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聾兒康復研究中心的專家指出，我國7歲以下兒童因為不合理使用抗生素造成耳聾的數量多達30萬人，佔總體聾啞兒童的比例30%-40%。一名兒科醫生則提醒家長，兒童用藥首先要求的就是安全性，因此平常給兒童用藥，應儘量遵醫囑服用，家庭常備兒童藥品也應與醫生充分溝通。（1月19日《中國青年報》）

　　在眾多的藥品不良反應和藥害事件中，兒童往往會成為最大的受害群體之一。究其原因，除了兒童的個體差異和集體性抵抗力較弱外，根本原因還在於藥品缺乏兒童型，藥品使用不規範所致。一方面，成人藥品和兒童藥品存在很大的區別，無論是型號還是劑量，都應當體現個體性差異，混用就可能形成“天然的危害”；另一方面在於，“用藥基本靠估”的操作本身不規範和科學，此既取決於醫生的專業能力，又無法解決在沒有醫生指導下的自我購藥風險。

　　同時兒童用藥大多數以成年人藥品來替代，減量給藥，會造成極大的浪費。如果一個孩子因為藥害事件，造成了身體上的傷害或者殘疾，無論是對其家庭還是整個社會，都會成為巨大的災難。基於此，兒童用藥缺乏的問題得到了全世界的重視，2006年8月，世界衛生組織(WHO)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就聯合召開專家會議，審查了兒童基本藥物所存在的問題。歐美等國家為了鼓勵企業研發和生産兒童型藥品，採取了多項配套措施，並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一方面由於兒童用藥的人群相對較少，市場的需求能力嚴重受限；另一方面兒童型藥品的研發週期長、成本低、利潤薄和藥物評價難度大，導致企業對此動力不足，所以儘管這一問題存續日久，然而靠市場的“決定作用”自然難以解決。當前的最大問題在於，問題日益嚴重而社會反響強烈，但政策層面卻依然沒有及時跟進，重視“兒童用藥問題”依然處在口頭層面。結果這一問題年年提但面貌依舊，沒有獲得有效的改善。因而當務之急，就是要在社會共識已經形成的基礎上，體現出應有的政策剛性。

　　所謂剛性，不是指採用行政強迫的方式進行市場干預，而是要有一系列科學而配套的措施，在兒童藥定價機制、醫保制度、招標採購、稅收制度、審評審批等多個方面，出臺具有針對性和特殊化的政策，讓其發揮應有的綜合效應。比如對兒童型藥品的研發和生産，實現綠色審批通道，對生産企業進行稅收減免，在招標採購和醫保政策上給予重點關注，使政策的天平向兒童型藥品傾斜，讓生産兒童型藥品有更多的比較效益。同時，還可以效倣美國的做法，給予新研發的兒童藥品相應期限的“市場獨佔權”，讓其利益能夠獲得最大化的保障。

　　當然，由於兒童用藥的管理主體涉及衛生、發改、稅務、工商、食品藥品監管、醫保等各個部門，實現頂層設計和綜合政策，就需要打破部門樊籬而綜合推進。因而從民生和改革的角度，由更高機構的參與和協調，針對現狀出臺所有政策，才能讓兒童型用藥短板的問題得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