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獨兩孩”政策覆蓋目標人群約1100萬對夫婦，預計未來4到5年內，年新增出生人口100萬—200萬

　　“沒想到我還能趕上生二孩的‘末班車’！”已經有一個女兒的安徽70後張先生，今年準備添丁進口，要第二個孩子。

　　“我和愛人是雙職工，父母年事已高，身體又不太好，生了寶寶沒人帶。”同樣是70後、育有一女的王女士説：“沒辦法，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工作太忙，養個孩子，成本太高，經濟負擔太重了。就算國家給政策，我們自己也不打算再生了。”

　　生還是不生，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理由。從全國看，想再生個孩子的“單獨”夫婦有多少？

　　2013年12月28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國務院《關於調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決議（草案）》的議案。2014年“單獨兩孩”政策正式啟動，浙江、江西、安徽三省在1月份就實現了政策落地。目前，全國絕大多數省份實施了“單獨兩孩”新政。

　　國家衛生計生委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司長楊文莊透露，截至2014年底，全國共有106.9萬對單獨夫婦申請再生育，基本符合預期。預計2015年，受“單獨兩孩”政策影響，出生人口比2014年多100萬左右。

　　年新增100萬新生兒，這個數字遠低於之前許多專家的預期，“單獨兩孩”政策遇冷了嗎？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翟振武院長認為，“單獨兩孩”政策覆蓋目標人群約1100萬對夫婦，預計其中60%有生育兩孩的意願，生育時間分佈約為4到5年，平均每年迎來100萬—200萬的“兩孩”。“2014年是政策啟動年，2015年才是政策真正見效的第一年——從申請指標，到準備懷孕，再經過10個月的孕期，因此，申報的‘單獨兩孩’大多應該在2015年出生。此外，各個省的生育意願有較大差別，雖然全國平均生育意願是60%，但大城市和東部省份一般會低一些，西部和中小城市會高一些。目前有的省‘單獨兩孩’申報的數量高於預期，有的省低於預期，都是正常的。政策遇冷的説法不準確。”翟振武説。

　　人口政策評估是項複雜工程；我國目前擁有9億多勞動年齡人口，“民工荒”主要是勞動力結構失衡所致

　　羊年春節剛過，珠三角各地又上演了“搶人大戰”。近年來，春節過後“民工荒”屢見不鮮，有企業反映“民工荒”不只出現在節後，甚至全年。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2014年中國人口變化情況，16周歲以上至60周歲以下（不含60周歲）的勞動年齡人口91583萬人，比上年末減少371萬人，佔總人口的比重為67%。這是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連續第三年下降。這讓很多人擔心，我們的“人口紅利”快用盡了。

　　“我國人口紅利的確在2012年出現了拐點，但我們仍處在人口紅利期。”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劉爽指出，我國目前擁有9億多的勞動年齡人口，超過整個發達國家勞動年齡人口總和，能夠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支撐經濟的發展。

　　“總理所講的‘權衡利弊’，就是要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狀和人口結構變化綜合考量。比如，隨著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佔比的提升，勞動密集型産業對勞動力人口的需要也在減少。部分地區、部分行業的‘民工荒’背後也有其深層次原因——在1998年至2013年的15年間，我國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規模從每年108萬人增長到每年約700萬人。雖然農民工少了，但是大學生多了。現在‘民工荒’和大學生就業難同時出現，反映出我國經濟結構調整與人力結構變化之間的不匹配，以及教育培養與市場需求不適應等癥結，而不是簡單的‘勞動力不夠了’的問題。”翟振武説。

　　“值得注意的是老齡化問題，這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諸多挑戰：首先，中國在中等收入階段就開始面臨老齡化的問題，這一點區別於很多發達國家，難免會遇到養老資源不足的問題。其次，勞動年齡人口本身也正在老化，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出了更嚴峻的挑戰。”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都陽説。

　　“目前中國的老齡化還處在相對很平緩的時期，但未來老齡化的壓力很大，2035年老年人口比例可能達到33%。”翟振武認為，人口政策評估是項複雜工程，要綜合考慮生育率水準、生育意願、老齡化、勞動力結構等等，每個指標背後，都牽扯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的問題。

　　人口政策調整須謹慎穩妥；在人口生育率、經濟增長率、環境承載力中間把握平衡

　　在日本四國德島縣三好市的“人偶村落”，年邁老人和用稻草人扎成的人偶一起生活。日本的老齡社會形態，由此可見一斑。有人認為，日本經濟減速與低生育率密切相關。那麼人口因素對經濟社會發展到底有什麼影響？

　　“人口因素是社會經濟發展最基礎的變數，與經濟發展存在著相互影響的關係。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來源於兩類因素，勞動力規模的不斷增加以及勞動生産率的不斷提高。前者主要取決於人口的總量與結構，後者也受人口結構影響，比如老齡化社會不利於勞動生産率的提高。”都陽説。

　　“60年代的中國，在6億人口的基數上，每年平均出生人數高達2700萬人，每年凈增長人數達到2300萬人以上，人口增長率高達2.5%，這對資源環境帶來很大壓力。”翟振武説。“當時，不僅中國人口出生率高，全世界普遍如此，快速增長的人口對發展帶來的影響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重視。1974年聯合國在布加勒斯特召開了第一次世界人口大會，主張推行計劃生育，使過快的人口增長降下來。”

　　“中國實行了計劃生育政策後，大大減輕了人口過快增長對生産力的壓迫，緩解了人口對資源環境的壓力，提高了人口素質，為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取得巨大成就提供了有利環境。”翟振武認為，人口政策的調整，無論是收緊還是放開，都要綜合考慮人口生育率、經濟增長率、環境承載力等三方面的壓力，其中的一些變數還會有遲滯效果或者持續影響。比如，經濟發展和現代化進程本身就會擠壓生育率，女性受教育水準的提高也會降低生育率，而低生育慣性比高生育慣性更強勁、更持久、也更難以應對。“所以在三者間把握平衡並非易事，政策調整需要謹慎穩妥、逐步探索。”翟振武説。

　　“目前我國的總和生育率水準明顯低於2.1的更替水準，也低於國家人口發展戰略提出的1.8的水準，因此生育政策的調整是十分必要的，‘單獨兩孩’的過渡期功能實現後，在‘十三五’早期走向‘全面兩孩’可以更有效地提高生育率水準。”翟振武説。

　　劉爽認為，目前中國尚談不上已陷入“生育危機”。 “從‘雙獨兩孩’，到‘單獨兩孩’，再到‘全面兩孩’這是一個調整方向，政策平穩、漸進、可控，可以更好地實現出生人口錯峰。”劉爽説。

　　浙江碧劍律師事務所主任吳有水認為，從法律程式上來説，與“單獨兩孩”只需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不同，推行“全面兩孩”還需要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作出修訂。

　　《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十八條明確：國家穩定現行生育政策，鼓勵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符合法律、法規規定條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個子女。

　　“放開‘單獨兩孩’，就是增加了一項生育‘兩孩’的條件，與《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並不衝突。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就行了。而實施‘全面兩孩’政策，與《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中‘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的表述相矛盾，需要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進行審議修訂。”吳有水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