柳英(化名)和兒子柳傑(化名)來到北京，這是他們第三年來京乞討。

　　7月30日早上10點，柳英在10號線惠新西街南口站上車，她打開腰間挂著的外放音響，帶著弟弟從車頭走向車尾。柳英手裏攥著一小疊一元人民幣，不斷地向兩側的人鞠躬，弟弟柳傑時不時跪下，希望好心的人能慷慨解囊。

　　姐姐柳英今年14歲，剛念完初一，身上的校服印著岷縣第三中學的校徽。弟弟柳傑今年10歲，剛上完三年級，褐色褲子的膝蓋處有著一圈泥土印。地鐵開到惠新西街南口站後，姐弟倆下車，快速走到對面往回坐。

　　從惠新西街南口到海淀黃莊，姐弟倆剛好能從車頭一路乞討到車尾，這也是他們的固定路線。每天他們七八點出門，十點左右到十號線，下午四五點回家。一天下來，他們能要到五十六元，最好的時候七八十元，少的時候只有二三十元。

　　三年來，每年7月放暑假以後，姐弟倆就會從甘肅老家來北京乞討。暑假即將結束時，他們會按期回老家的學校上學。

　　今年柳英的褲兜裏多了一樣東西：老年人專用的手機。這部手機價格便宜，功能非常簡單，但它卻是柳英在乞討時與媽媽聯繫的紐帶：一旦發現有警察，她會立刻躲在人少的地方，給媽媽打電話，通風報信。

　　“現在我們都學會了‘變通’。”媽媽王霞説。現在，都是大一點的孩子自己乞討或者大孩子帶著小孩子來乞討，媽媽們則在事先和孩子們約好了的轉机的地方等著。媽媽和孩子們手裏都有手機，這樣出事了也方便聯繫。由於孩子們都未成年，即使被抓到了也會很快放出來。

　　去年，柳英被警察帶進了派出所，被教育過一遍後就給放了。儘管當時在派出所裏很害怕，但是現在提起這些事情，柳英卻輕描淡寫，“我打電話給媽媽，不到兩分鐘就放我們走了”。而她的母親王霞説：“登記下身份證和戶口本就沒事了，也沒有罰款。”

　　行乞第三天被抓

　　跟柳英柳傑比起來，同樣來自岷縣的楊嫻(化名)就沒有這麼幸運，帶著女兒乞討的第三天，她就被抓了。

　　7月22日，楊嫻和丈夫張成亮(化名)帶著一兒一女來京乞討，來北京之前，夫妻倆聽不少同鄉説帶孩子來北京能討到錢，“原本打算攢下來四五百元錢，給兩個孩子攢個學費，沒想到……”説到這裡楊嫻停住了。

　　來北京乞討的第三天，也就是7月25日下午4點左右，當楊嫻帶著7歲的女兒在地鐵10號線乞討的時候，遇到了民警。在警察抓她的過程中，楊嫻不停地説：“放開我，你們把我放開”，女兒張曉娟(化名)當時哭了，楊嫻自己也很害怕，她説這樣的事自己“從來沒有遇到過，從來沒有……”楊嫻和女兒被帶上了警車，開往派出所。

　　隨後，警察電話通知了她的丈夫張成亮，讓他領女兒回去。下午5點多，當張成亮帶著5歲的兒子趕到那裏，聽到警察説要拘留妻子，他回憶稱當時有些激動。直到民警告訴張成亮，拘留是因為在地鐵裏帶著孩子乞討已經觸犯了法律，他才領著哭鬧的孩子們回了家。

　　8月4日上午，楊嫻回到了在昌平區平西府租住的房子，同時，帶回了一張證明書：《解除拘留證明書》。這張“證明書”上寫著，拘留原因是“因脅迫、誘騙、利用他人乞討”。

　　妻子被拘留之後，張成亮也不敢帶孩子去地鐵上乞討了。最近，他都是早上七八點鐘帶著兩個小孩兒出門，拉著孩子們在街口到天通苑方向的馬路上乞討，十一點多回來，“一天大概能討到二三十元錢，剛好夠生活”。楊嫻被拘留後，女兒曉娟好幾天都悶悶的，不怎麼説話。

　　躲不開的乞丐江湖

　　孩子成為地鐵乞討者對付執法者的“工具”，但是在這個地鐵“丐幫”裏，無論孩子還母親，卻不得不遵循著“弱肉強食”的規矩——她們躲得了警察，卻躲不了江湖。

　　在10號線海淀黃莊站下車後，柳英姐弟碰到了小夥伴王成(化名)，柳傑的同班同學。新的一趟車到來後，王成很快跳上去，姐弟倆則要等下一趟。這是他們之間的默契，儘量不上同一輛車。

　　“這是那些殘疾的叔叔教我們的，”柳英解釋，“但現在人太多，隊都排不上。如果搶著上車，排在前面其他村的人就會打我。”有一次，她一整天才上了兩趟車。

　　姐弟倆知道如果去5號線會掙得多一些，但是她們卻不敢去。“那裏有一個惡霸，看見我們就會掄著棍子打我們。”柳英説。

　　柳英的説法被另一個地鐵行乞者孫梅(化名)證實了。孫梅是一位90後的乞討媽媽，她帶著孩子在5號線乞討。“我不認字，以前也沒坐過地鐵。”孫梅説自己開始就在5號線上看到了一個姓李的人在行乞，從而知道了在5號線能要到錢，也知道了如何才能要到錢。

　　其實，孫梅屬於“偷師”，她要錢的時候一直躲著那位“姓李的人”。“我們看到他就跑，他今天又打了兩個女的”。孫梅把他稱之為“小霸王”或者“惡霸”，“他壞得很，本來出來就是求別人幫助，有一次他扇了一個老頭好幾個耳光，那個老頭得有八十多歲了，這是太沒良心。”

　　北京跟想像的不一樣

　　出於同鄉的口口相傳和指引，這些岷縣人大部分都會在昌平區平西府附近租住，同村的會住在一棟樓裏，例如柳英家、楊嫻家和另外四戶同村人家就是樓上樓下的鄰居。

　　他們往往一家人擠在六七平方米的單間裏。這些單間只配了一張木板床和一個舊衣櫃，每月的租金300元。房東楊女士説他們説好了只住一個月，一個月以後搬家走人。

　　張成亮和楊嫻也沒有打算在北京長住，只是希望暑假一個月能夠攢下來兩個孩子四五百元錢的學費。張成亮家去年種植當歸、黨參等藥材的收入一共7000元，但只夠一家人的生活開支。而蓋新房欠下的4萬元虧空，目前還沒有著落。

　　27歲的張成亮説兩年前，甘肅岷縣發生了6.2級地震，他家的房子在地震中倒塌，重蓋的房子花了六七萬元。除了政府給的那部分錢以外，張成亮説，“剩下的4萬多都是借的高利貸，三分利的。”

　　其實，這些年張成亮為了生計在內蒙古和山西都打過工，從維修工到煤礦工，但每次時間不過一兩個月。“在內蒙古那邊幹了一個月就回來了，修水渠、鋪水泥板，一個月一千多，但累得腰疼得厲害”，他説，在山西，他下礦井做了兩個月的煤礦工人，但由於害怕跟姑父一樣得“塵肺病”，所以在姑姑的勸説下也就回來了。

　　“老家那邊來過的人都説這邊能討到錢”，張成亮説，“我們就過來討點孩子的學費，開學了再回去。”談到以後的打算，楊嫻希望丈夫能在外面儘快找到工作，她就帶著孩子在老家種田，兩個人供孩子們讀書。當問到以後是否還會帶孩子們來北京乞討，楊嫻説再也不來了，“我害怕，我從來沒去過那裏……”説完她長嘆了一口氣。

　　而對於三次來北京的柳英來説，明年，她同樣不想再來北京乞討了。這並不是因為她覺得自己和媽媽因為生計而要飯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只是因為自己不想再讀書，要在家照顧弟弟。“我自己不想讀了，我會在家照顧弟弟，媽媽可能會出去打工。”她的理想是成為一位服裝設計師，弟弟柳傑則想成為一名航太員。

　　對於這段在北京的生活，柳英不會忘記的除了人們對他們鄙夷的眼光，還有的就是天安門城樓。

　　“我自己悄悄地去看過天安門，那邊人多，我沒敢帶弟弟去。”柳英説，她也只看過了天安門，她説以後想帶著弟弟和媽媽一起爬長城，去動物園看長頸鹿和大熊貓。文並攝/北青暗訪

　　乞討兒童

　　來京乞討帶著暑假作業

　　張曉娟，楊嫻的女兒，剛讀完小學一年級。對她和弟弟來説，乞討只是他們暑假生活的一部分。“我女兒成績很好，這學期還得了三張獎狀”，張成亮説起女兒的學習成績底氣很足，臉上都是笑容。

　　女兒一放暑假，張成亮夫妻倆就帶著孩子們來北京乞討，為了不耽誤女兒的學習，張成亮還帶著女兒的暑假作業本，“我讀到初中，平時回來的時候還能看著她寫寫作業”。張曉娟的暑假作業已經寫得差不多了，作業本的邊角被揉得有些捲曲。

　　張成亮説女兒平時就趴在床邊或是窩在床上寫作業，因為出租屋裏唯一的一張條桌上面堆滿了鍋碗和雜物，屋裏連個板凳也沒有。張曉娟語文作業本上的字跡很工整，但寫得很用力，翻到背面還能看出字跡。作業本裏有的成語填空部分還空著，有的字跡上粘著灰，像是手上的臟東西不小心抹上去的。

　　兒子在讀幼兒園，張成亮説兒子很聰明，以後一定也跟姐姐一樣優秀。

　　翻開兩個孩子的畫本，花朵和大樹都被涂得很鮮艷，和整個出租屋裏黯淡的色調形成了對比。

　　前兩年暑假，柳英也會帶著暑假作業本來北京，但明年她不打算繼續讀書，因此也不再有寫作業的“煩惱”。乞討回家後，她會督促弟弟柳傑寫作業，自己則幫媽媽洗衣服或者煮麵條。

　　柳傑也趴在床邊寫作業，作業本的左手放著一個士兵模型。每過幾分鐘，他便會站起來鼓搗下這個小玩具。媽媽趙霞煮好麵條後，他把暑假作業扔到一邊，算是完成了今天的任務。趙霞不識字，沒辦法輔導，柳英也不會檢查他的作業，“有些題我也不會。”她不好意思地説。

　　吃過晚飯，柳英有時會帶著弟弟去對面的溫都水城玩，“我們從旁邊的小門溜進去，不用花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