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十八屆四中全會召開第二天，中央紀檢監察網站先後發佈三條消息：昆明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李喜接受組織調查，湖北省政協原常委、省政協經濟委員會原副主任梅祖恩和湖北省國資委原黨委委員、副主任王侃被開除黨籍。

　　這種“一天三人落馬”的反腐節奏在“十八大”以來已是常事。在不到兩年時間的“打虎拍蠅”戰役裏，超過18萬黨員幹部被處分。而交通、房地産、礦産資源、發改委系統等壟斷程度高、權力集中的領域無疑是反腐“重災區”。

　　按照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時間表，我國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眾多專家認為，史上首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將成為中國反腐從“治標”轉向“治本”的重要節點，法治反腐將成新常態，以此為支撐的創新驅動發展將有效刺激民間投資潛力和全社會活力，有望帶來超過700億美元的改革紅利。

　　重拳

　　權力集中部門等成重災區

　　過去的八、九月份，中紀委和檢察機關先後從國家發改委帶走了5名司局級官員。如今，被外界稱為“天下第一司”的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只剩下一名巡視員和一名副巡視員兩名司局級領導。而早在上半年，同處一個院子的國家能源局已有近半業務部門一把手因反腐出現更疊。

　　這樣刮骨療傷般罕見舉動的背後，是十八大以來反腐風暴的高壓推進。在2013年1月22日的十八屆中紀委二次全會上，當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腐”的要求時，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對反腐路徑做出了具體部署，“堅持標本兼治，當前要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

　　一場零容忍“打虎拍蠅”的反腐戰役由此開啟。中共中央紀委監察部數據顯示，2013年，超過18萬黨員幹部被處分，立案、結案件數、處分人數均比上一年有兩位數增長，其中中央紀委監察部對涉嫌違紀違法的中管幹部已結案處理和正在立案檢查的就有31人。

　　2014年反腐力度更是空前，據《經濟參考報》記者不完全統計，今年以來，僅在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案件查處”欄目中就公佈了500多名官員被調查或處理的消息，絕大多數為廳局級官員，其中副部級以上官員便有32人。

　　值得注意的是，交通、房地産、礦産資源、工程建設、發改委系統等成為腐敗的“重災區”，相關官員紛紛落馬，甚至有部門整個領導班子被“一鍋端”，而這些領域都是壟斷程度高、權力集中的部門。

　　“十八大以來的反腐力度前所未有，不斷打破慣例，有堅定性和標準統一性，不論官高到什麼位置，退下來多少年，只要有腐敗行為，絕不會姑息。”中國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建順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更重要的是這一階段高強度反腐，為即將到來的法治反腐贏得了時間和空間。

　　前景

　　“治標”轉向“治本”

　　今年，王岐山在出席全國政協十二屆常委會第七次會議時指出：“反腐要講‘不敢’、‘不能’、‘不想’，‘不敢’是治標，‘不能、不想’是治本，我們要結合起來，標本兼治。我現在可以負責任地説，‘不敢’這條已初見成效。”

　　按照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時間表，我國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著力於“治本”的法治反腐無疑是四中全會後眾人所期待的反腐新常態。

　　“從權力利用理論、政治勢力發展、社會民眾心理來講，反腐長期依靠人們情感化的支援是難以為繼的，所以接下來肯定要轉向制度反腐，有確切的標準可循、完善的程式支撐以及長遠發展的機制，而法治無疑是其中最為堅實、有效、可信賴的制度。”楊建順認為，四中全會專門、集中、系統地探討依法治國，本身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信號，而且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建成已經提供了實施基礎。

　　而法治反腐的核心則是對權力運作的全流程監督和制約。在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行政管理研究室主任贠傑看來，上述部門和行業腐敗現象之所以高發，既源於不必要的政府權力設置過多、過亂，也源於行政權力運作監控的失察和失范。消除權力尋租土壤、防止腐敗發生應從三個方面入手。一是清理精簡不必要行政職權，減少權力尋租的機會；二是通過制度化途徑保證權力運作的規範性和透明性，也就是確保讓權力在陽光下運作；三是加強對公共權力的監督和制約，讓以往流於形式的很多監督制度落到實處，同時加大社會媒體和公眾監督的力度，讓體制內監督機構和體制外監督機制形成合力。

　　楊建順還強調製度本身的合法規範運營，應構建行政自律機制，以權力制約權力，從反腐走向防腐。“未來要重視內部的行政自律機制的構建，從行政過程論的角度為權力行使的整個過程鋪設相關的路徑、方法，提供手段進行約束，讓反腐成為各方面制度本身應該有的作用和使命，當然這種約束機制需要法規範來形成一種支撐，這樣才能以權力制約權力，達到防止腐敗的目的。”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陳劍也認為，提高司法的獨立性是整個社會法治化、建設法治中國的需要。要培育官員的法治意識，提高依法執政的水準，必須賦予司法一定的獨立性，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官員尊重法律。

　　效應

　　有望釋放多重反腐紅利

　　“以反腐支撐的創新驅動發展將成為‘新常態’，有效刺激民間投資潛力和全社會活力，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給世界經濟帶來‘中國紅利’。”10月1日中紀委網站上刊發的《中國收穫哪些反腐紅利》一文如此評價反腐的經濟意義所在。

　　所謂“紅利”，關乎發展的可持續動力。蘇格蘭皇家銀行經濟學家高路易指出：“這場反對腐敗和奢華之風的運動旨在與更多系統性改革一同推進。這些系統性改革最終會在某種程度上促進生産率的提高並改善金融資源的配置。”

　　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無疑是上述系統性改革中重要的一個。國務院連續多輪多批取消、下放行政審批等事項無疑減少了權力尋租的機會，從源頭上達到預防和治理腐敗的目的，最大化地釋放改革的紅利。

　　更重要的是，穩定、透明、可預期的法制化環境，將催生更多企業的成長。自3月1日中國註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實施以來，平均每天新註冊企業超過1萬戶。今年前三季度，全國新登記註冊市場主體920 .24萬戶，同比增長13.12%。

　　近日彭博社調查顯示，17位經濟學家預測，反腐將在2020年使中國G D P提高0.1%-0.5%。隨著賄賂對商業的拖累不斷得到緩解，按美元現價計算，那是一筆相當於斯里蘭卡經濟規模的約700億美元的紅利。這與經濟學家吳敬璉的觀察契合，他指出反腐雖影響奢侈消費，但中低端餐飲等行業卻很紅火。

　　“中國每年的貪腐金額巨大，省下來每年不少於100億美元。而且，對企業而言，經濟環境更公平更透明，以前要辦事就得行賄，以後這部分成本就沒有了，而且程式簡化，還節省了時間，整體的交易成本都有所降低。”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經濟係副主任蘇劍認為，反腐紅利遠高於700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