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這些事，你還有臉來學校！”

　　“是不是你去勾引李老師的？”

　　當面的質疑，背後的議論，還有手機上發來的短信，白白不知該如何去回應，只能把自己封閉起來。她蜷縮在床邊，把頭深深地埋進膝蓋裏。

　　這是台灣影片《不能説的夏天》裏的片段。影片根據發生在台灣的一起大學校園性侵案改編。女主角白白在被自己的教授性侵後心理崩潰，自殺、逃避、絕望充斥著她的生活。

　　儘管電影最後，案件勝訴，施暴者李教授受到懲罰，導演也給白白安排了一個得到新生的結局。但影片之外，現實中的校園性騷擾事件卻並未停止上演。如何才能斬斷大學校園性騷擾之手？

　　説不出的痛

　　很長一段時間，劉朵(化名)都害怕接到導師的電話。

　　這名正在南方某高校讀研的女孩兒説，自己的導師是院領導，平時應酬多。有時，自己也會被叫出去喝酒應酬。儘管很反感，但劉朵始終不敢説出拒絕的話。

　　“你可以找理由拒絕一次兩次，但沒辦法次次都拒絕吧。”劉朵害怕，如果跟導師撕破臉，自己畢不了業怎麼辦？

　　無奈之下，劉朵選擇了忍。但讓她難以接受的是，一次應酬中，席上某領導竟然對她動手動腳，不但亂摸，還強吻了她。

　　“我不敢告訴爸媽，怕他們擔心。我就覺得屈辱，無比屈辱。”劉朵帶著哭腔説，自己明明是來做研究的，但感覺跟陪酒小姐一樣。

　　李思磐也沒想到，自己認識的人當中，也有不少遭遇過校園性騷擾的。今年10月下旬，這位廣州性別平等倡導機構“新媒體女性網路”的召集人，曾在自己微網志上發起過一個召集活動：以保護隱私為前提，徵集自己或身邊經歷過校園性騷擾的大學生，講講自己的經歷。

　　“最後我聯繫了7個網友，吃驚的是，其中有4個我都認識。但之前，從來沒聽她們提過有這樣的經歷。”李思磐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其實，校園裏的性騷擾甚至是性侵並不罕見，但當事人往往只會把這樣的遭遇“咽到肚子裏”。

　　《中國婦女報》11月4日的一則報道曾援引過這樣一組數據：全國婦聯一項針對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學生的調查發現，經歷過不同形式性騷擾的女性比例達到57%。

　　另一項調查也説明問題的嚴重性。有學者對1200名女大學生調查發現，其中有531名女性(佔總數44.3%)表示曾遭遇性騷擾，而且不少受害者遭受過兩次甚至三次以上的性騷擾。該調查還發現：23%的女大學生認為當前性騷擾的“情況很嚴重”，60.4%的女大學生認為“情況嚴重”。

　　“老師對學生的性騷擾或者是性侵案，有很明顯的特點。”北京眾澤婦女法律諮詢服務中心律師張偉偉曾接手過多起相關案件。她説，老師通常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權力，對學生進行性騷擾、甚至性侵。

　　“這種騷擾往往還具有持續性，受害學生也多會出現強烈的創傷後應激性反應，比如抑鬱、自殺、封閉等。”張偉偉説。

　　北京源眾性別發展中心負責人、律師李瑩曾接觸過一位被侵害者。事發後，女孩兒不斷強迫自己洗澡、洗手。而且每次洗澡要兩三個小時，一天還要洗手20多次。不但無法跟人交流，更無法正常學習。

　　“性騷擾或者性侵，給受害者帶來的傷痛是一生的，對個人生活和發展都會有影響。”李瑩説道。

　　無力的維權

　　然而，遺憾的是，校園性侵案的調查和取證面臨重重困難。

　　“因為高校是一個封閉的利益圈，不管是在取證還是定罪上，都會有很大難度。”李瑩説，大多數受害者沒有證據意識。如果施暴者死不承認，又缺少直接證據，僅憑被害人的陳述，很難定罪。

　　此外，校園性騷擾在罪名的認定上也存在空白。

　　李瑩説，《婦女權益保障法》雖然首次規定禁止性騷擾，但對性騷擾卻缺少進一步的法律解釋。在李瑩看來，是否自願，無法從被害人有沒有激烈反抗來斷定。

　　“就像有的案子，以當時是女生去開的房為證據，咬定她是自願的。但其實，有可能是背後的權力關係，讓這個女生不得不這麼做。”李瑩説，從某種意義上説，老師掌握著學生的未來。能獲得怎樣的成績，能不能順利畢業，老師的評價很重要，反抗起來就很難。

　　讓張偉偉還感到痛心的是，受害一方站出來維權，往往還會遭受一些流言的中傷。

　　“比如有人會説其實是學生勾引的老師，或者是勾引未遂在栽贓。”張偉偉説，受害者很容易被當成替罪羊，承擔著巨大的社會和心理壓力。

　　也因此，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阮齊林認為，防止校園性騷擾的發生，還是得依靠校方加強管理和教育。

　　讓張偉偉印象深刻的，是她曾經接觸過的一個發生在研究機構的性侵案。施暴者是位博士生導師，在業內還很有名氣，他會趁著帶學生出差的機會進行性騷擾，甚至性侵。

　　“如果學生反抗的話，他就會通過限制論文、科研項目等進行報復。”張偉偉説，也因為這樣，很多人都敢怒不敢言。直到有個女孩兒開始出現抑鬱、自殺等不正常現象，才被該機構的領導注意到，但最終還是因為缺乏直接證據而沒有起訴。後來，該研究機構在內部開展了整頓行動，開除了涉事導師的黨籍和所有任職，並在師生中開展了批評教育。

　　但張偉偉也遇到過“睜著眼睛説瞎話”的校方。

　　“學校竟然給性侵的老師開假證明，説他人品端正，不可能做出這樣的事。”張偉偉説，後來，這份證明被法官採納，老師被判無罪，但被害女孩的精神卻失常了。“年紀輕輕的，一輩子都毀了。”張偉偉嘆道。

　　“事實上，學校必須要承擔保護師生不被騷擾的責任，建立一個安全、良好、平等的工作和學習環境。”李瑩説，如果學校缺少對師生的保障，就沒法形成足夠的威懾和約束力，就會在一定程度造成高校內性騷擾，甚至性侵的發生。”

　　呼聲：學校建立性騷擾防範機制

　　今年7月前後，網民“汀洋”、“青春大篷車”舉報吳春明，稱其利用發表論文、保研等機會，誘姦及性騷擾女學生。這一事件曾引發全國矚目。

　　教師節前夕，由256位來自國內外高校教師、學者和學生參與聯署的兩封公開信，分別被寄給廈門大學校長朱崇實和教育部部長袁貴仁。該聯名信呼籲徹查廈大性騷擾事件，建議教育部以此事為契機，制定出臺《高等教育學校性騷擾防治管理辦法》。

　　信中寫道，“媒體介入前，其中某幾位當事人早已通過組織途徑進行投訴，但並沒有得到重視與處理，其原因是我國國內高校目前並未建立相應管理機制，導致接到舉報的相關負責人對於此類事件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

　　“解決校園性騷擾問題，還是要從內部做起”。李思磐認為，學校是一個自成體系的組織，外部人士很難介入，因此，高校防止性騷擾的組織應該設置在高校，這也有利於學校加強內部監督。

　　“如果沒有學校對自身進行監督的話，哪怕最後訴訟至法庭，相關取證也很不容易。” 李思磐説。

　　記者查閱美國、香港、台灣等高校性騷擾防範政策與處理方法發現，不少大學都向師生提供了完善的受理投訴和處理機制。

　　以美國密歇根大學為例，該校出臺了性騷擾防範政策與處理指南，設置學生糾紛調解辦公室專門受理，同時，對提出這類申訴的人員以及參與調查的人員予以保護，保證其不會因為相關行為受到打擊報復。

　　“在國外的高校，當行政人員升遷，或者新生入學時，學校都會對他們展開一個反歧視、反騷擾的入學或入職教育。接到學生、老師的投訴，也會有專門的機構受理，然後展開調查。若是上升到需要司法機關介入的情況，他們前期的記錄和調查，也可以作為證據。” 華南理工大學性別研究中心負責人、副教授李昀説道。

　　“但目前，我國還沒有哪所高校設置了此類反騷擾機構。”李昀説道，一些學生想投訴，甚至還會遭遇投訴無門的尷尬。

　　也因此，李昀建議，在學校內部，可以由校長牽頭成立一個委員會，找學校裏進行相關研究或類似研究的老師加入。為了防止學校內部相互包庇，還可以邀請一到兩個家長代表參與監督。

　　“也許，在中國這樣一個強調人際關係的社會環境下，在校園內部設置一個這樣的機構的確不太容易。” 李昀説，“但有些事情，並不能因為不太容易就不去做。”

　　現實中白白的原型，到現在還沒有走出傷痛。《不能説的夏天》電影監製徐小明説，這樣的傷痛，必須是社會的復原，受害者才有復原的機會。“社會要改變不可能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這一步不踏出去，社會永遠不會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