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減少非教育教學類工作任務,是中小學教師群體一直以來的心聲與訴求。對此,黨和國家高度關注並持續發力。201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減輕中小學教師負擔進一步營造教育教學良好環境的若干意見》,為減輕中小學教師負擔提供了重要遵循。2022年,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發佈《關於禁止向學校攤派與教育教學無關的“漲粉”“評比”“推銷”等指令性任務的通知》,要求各地遏制形式主義向學校轉移趨勢,杜絕行政任務向校園轉嫁做法。今年,《教育部關於做好慶祝2023年教師節有關工作的通知》再次明確,全面減輕教師負擔。此外,11月組織開展的“2023年度國務院推動高品質發展綜合督查”,也將拖欠教師等群體工資、補助等列為徵集問題線索的內容之一。
政策護航之下,教師減負工作取得了一定實效,但作為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破解之路依然漫長。目前,仍有不少教師感到非教育教學任務多。如何健全教師減負長效機制、持續有效為教師減負,直接關係到教師能否全心投入,做好教書育人本職工作。鋻於此,光明日報記者會同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教師發展研究所課題組,在全國12個省(市)就教師非教學任務問題展開調查研究,並據此提出對策建議。
初冬清晨6點剛過,北京還籠罩在寧靜之中,海澱區某小學教師劉華(化名)就已趕到學校。除了教課,她還被安排了負責校園安全的工作。下午學生放學後,她要做好各項課後服務的安全檢查,等課後服務結束、所有師生都離校後,再進行一次全面安檢。“每天晚上8點後才能回家,洗漱一下就要睡了,根本沒時間管自己的孩子。”
這樣的忙碌,是個案還是“群像”?為切實了解當前中小學教師負擔狀況,光明日報記者會同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教師發展研究所課題組,在全國12個省(市)展開調研。
調研結果顯示,近年來,雖然我國一直推行政策為中小學教師減負,但不少教師仍然感到負擔較重,尤其是非教育教學任務佔用精力普遍過多。北京、上海、廣東、河南、湖南、甘肅等多地均有不少教師表示,自己就像“時間管理大師”,疲於應對各種雜事,留給專業發展的時間所剩無幾,這種狀況,既干擾正常的教育教學秩序,也降低了職業幸福感,對於教師隊伍高品質建設造成較大影響。
現存問題 非教學任務增多,職業幸福感降低
工作時間呈增長趨勢,工作量總體較大。接受調研的教師中,92.1%每天在校工作時間(含課後服務時間)超過9小時,其中32.5%超過11小時;78.6%每週在校超過45小時,30.3%超過55小時,普遍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平均每週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的規定。53.4%的受訪教師認為當前工作量“比較大”,24%認為“非常大”。與同齡同資歷其他行業相比,72.9%的教師認為工作量“比較大”“非常大”。河南省漯河市一名初中班主任直言:“每天都忙得像陀螺,常常是疲於應付,很難提起精神琢磨工作品質。”
非教學工作量增加,佔用過多時間精力。調研中,60.8%的受訪教師表示,參加各類檢查考核、創建活動、綜合督導、評估驗收等非教育教學工作量“明顯增加”或“增加”,這是當前教師負擔重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最想減輕的工作”調查結果中,排在前5位的是:迎接各項檢查、撰寫各種教育教學之外的材料、參加各種評比和比賽、課後服務、家長工作,其中絕大部分屬於非教育教學事務。
更應重視的是,各地均有不少教師反映,強制關注公眾號、攤派安裝移動App、轉發點讚拉票等“指尖上的任務”成為“增負”新趨勢。這些任務大多與教育教學無關,但又“不敢不做”。主要原因在於,這種攤派與自己的績效、評優評先等掛鉤。不僅如此,教師還常被要求將此類任務佈置給學生家長,次數多了,經常引發家長“吐槽”,甚至出現家校矛盾,老師又不得不花精力化解,導致“負擔越來越重,迴圈難以打破”。
湖南長沙一位初中教師李麗(化名)坦陳:“再不減,教育教學都快成副業了!”山西太原某小學教師王利(化名)也深有所感:“‘雙減’後,我特別珍惜這種環境,想把課程和活動設計得更科學、更精心,陪著學生一起成長。”然而,她很快意識到,“時間被教學之外的任務填滿了!雖然抽空做了教學和活動規劃,但真沒時間實施啊。我心裏很焦灼,真希望把時間都用在孩子們身上!”
群體、區域、學段之間,教師負擔差異明顯。調研中,班主任周工作時長(56.27小時)明顯高於非班主任教師(50.36小時),工作壓力更大。原因是班主任除了教育教學工作,還需兼顧班級管理、各類非教學事務。加之班主任承載著學校、家長和社會的多重期望,致使該群體心理和生理負擔過重。此外,農村教學點教師周工作時間(52.00)高於村小(51.33)、小學(51.53)、初中(49.48)等學校教師,主要原因是不少教學點老師身兼多職,既是老師又是校長,既教多門學科還兼顧多個年級,既是教學老師又是生活老師。
工作量核定標準不明確,影響參與課後服務積極性。調研發現,各地中小學普遍存在課後服務工作量核定標準不清、補償性政策不完善的問題。部分地區把課後服務費納入與公務員工資收入的比較口徑,導致教師要承擔更多工作才能不低於公務員工資收入,屬於“加量不加價”,不少教師對此表示不滿。
工作獲得感認同感不高,影響職業幸福感和繼續從教意願。調研發現,由於非教育教學任務擠佔了本該用於教學主業、教研活動、培訓學習等的時間,直接制約了教育教學品質和自身專業發展水準的提高,導致不少教師工作獲得感和自我認同感降低。在接受調研的教師中,表示“不願意繼續從事教師職業”者佔比達35.5%,“比較不願意”佔比26%。
主要原因 內外部多重因素所致
為教師減負的步伐,多年來從未停下。特別是2019年,中辦、國辦印發《關於減輕中小學教師負擔進一步營造教育教學良好環境的若干意見》之後,各地相繼出臺減負清單並上報實際進展情況,持續努力為教師減負。然而,教師肩上的非教育教學任務緣何依然沉重?
對教師減負重要性認識不足。調研中,有教師及相關人員反映,少數地方的黨委、政府仍存在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傾向,只在“口頭上”和“文件中”重視減負。還有些部門和單位只將教師減負當作階段性工作,常態化推進意識不強。
教師減負工作機制尚不完善。教師非教育教學任務很多來自教育系統外部,需多部門協同推進。但從各地情況看,部分地方政府相關部門協同機制未建立,各類“進校園”事項審批制度不完善,監督制約、評估監測等難以落地。例如,鄉鎮、街道等基層單位主要通過口頭、電話等非正式形式向學校攤派任務,又因其對學校文明創建、綜合治理等方面考核有重要影響,學校難以拒絕。此外,不同部門間表格、數據等形式不一,統籌難度大,教師管理相關資訊平臺無法實現對接共用,導致重復填報數據,加重教師負擔。
教師減負配套政策改革遲滯。人員短缺也是教師負擔難減輕的原因之一。目前,國家已出臺了關於挖潛創新編制使用的具體政策,但編制基本以縣為主、實名管理,難以實現跨區域調劑,對於基層中小學而言,編制挖潛較難落地。
教師自身專業知識和能力素質有待提高。很多教師自身應對工作新挑戰的專業知識和能力素養不足,也是其倍感壓力的重要因素。當前,針對教師的培訓、評比展示等,依然存在交叉重復、多頭開展等無序狀態,實效性、針對性有待提高。
應對之策 為教師營造“減負增能”良好環境
調研中,各界一致認為:減少教師非教育教學任務,是為了把時間更多地留給教師用以教書育人,鞏固並擴大“雙減”來之不易的改革成效,悉心培養更多優秀人才。在減少非教育教學任務的同時,各方還要給予教師更多關懷,通過政策設計、評價導向、激勵機制等,為教師減負增能創設良好環境,引導和鼓勵教師更用心對待教學教育,切實支援教師自我提質、挖掘潛力。
構建科學合理的減負治理機制,凝聚減負合力。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充分發揮領導、指導和推動作用,協調各部門共同研究、細化非教育教學事項,列出詳細的減負清單和責權清單,切實減少教師非教育教學工作,確保教師有充足時間和空間開展本職工作;學校應根據實際情況核定教師工作任務,積極探索切實可行的彈性工作時間制度,為教師創造參與教研培訓、觀摩思考、讀書學習等專業活動的有利條件,加大教師用於專業發展的時間比重;加強教師應對壓力的策略教育與培訓,建立教師有效參與學校重大事項的治理機制;家庭、社會要主動加強與政府、學校及老師的溝通,增進理解與信任,為中小學教師減負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加快完善法律法規等政策制度體系,強化服務保障。一是修訂完善現行《教師法》等相關法律條款,明確教師在教書育人、學習進修、參與管理、休息休假等方面的權利。同時,明確指定執法部門負責教師減負相關法律實施的監督及處罰,確保教師減負有效落地。二是明確教師工作職責和工作量標準,明晰界定教師合理職責,細化健全配套制度,形成權責清晰、統籌開展的教師負擔管理制度體系。三是修訂中小學教師編制標準,完善編制管理。各地應依據教育發展實際研究出臺編制核算新辦法,適當提高教師編制配備標準。同時,教育行政部門等要及時跟進師資需求和供應變化情況,結合“縣管校聘”改革優化已有編制資源使用,通過經濟和戶籍等杠桿吸引優秀社會化人才進入教師隊伍。四是人社、財政等部門應不斷健全課後服務補償性政策,確保教師平均工資收入水準不低於當地公務員平均工資收入水準,並明確規定這部分額外勞動報酬不納入績效工資總量,也不納入教師與公務員平均工資收入的比較口徑,切實提高教師工作獲得感。五是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應整合培訓資源,建立教師工作與專業發展的社會支援服務體系,為科任教師和班主任搭建更多學習平臺,完善並強化教師發展學習共同體,提升教師教育教學素養水準。
改革考核評價體系,提高教師自我發展內驅力。倡導以師德師風為第一標準、以教育教學實績為核心內容的評價理念,建立符合教師專業成長規律、體現科學人才成長觀、具有可操作性的中小學教師師德評價體系和教育品質評價體系;充分尊重教師的合理訴求與正當權益,改革評價方式,探索增值性評價,推進多元主體評價,利用資訊技術平臺建立過程性評價數據庫,激勵教師將工作壓力轉化為自我發展內在動力。
借助新技術,實現“精準智慧”減負。充分應用資訊化、大數據等資源手段,建構以工作對象、工作內容、工作時間、工作量、工作環境等為主要維度的“負擔監測系統”,對各地中小學教師負擔進行定期、科學、精準測定,客觀準確認定中小學教師負擔的來源、種類、內容、數量、時間,為檢驗減負成效、調整相關政策、安排未來工作提供數據支撐;運用電腦自適應測驗、電子檔案袋、數字畫像、區域教育品質監測數據平臺等多種工具,開展對學校的全方位評價和督查,減少準備各種紙質材料的要求,實現教育管理服務數字化、網路化、智慧化;建立健全教育管理資訊化系統,讓資訊收集、提取、應用和分析“一鍵式實現”,注重突出過程、實效和實際的評價方式。
發揮督導“長牙齒”作用,加大督導檢查問責力度。由國家教育督導委員會面向各級黨委、政府開展教師減負工作專項督導、重點督促工作,採取定期督導、隨機抽查、明察暗訪等多種方式,加強動態監測和監管,強化跟蹤問效和督導問責;通過信訪、舉報平臺等多種渠道,了解教師訴求,核查各地落實情況;將教師減負成效納入各級政府履行教育職責評價體系,對落實不力的地區嚴肅查處,督促整改落實,對履職不力等情況,依據有關規定嚴肅問責。
(調研組成員:常淑芳、段麗萍、王麗煒、吳華、王健、趙傑等)
(本報記者晉浩天 通訊員聶一丹)
(責任編輯:王擎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