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紀委昨日發佈消息稱，吉林大學副校長兼白求恩醫學部學部長王冠軍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在接受組織調查。三個月前，中紀委發佈消息稱，中南大學副校長兼湘雅二醫院黨委書記胡鐵輝涉嫌違紀問題被立案調查。兩每人平均為部屬高校副校長，主管醫學教學工作，同時都在高校附屬醫院擔任要職，王冠軍長期擔任吉林大學第一醫院院長，胡鐵輝長期擔任湘雅二醫院院長、黨委書記。

　　上月，中央巡視組向復旦大學反饋專項巡視情況，特別提到“校轄附屬醫院攤子大、權屬雜、監管難，極易誘發腐敗。”

　　南都記者統計發現，全國75所部屬高校旗下多達105所附屬醫院，其行政、教學、醫療業務、財務等方面均歸不同部門負責，教書育人與救死扶傷一舉兩得，聽上去很美，現實卻千頭萬緒難以理清。

　　中央巡視組的反饋，傳遞一個重要信號，高校附屬醫院的問題已引起反腐部門的高度關注。南都記者從教育部獲悉，有關部門將進一步深化直屬高校附屬醫院管理體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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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攤子大

　　75所高校擁有105所醫院，多數為三甲醫院

　　根據學校官網統計，75所部屬高校中，22所擁有附屬醫院，其中上海交通大學旗下有12所，是全國附屬醫院最多的部屬高校。北京大學和中山大學均有8所附屬醫院。

　　部屬高校105所附屬醫院中，87所為三甲醫院。無需高校的名頭，這些附屬醫院本身已聲名遠揚，比如北大第一臨床醫院、北大口腔醫院、復旦大學旗下的華山醫院、上交大旗下的瑞金醫院、中山大學旗下的中山一附院等，其業務水準在當地醫療行業均是首屈一指，其收益也相當可觀。

　　“我們醫院效益一直很好，根本不需要學校的知名度”，上海某三甲醫院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該院已有百年曆史，擁有多名中科院、工程院院士。

　　先進的醫療設備和優質醫療資源，使得這些醫院基本人滿為患。

　　根據衛生部門對三甲醫院的評級標準，醫院的住院床位數至少在50 1張以上。而目前全國有800張以上病床的醫院中，半數以上是大學附屬醫院。有的醫院床位創全國之最，比如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約5000張。

　　三甲醫院要每床至少配備1 .03名衛生技術人員，這些附屬醫院的醫務工作者基本都在千人以上，有的甚至多達兩三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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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屬雜

　　教育部門、學校和衛生部門三位一體的管理格局

　　中央巡視組所説的“權屬雜”實為高校附屬醫院的普遍性問題。多所醫院、高校相關負責人接受採訪時都承認這一點。

　　上世紀末中國高校體制改革，一批原來隸屬衛生部等部門和地方政府的醫科院校連同其附屬醫院一起併入教育部直屬綜合性大學，由此形成“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的格局。

　　所謂“附屬”，顧名思義即高校所附設或管轄的醫院，其權屬應為高校，而現實則不然。早在2000年，國辦轉發的《關於調整國務院部門(單位)所屬高校管理體制和佈局結構的實施意見》明確規定，附屬醫院的行政及教學業務管理由教育部門負責，但醫院救死扶傷、提供醫療服務的屬性未改，醫療業務仍由衛生部門負責，由此形成教育部門、學校和衛生部門三位一體的管理格局。

　　在行政管理上有兩種模式，有的醫院歸學校直接管理，有的則歸學校下屬醫學院或醫學部管理。

　　從組織架構上講，第一種模式是原醫科大學或醫學院與綜合性大學合併後更名為大學醫學院或醫學部，作為大學下設相對獨立的二級管理實體，其管理功能基本保留，附屬醫院歸醫學部直接管理，如北京大學與其附屬醫院。

　　第二種是醫科大學或醫學院經過與綜合性大學合併重組，成為大學眾多學院中的一個，附屬醫院劃歸大學直接管理，與醫學院沒有隸屬關係。例如武漢大學、吉林大學與其附屬醫院。

　　附屬醫院人事任命則是根據此前的行政級別來決定。高校合併時，有的醫科大學為衛生部直屬，有的則是省屬，其附屬醫院級別也不同。高校合併後，附屬醫院的級別並不受影響，也依然是獨立法人。

　　據教育部黨組原成員、武漢大學前校長顧海良介紹，武大的幾家附屬醫院都是省屬醫院，屬於廳局級，人事任命就由武大和湖北省委共同管理，院長和書記是副廳級，武大和湖北省委共同決定。武大考察，任命前要報湖北省組織部決定。

　　復旦大學附屬醫院中山醫院副院長朱同玉告訴南都記者，醫院一把手是副局級領導，由上海市委任命，醫院其他處級官員就是復旦大學任命。

　　而如果附屬醫院為市屬，其一把手僅為處級或副處級，其人事任命則由高校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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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金亂

　　主要有醫院收入、財政投入和學科建設三種資金來源

　　高校雖然做了醫院的“家長”，卻並不掌握財政大權。根據相關要求，醫院的資金、財務管理仍由衛生部門負責。

　　中央與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為主的醫科類高校附屬醫院的衛生事業費指標下劃，由財政部商有關部門研究確定。附屬醫院的事業經費由同級財政部門劃撥到衛生部門，再核撥到醫院。

　　原本屬於地方醫科大學的附屬醫院，則繼續接受地方政府財政撥款。“武漢大學的幾家附屬醫院，以前為省屬醫院，省裏一直都有投資，這一傳統在合校時也得以繼承，”顧海良表示。

　　目前，附屬醫院的各類資金來源主要為醫院收入、政府財政投入和學科建設資金。

　　“醫院屬於獨立法人機構，包括人員工資和基建項目資金等，都是上一級政府根據規定下撥一定比例，再加上醫院自己的業務收入和資金自籌”，上海交大附屬醫院瑞金醫院一位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進行財務審計時，就由院方和外部的審計部門進行監管，學校並不負責此業務。

　　當然高校也並非“甩手掌櫃”，仍會以學科建設名目劃撥醫院經費。“大學醫學院的學生在我們這裡實習，科研上在我們醫院設有學術課題，還是會給我們一部分科研經費”，瑞金醫院一負責人表示。衛生、教育等部門下撥經費，僅撥款類的科研經費就五花八門，包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科技部、衛計委、教育部等部委單位和省市下撥的各類研究經費和各類基金會資助的研究經費。

　　“錢下撥到醫院後，醫院的科教和財務部門管理經費使用。結題時，誰出錢誰負責管理審計”，瑞金醫院一位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

　　醫院龐大的利潤，高校又是否能分得一杯羹？此前，部分附屬醫院曾給高校“分紅”。2007年，當時的衛生部新聞發言人毛群安曾公開表示，“很多醫院反映其所屬高校給其下達‘每年上繳多少錢’的任務。”

　　當年1月，衛生部下發《關於嚴禁高校附屬醫院向所在高校繳納“管理費”、“基金”等各種不合理費用的通知》，嚴禁附屬醫院向其所屬高校繳納不合理費用。

　　這一規定的依據非常明確：附屬醫院與高校都是獨立核算、自主開展業務活動、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事業法人實體，附屬醫院本身應自負盈虧。

　　教育部相關負責人告訴南都記者，十多年來，教育部一直根據要求清理各種不合理收費項目，成果初顯。

　　“幾家附屬醫院都不向武漢大學交錢”，顧海良表示。

　　採訪中，北京、上海等多家高校附屬醫院相關負責每人平均給予同樣回答。“不要把學校和醫院扯在一起，附屬的概念就是只承擔教學責任”，瑞金醫院一負責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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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管難

　　非獨立法人管獨立法人，“處級”管“廳級”的尷尬

　　資金和人事的多重管理，使得醫院出現監管難。中央巡視組對復旦大學的巡視結果就指出，附屬醫院存在監管難，極易誘發腐敗。

　　“科研經費撥款來自各方，很容易造成監管失控”，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直言。

　　目前附屬醫院財務監管主要歸衛生行政、財政以及審計等部門負責，但這些部門對學術研究則了解不多。顧海良就直言，“目前管理肯定存在真空地帶。”

　　衛生部衛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李衛平介紹，高校合併後，附屬醫院作為醫療資産留在衛生部門，但人事和教學管理則歸為教育部門，兩部門的雙重管理，出現了大量交叉之處或“真空”地帶。比如醫院院長是地方政府任命，其他人事是高校決定，但院長和醫院人員又管理著資産。而在問責方面，資金方面屬於衛生部門管理，衛生部門問責時，就無法對人進行問責。

　　衛生系統一官員接受南都記者採訪時也表示，目前高校附屬醫院的自由度相比其他醫院更大。對其問責難已經成為業內共識。有很多附屬醫院原本屬於衛生部監管，但處在外地，“天高皇帝遠”很難監管。

　　另一方面，“官本位”也讓高校對附屬醫院本身的管理遭遇尷尬。併入了高校的醫學院多為處級單位，且不是獨立法人。而部分附屬醫院則屬於“廳級”單位，因此就難免出現非獨立法人管獨立法人，“處級”管“廳級”的尷尬。

　　為了避免這一尷尬，很多學校都採用大學副校長兼附屬醫院院長的做法，比如武漢大學、上海交大等。

　　然而，醫生對此則頗有微詞：“院長行政事務太多，勢必影響醫院管理和醫療業務”，上海某醫院醫生告訴記者，醫院院長大部分時間都在大學校本部上班，只有極少的時間在醫院。而一院之長多為業務尖子，有時坐診也會受到影響。

　　即便當事人，對於這種管理模式也不盡滿意。西安交通大學前副校長、醫學院院長閆劍群曾公開表示，由於官本位觀念問題，辦任何事都講級別，導致大學醫學院、醫學部、醫院在管理上本來難處的關係更加難處。合併後，西安交大兩個綜合性附屬醫院和一個專門醫院都是處級，而省醫院卻是副廳級，使得該校醫院“很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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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改

　　有的主張強化“附屬”，有的主張更加“獨立”

　　儘管高校合併已走過十餘年，但學校與附屬醫院以及各相關方的磨合仍在繼續。

　　教育部一位官員介紹，目前綜合類大學對附屬醫院的管理較弱，很多方面並無決定權。比如高考招生，很多學校的醫學院在招生計劃中仍單列，保持單獨的招生代碼。

　　原協和醫科大學校長、工程院院士巴德年曾公開表示，如果醫學院管理不了附屬醫院是一件悲痛的事。

　　2003年的非典疫情，曾讓附屬醫院的管理體製備受考問。時任北京大學附屬人民醫院副院長王彬直言，非典期間，高校與附屬醫院缺乏公共衛生和預防醫學方面的知識溝通，客觀加重了疫情，增大了損失，其根本原因是高校對附屬醫院的管理較弱。

　　巴德年建議，醫學院管理醫院要有三項權力，一是黨委領導權；二是幹部人事任免權；三是經費管理權。

　　與此同時，還存在另一種觀點：擴大醫院的獨立權。

　　“大學需要附屬醫院，但要給醫學院和醫院充分的獨立權利”，復旦大學原校長楊福家表示。

　　至於如何“獨立”，朱同玉建議，首先應擴大醫院的行政權力。“現在所有附屬醫院的人，都是行政主管部門定指標，是計劃經濟下的模式，已經完全不適合了”，他建議，醫院應倣照企業經營模式，擺脫編制束縛，自主決定人財物的需求和分配。

　　李衛平認為，目前正在進行的醫改和事業單位改革中，大學附屬醫院更有利於先探索法人治理結構改革，成立大學和衛生部門以及醫務人員共同組成的理事會，問責時直接向理事會問責。

　　對此，教育部接受南都記者採訪時表示，下一步，教育部將按照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深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要求，會同或協同有關部門進一步深化直屬高校附屬醫院管理體制改革，以更好地發揮附屬醫院在醫教研中的重要作用。

　　醫院為何“附屬”

　　為何要“屬”？學校沒有醫院就辦不了醫學院

　　沒有充分的管理許可權，也無法直接獲得經濟利益，高校教職工和學生看病也有專門的校醫院。既然如此，高校為何還要附屬醫院？事實上，相比醫療資源和經濟利益，顧海良等人更看重醫院對醫學教學的專業指導。

　　“沒有附屬醫院，學校就辦不了醫學院”，顧海良説。

　　我國醫學院臨床醫生培養要求一定數量的實習，附屬醫院便成了醫學院學生臨床學習和實習的首選。目前，我國的醫學學生中，臨床、口腔、中醫、護理等專業學生有60%以上時間在大學附屬醫院度過，醫院幾乎承擔了全部臨床教學任務。

　　而之所以要辦醫學院，其宗旨是更好地辦“綜合型大學”。以武漢大學為例，2000年與湖北醫科大學合併後，武大的學科設置囊括文、工、理、醫各領域，變成了真正的綜合性大學。

　　為何要“附”？“教學研”三位一體唇齒相依

　　對醫院而言，學校醫學院龐大的學生隊伍，為他們提供了充分的選擇機會。

　　“醫院可以留下我們醫學院最好的學生”，一位附屬醫院負責人表示，如果醫院不作為附屬醫院，醫生的來源就會受到影響。

　　“醫院和學校是相輔相成，有學生在，就能幫醫院做事，尤其醫院臨床工作，就會有很多學生幫忙”，瑞金醫院相關負責人表示。

　　此外，從醫生培養品質看，“專門的醫科大學沒有好的基礎學科，比如湖北醫科大學，沒有好的化學系、藥學院和生命科學學院，這些正好可以在武大得以滿足”，顧海良表示。

　　現代醫學已經由生物醫學模式轉變為生物—社會心理—醫學模式。學術發展的需要，要求學生的學科體系更為健全。而綜合性大學的學科設置恰恰滿足要求。

　　這也是國際主流態勢。國際上有重要地位和影響的著名大學基本上有自己的醫學院，如康橋大學、牛津大學、斯坦福大學、東京大學等，著名的醫學院都建在綜合大學裏。

　　目前全國有800張以上病床的醫院中，半數以上是大學附屬醫院，一大批國家級省級重點學科、重點實驗室建立在大學附屬醫院，有80%以上科研成果來自大學附屬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