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形勢的風吹草動都會引發廣泛關注。

　　最近第三季度7.3%的GDP增速發佈後，再次引發世界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的擔憂。但是，就業保持總體穩定，經濟結構正在發生積極變化等現象顯示，這是增速換擋、結構調整和前期政策消化“三期疊加”的正常反映。

　　之前在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時，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孫學工以為，從潛力角度而言，中國經濟確實處於增長回落的階段，但仍然具備中高速增長的條件。

　　一個重要因素在於，中國過去發展過程中創造出來的供應鏈、産業集群的優勢不會短期喪失。“儘管有些産業因為勞動力成本問題需要走出去，但大部分産業尤其是需要一定配套、技術水準的産業，不會短時間轉移。”孫學工説。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産業集群不能僅滿足於生存在中低檔生産製造環節，沉溺在産品價值鏈的低端部分，而是必須朝著更加專業化、市場化和國際化的方向發展，必須轉向聚焦內生創新，進而推動發展的轉型。

　　集群不是企業簡單扎堆

　　全球經濟疲軟和國內宏觀政策變化的雙重因素下，中國經濟政策面臨一個全新的局面，傳統依賴出口、投資的強力驅動模式無法繼續，迫切需要結構轉型。

　　在剛剛結束的2104産業中國年會的演講中，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就從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分析，中國經濟下行的背後是世界經濟結構的調整，也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

　　他説：“發達國家可能會進入一個比較低速增長的時期，中國是外向型的經濟，世界經濟的減速對中國會有影響，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因此會大大加速。”

　　中國的産業市場已經開始變化，在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時，華夏幸福基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轷震宇説，隨著産業經濟轉型，整個中國産業大的方向開始聚焦內生創新。

　　他所在的公司專門在美國矽谷建立了孵化器，並規劃在全球範圍內建立綜合性孵化器系統，通過大量孵化器來找到創新的原動力。

　　轷震宇説：“我們希望在它還是一個種子時開始培養它，發現新技術後，通過我們自身以及聯手其他資本對這個技術進行加速，實現整合到中國市場上的可能性，最後實現在區域內對接。”

　　經濟學家、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波特對此表示贊同，他説，産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除了依靠自然稟賦之外，更需要通過産業內的自生創新，才能形成持續的競爭力。

　　他進一步補充説，包括中國在內，任何一個地區或者國家，實現經濟的真正騰飛，依靠的是競爭力的提升，採用集群發展是一種有效的方式。

　　所謂集群，並非簡單的企業扎堆，而是某一特定領域相關企業，專業性較強的供給企業、服務提供者、科研機構等集中在同一地區互相競爭與合作的狀態。

　　作為集群這一概念的提出者，邁克爾·波特認為，在現代經濟當中，創新與發展極大地得益於産業的集群式發展模式。

　　邁克爾·波特説：“集群是經濟戰略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它給你一個杠桿，你吸引了一個企業，這個企業幫助你吸引了另一家企業，依此類推，三四家企業聚集在一起比只有一家企業的時候生産效率更高。”

　　他表示，如果有強大的産業集群，就可以促進新企業和新技術的不斷出現和發展，提升人們的工資水準、快速推動工作崗位的增加、實現人們更加幸福的生活。

　　之前，這位經濟學家對全球10個工業發達國家進行了深度調研後得出一個重要結論：集群是城市繁榮的核心推動力。

　　世界上有很多這樣的案例，譬如，義大利小城摩德納匯集了法拉利、瑪莎拉蒂、蘭博基尼等世界豪車，成為“名車之都”，洛杉磯則聚集了美國頂尖的影視製作公司，建立了巨無霸的影業帝國。

　　回顧國內，自改革開放以來，類似的故事也在接連上演，晉江製鞋業、山東壽光的蔬菜、河北清河的羊絨和北京中關村資訊産業等都已形成了自己的品牌。

　　之後，“企業孵化”的理念漸趨流行，實力雄厚的資本以産業園區為平臺和依託，培育創新型企業，實現科研、生産、服務、銷售全産業鏈條發展模式，逐漸建立起産業發展網路，使集群發展更具規劃性。

　　譬如，作為國內領先的産業新城運營商，過去十幾年，華夏幸福在北京正南50公里的固安開創了一場成功的産業集群試驗。

　　它以“一個産業園就是一個産業集群”的理念，以資本干預為手段，以大數據戰略為保障，引進龍頭企業落地，同步搭建金融平臺、人力平臺、創新創業平臺、企業服務平臺等産業促進平臺，打造産業集群。

　　十年間，固安從一個農業縣發展成為擁有航空航太、生物醫藥、電子資訊、汽車零部件、高端裝備製造五大産業集群的産業新城。

　　集群升級面臨自主創新短板

　　但是，固安式的華麗轉身還只是個案。

　　放眼全國，形成一定規模的産業集群還主要分佈于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等沿海地區，大部分地區産業集群發展不足。

　　而且，絕大多數産業集群都是在農村和小城鎮興起的，分佈在城市周邊地區，而不是人口和産業更為密集的城市中心區。

　　産業發展的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和經濟研究所教授吳利學解釋這一原因，中國發達的大中城市不是沒有發展産業集群的潛力，而是這裡往往集聚了諸多大中型國有企業，但過去這些企業一般都是“大而全”、“小而全”的全能企業，各种經濟活動和生産鏈條全部“內部化”了，由此限制了産業的集群化，這一點在中西部地區表現更為突出。

　　更大的隱憂是，經過幾十年的快速發展，中國的産業集群仍然主要集中于傳統産業，主要依靠勞動力價格低廉來獲取競爭優勢，高技術産業集群和資本與技術結合型産業集群的發育還非常滯後。

　　吳利學進一步分析説，大部分集群還只是集中在輕工産業領域，化纖紡織、絲綢紡織、製衣、製鞋、塑膠、汽摩配件、五金製品等是出現産業集群較多的幾個産業。

　　這一現實説明中國産業集群的競爭優勢還局限于中低檔生産製造環節，仍處於産品價值鏈的低端部分，這反映了國內自主創新能力的不足。

　　這也正是姚洋憂慮的問題，他在上述演講中以台灣和南韓的産業發展為例説，由於缺乏戰略性産業方面的佈局，隨著成本的提升，台灣很多産業轉移到大陸，完全以大陸為基地，製造、組裝産品，造成台灣産業空心化。

　　而南韓在産業發展中，大力發展戰略性産業譬如汽車、電子等高端産業，以國內研發支援海外製造、銷售市場，通過海外市場向國內輸送利益，推動國內研發技術不斷進步，成功實現發展的轉型。

　　他説：“中國大陸有一天也會經歷台灣和南韓一樣的經濟轉型，我們如果做得不好也會出現産業的空心化，如果我們今天就關注一些戰略性的産業，就能實現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産業集群升級兩大抓手

　　多位受訪專家表示，從發展趨勢觀察，中國的産業集群的發展方向應該是朝著更加專業化、市場化和國際化的方向發展並逐步走向成熟。其中，需要把握好兩大機遇。

　　其一，在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更多地利用和發揮好市場力量在産業集群發展中的優勢，尤其政府需要轉化對於産業發展模式的認識，最大限度地激發各方面的潛力。

　　正如邁克爾·波特所言：十年前，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吸引投資也許有效，但現在可能行不通了。“因為創新是個系統工程，是資源、金融、教育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而成。”他説。

　　這就需要通過市場的力量將這些資源進行有效的整合，實現全産業鏈條的服務。對此，轷震宇感觸頗深，他以華夏幸福的孵化創新為例説：“我們現在關注的不僅僅是孵化創新，更關注項目的落地，要形成生産力。”

　　他介紹，很多資本在企業孵化後，就不再關注後續市場對接。“我們希望從技術的孵化到落地市場整個迴圈工作‘走通’，通過市場化行為來解決這個問題。”他説。

　　轷震宇認為，這樣的“走通”，一個是關注國內本身內生的創新技術，另外一方面，從國際上孵化並引進一些可以面向亞洲市場、面向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快速地形成産能，未來的真正産能是從這裡面産生出來的，而不是原來所謂的招商引資。

　　其二，網際網路思維對産業集群發展尤其是傳統産業的變革帶來了巨大的商業模式的思維的衝擊，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機遇和平臺。

　　姚洋説：“網際網路使得産業發展的模式發生了巨變，正在推動著産業的融通和創新。”

　　轷震宇也認為，這是未來企業集群發展的一個機會，那就是在網際網路公司和傳統産業之間的結合。

　　譬如，新崛起的網際網路巨頭，掌握到大量線上的入口之時，觸角已經向下延伸，阿里巴巴和京東對於物流方面建設提速；傳統的公司，包括房地産、零售行業等，也主動地和線上巨頭聯繫，萬達和百度、騰訊的合作即是典型的案例。

　　轷震宇表示：“以我們對長期接觸的企業觀察來看，傳統工業企業的網際網路融合之路已悄然進行。網際網路已逐步對上游的設計、製造環節産生了影響，並正在加快向企業研發環節滲透，製造服務化、個性化定制、眾包設計等模式不斷涌現。”

　　“未來，基於網際網路思維和大數據平臺，我們將打通現有的産業園區服務支援平臺，為企業提供從創業到發展再到上市的全價值鏈服務系統，提升企業黏性。”轷震宇説。

　　姚洋總結説，隨著網際網路與傳統産業的融合，産業結構現狀將得到改變，傳統産業的創新附加值也將被激發出來，並催生出更多的創新增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