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鋼數百億貸款逾期 曾被國資委評選為國企典型
- 發佈時間:2014-09-29 08:51:46 來源:中國證券報 責任編輯:陳晶
“公司被搞亂了,人心被搞散了,業務被搞黃了,這樣的企業能好得了嗎 痹誚郵苤泄證券報記者採訪時,原中鋼集團總裁黃天文如是表示。這是其�2011年被免職後第一次接受媒體的採訪。2011年5月,國資委免去黃天文的中鋼集團總裁職務,由原武鋼集團副總經理賈寶軍接任。
三年之後,中鋼集團“數百億貸款本息逾期”的傳聞被引爆,又先後曝出欠貸數百億,資産負債率連年居高不下,集團總裁賈寶軍在中秋節前一天被國資委免職。再次站在命運的十字路口,十年沉浮的中鋼集團未來無論走向何方,其作為央企大而不倒生存悖論的樣本都值得人們認真解剖與思考。
快速崛起,又迅速衰落,回顧中鋼集團大起大落的十年,眾多疑問引人深思:做不大等死,迅速做大找死,中鋼集團面臨怎樣的生存悖論?三年前臨危受命的賈寶軍,為什麼會陷入“賣房賣地賣資産”的窘境?注資、兼併重組、領導班子改革,到底誰能救得了中鋼呢?
中國證券報記者調查採訪發現,作為企業,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利潤並不是中鋼集團的第一訴求。有一種説法很值得玩味——中鋼的生存壓力很大程度上並不是來自於市場競爭,而是來自於行政命令。
三年功過任人評説
1982年1月,剛從武漢鋼鐵學院畢業分配到武漢鋼鐵公司擔任技術員的賈寶軍,絕不會想到三十年後他會走上中鋼集團總裁的位置;2011年5月,剛剛接任黃天文擔任中鋼集團總裁的賈寶軍,也絕對想不到僅僅三年後他將在自己的職業生涯中摔上重重的一跤。
2014年中秋節的前一天,國資委人士前往中鋼集團宣讀了免去賈寶軍中鋼集團總裁一職的決定。不同以往的是,國資委在此事的處理上異常低調。知情人士劉海濤(化名)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當日國資委在宣讀這一決定時只有五六名高管出席,賈寶軍則沒有到場。若不是近日鬧得沸沸颺颺的“中鋼集團數百億貸款逾期”風波,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賈寶軍已經去職多日。
賈寶軍的離場又顯得那麼的不平靜。今年5月底的一天早上,剛上班的中鋼集團員工們發現郵箱裏多了一封名為“中鋼集團還有希望嗎?”的郵件。在這封郵件裏,賈寶軍被指責為無思路、無作為、無正氣的“三無”老闆。隨著此次貸款逾期風波被引爆,這封沉睡已久的郵件又被翻了出來。
對此,賈寶軍選擇了沉默。他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暫不接受採訪,是因為要遵守自己的職業守則,請予理解。”
三年前的2011年5月16日,賈寶軍臨危受命,接任中鋼集團總裁。但三年過去了,在中鋼集團的很多員工,乃至黃天文看來,賈寶軍非但沒有力挽狂瀾,反而使公司愈發墮入深淵。
但不得不承認的是,賈寶軍接手的是一個不斷擴張后的爛攤子。而賈寶軍要做的無非是四個字——扭虧脫困。為此,賈寶軍提出了“三年三步走”的戰略。但是,對於中鋼集團這樣一個已經“病在腸胃”的龐然大物來説,僅僅三年,豈能醫治得好?
實際上,對於賈寶軍的前任黃天文來説,其也有過類似的“三年”。2004年,央企開始面對一條“三年之內要做到行業前三名,否則國資委給你們找婆家”的生死線。為此,剛上任中鋼集團總裁一年有餘的黃天文帶領中鋼集團不計代價般地展開了並購。
“國資委的考核指標過於簡單化,不把資産負債率壓下去,中鋼集團在ABCD四個檔次中就排不上好的檔次。那樣的話,一是影響高管收入,二是影響升遷。”劉海濤表示。
國企改革專家、上海天強管理諮詢公司總經理祝波善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採訪時則表示,“客觀而言,這也不能全怪國資委,職業經理人制度的缺失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具有‘官員身份’的央企領導人,任期色彩太濃厚,上來一任領導,往往自搞一套,企業的經營發展沒有連貫性,由此造成很多問題。”
於是,在很多中鋼集團的員工眼中,賈寶軍扭虧脫困的最大法寶就是“賣房賣地賣資産”。在其任內,江城碳纖維有限公司、中晟礦業有限公司、杭州灣大橋等股權被依次出售。在原中鋼集團獨董趙方寬看來,其中不乏很多優質資産。
“他也沒其他的辦法,就是賣房賣地賣資産。上海有一片老廠房,很大的一塊地,他也準備賣。我説,老賈,你要是把這塊地也賣了,將來你就是中鋼的罪人!後來他沒敢賣。”趙方寬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
相比而言,賈寶軍似乎沒有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中鋼下面的馬礦院在搞一種國家戰略性新興産業——玻璃微珠。我在中鋼的時候就説,老賈啊,你應該把這個作為中鋼的一號項目去抓。這個項目上來,有可能就把中鋼給救了,但他至今也沒搞。”趙方寬表示,像玻璃微珠這樣的高科技産業,既需要投錢,也需要投入時間。
賈寶軍想的或許是儘快使中鋼集團在自己的考核期內實現扭虧脫困,起碼從財務報表上看起來要這樣。今年1月20日的2014年工作會議上,賈寶軍在講話中宣佈,2013年集團“堅決推進‘三年三步走’改革發展整體方案,奮力實現了扭虧為盈的經營目標”。
“中鋼集團的財務報表,已經不能真實地反映企業的經營活動。”上述郵件從應收賬款、存貨、套牢資金等方面分析了中鋼集團財務報表。
扮靚財務報表的另一大法寶是爭取財政補貼。“這些年中鋼得益於每年國家給點錢,基本上一年十幾個億。我説你還真有本事,能要來錢。”趙方寬説。
接近武鋼的人士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賈寶軍在武鋼時還是有成績的,不然,他也不會從基層被一層層提拔到副總的位置上來,更不會調到北京。”
只是,在劉海濤看來,賈寶軍在錯誤的時間被推上了錯誤的位置。“武鋼是生産鋼鐵的,而中鋼是做鋼鐵貿易的,他對業務根本就不熟。而且,與黃天文相比,賈寶軍當總裁的時候,鋼鐵行業的形勢跟當年根本沒法比。”
不過,作為國資的代理人,與黃天文的命運相同的是,賈寶軍已經來不及糾正自己可能犯下的錯誤。去年的1月24日,國資委任命中國五礦集團公司副總裁徐思偉擔任中鋼集團黨委書記,作為總裁的賈寶軍職務未變。但就像當年他空降到中鋼集團擔任黨委書記,一年後便取代黃天文擔任總裁一樣,賈寶軍在那時或許就已經意識到了自己今天的命運。
十年興衰生存悖論
“生存還是滅亡?這是一個問題。”對於中鋼而言,這更是一個十年來都揮之不去的問題。
十年前的2003年12月9日,黃天文從五礦集團副總裁的位置空降到中鋼集團擔任總裁。可上任不久,黃天文還沒來得及施展拳腳,成立剛滿十年的中鋼集團便面臨著一個至關生死的考驗——“三年之內要做到行業前三名,否則國資委給你們找婆家”。
“我覺得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種説法是對的,因為當時央企確實太多,將近二百家,很多央企甚至不像央企,所以想通過這種方式淘汰一批。”時任國資委機關服務管理局局長、現任中國鋼協工業協會秘書長張長富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
當時的中鋼集團就不像一家央企。趙方寬指出,“從中鋼的歷史來看,它之前是冶金部所屬下級的單位,最後若干個單位組成一個企業,之後交給國資委。這些人都是機關型的幹部,並沒有在企業幹過,也不太懂企業。”
最重要的是,作為一家央企,中鋼集團2003年的營業收入只有120多億元,在中國企業500強中只位列第150位。而五礦集團同期的營業收入為463億元,接近中鋼集團的4倍。因為中鋼集團和五礦集團的業務多有重合之處,在當時,便有中鋼集團將被五礦集團並購的傳聞。
為擺脫被兼併的命運,和當時很多央企的反應一樣,中鋼集團展開了大規模的兼併重組,因為只有做大才會“大而不倒”。
2005年8月至2007年12月,中鋼集團先後重組了西安冶金機械有限公司、洛陽耐火材料集團有限公司、衡陽有色冶金機械製造總廠、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邢臺機械軋輥集團有限公司、吉林新冶設備有限公司和吉林鐵合金股份有限公司,逐步構建起了“礦業、炭素、耐火、鐵合金、裝備製造”的五大産業運作格局。
當時便有業內人士指出,中鋼的迅速擴張過於盲目。但是,頭頂上“被兼併重組”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中鋼已經是“饑不擇食”。
不管怎麼説,中鋼總算做大了。“2003年,中鋼集團銷售收入只有130億元,2004年到2007年連續突破200億元、300億元、600億元、1200億元整數關口,四年增長867%。市場影響力也明顯提高,在中國企業500強排名中,中鋼集團由2003年的第150位上升到了2008年的第33位。”黃天文在當時接受採訪時曾反覆提到這一數據。至此,中鋼集團再無被並購之虞。中鋼集團在2008年被國資委評選為國有企業十大典型,其發展戰略被冠以“中鋼模式”。
站在2008年事業巔峰的黃天文怎能料到,僅僅三年之後,自己就將從事業的巔峰墜落。
2007年開始,山西中宇通過收取預付貨款的方式,大量佔用中鋼集團資金。至2008年,山西中宇對其欠款達20多億元,中鋼集團出現巨大財務黑洞。至2010年下半年,山西中宇對中鋼集團欠款已高達近40億元。這一事件被爆出後,直接導致了黃天文在2011年5月17日被國資委免職。
就在其被免職後的第三天,國家審計署公佈了包括中鋼集團在內的17家央企的2007-2009年財務收支審計報告。針對中鋼集團的審計問題主要是兩項:投資風險和經營管理風險。
梳理中鋼集團的兼併重組會發現,在迅速的兼併重組過程中,“整而不合”的問題十分突出,企業外強中乾。“中鋼與寶鋼、五礦這樣的央企是不一樣的,後兩者本來就是‘航空母艦’,並購對他們來説無非是增加幾艘‘護衛艦’而已。但中鋼本來是一隻‘小舢板’,然後通過快速的兼併重組,拼湊成了一艘‘航空母艦’,脆弱不堪。當年黃天文在任時,私底下反覆指出過中鋼管理能力跟不上的問題,但這一問題至今都沒有得到解決。”劉海濤表示。
實際上,中鋼集團的經營管理本來就沒有理順,快速的兼併重組則無疑加劇了這一矛盾。
2008年初,在一篇關於中鋼集團的報道中,這樣描寫了黃天文剛來中鋼集團上班的第一天:早上,從西單的辦公樓出發,車子先是開到了北京城南的豐臺,接下來是東城區的東四,然後是北邊的亞運村……在北京城東南西北跑了個遍,回到總部,已是華燈初放。
自2004年開始,黃天文大刀闊斧,以歇業、關閉、劃轉、掛牌等多種方式,先後對48家子公司進行了處置和改革,消化處理歷史潛虧數十億元,並在原有基礎上,合併組建了14家專業公司。但是,在突然降臨的生存壓力之下,減員增效很快就讓位於兼併重組。而十年之後,快速擴張,缺乏整合之下,總部與地方下屬公司的關係變得更加混亂不堪,各自為戰、一盤散沙的問題十分突出。
黃天文被免職前的2010年,中鋼集團虧損14.7億元。賈寶軍在上任之初,對中鋼2012年業績提出確保6億元的利潤、爭取10億元的利潤。在中鋼集團的發展史上,罕見地提到了“利潤”這個目標。
但中國證券報記者在翻閱中鋼集團內部刊物《中鋼報》時發現,2013年2月6日,第123期《中鋼報》在對2012年中鋼集團工作總結時卻稱,“公司營業收入累計實現1481億元,主營商品累計經營量7312萬噸,市場份額保持穩定。”利潤目標再次遁形。
2013年前後,“中鋼集團將被五礦集團並購”的幽靈又開始浮現,“做大”後的中鋼集團因為沒有“做強”,再次面臨生存危機。這便是中鋼集團的“生存悖論”:不趕緊做大等死,趕緊做大了找死。
這一“生存悖論”並不僅僅適用於中鋼集團。就在三年大限行將到期之時,2006年底,國資委出臺了《關於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將2010年作為新的大限之期,準備將國務院國資委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央企調整和重組至80-100家,其中打造30-50傢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而當時,國資委旗下航運板塊5家央企中的中外運集團和長航集團都排不進航運業前三。從2007年開始,兩家充滿危機感的航運集團開始接觸,並在2008年12月19日獲得國資委准予重組的批復。但是,重組五年來,中外運長航集團卻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今年,中外運長航集團旗下長航係下上市公司*ST鳳凰已被暫停上市,另一家上市公司*ST長油更是因為連續四年虧損成為2012年退市制度改革以來A股市場央企退市第一股。
一位不願具名的分析人士指出,回顧央企重組的種種失敗的案例會發現,作為央企,“中鋼們”的生存壓力很大程度上並不是來自於市場競爭,而是來自於行政命令。
誰來拯救中鋼
“中鋼集團數百億貸款本息逾期”風波被引爆後,“國資委將向中鋼集團注資200億”的消息也隨之傳了出來。一前一後,似乎符合央企在遭遇危機時被國資委拯救的邏輯。
2008年,三大航空公司遭遇虧損,國資委曾先後注資。2011年,中遠集團鉅額虧損104.48億,市場上更是有“中遠集團向國資委申請100億注資”的傳聞曝出。除了有先例之外,根據相關規定,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可以用於國有經濟和産業結構調整、中央企業災後恢復生産重建、中央企業重大技術創新、節能減排、境外礦産資源權益投資以及改革重組補助支出等。
但是,中鋼集團一高管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採訪時表示,“200億的事不可能,這麼大的款項成立個新公司都夠了,國資委不可能給集團注資200億元,可能會給一點,但是不會給那麼多。”
祝波善則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站在國資委的角度,有些央企遭遇困難時確實應該伸出援手。但是,中鋼走到今天,有著深層次的原因。簡單的注資,作為一種短期行為,並不能解決它的問題。我覺得其出路還是被兼併重組,在重組改革的背景下,國資委才會考慮注資。”
劉海濤也指出,“中鋼集團的未來有三種可能。一是這樣下去,那肯定不行;二是破産,沒這個必要;三是重組,這是最好的出路。”
站在十字路口上,中鋼集團被兼併重組的可能性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大。但是,趙方寬表示,“怎麼重組?員工安置問題誰來解決?你還要看看它的資産負債率到底有多高?在銀行的貸款到底有多大?把這兩個問題弄清楚,就知道它能不能重組,怎麼去重組。”
今年6月份,中誠信評級出具的中國中鋼股份有限公司的跟蹤評級報告曾顯示,“2013年中鋼集團資産負債率達93.87%,全年實現營業總收入1404.74億元,利潤總額1.35億元。目前看來,中鋼集團資産負債率很高,經營面臨很大流動性風險。”但是,包括趙方寬、劉海濤在內的多位人士均指出,以上數據有很大的水分,中鋼集團眼下的情況要嚴重得多。在這一問題沒有搞清楚之前,中鋼集團被重組還只能停留在理論上。
2013年前後中鋼集團被傳將被五礦集團重組卻無疾而終,當時市場就普遍認為重組最後不了了之的原因是中鋼集團的資産品質太差。現在看來,問題遠不是那麼簡單。“中鋼的重組確實涉及到包袱誰來背的問題。國資委應該給予相應的政策支援,中鋼下屬的一些公司也可以適當地破産重組。另外,國新公司2010年底成立後,作用一直沒有發揮出來,下一步應該充分發揮其在央企並購重組中的作用。”祝波善表示。
遠水解不了近渴的情況下,中鋼集團眼下只能選擇自救。中鋼一位高管向中國證券報記者透露,“在賈寶軍被免職後,原集團黨委書記兼股份公司總經理徐思偉接任賈寶軍的職務,原集團黨委常委兼股份公司副總經理、總會計師劉安棟接任徐思偉的職務。徐思偉現在是集團總裁、法人代表,兼股份公司董事長,劉安棟現在是集團黨委書記兼股份公司總經理。新的領導班子上任後會對集團進行改革。”
趙方寬表示,雖然中鋼集團的資産品質之差備受詬病,但對徐思偉來説,也並非就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雖然中鋼集團問題很多,但我一到中鋼的下面去,就非常有信心。它下面都是金子,比如馬礦院搞的新型材料玻璃微珠非常有前途,附加值很高。再比如河北的邢機,它專門搞鋼鐵冶煉的軸,佔全國市場70%左右的份額,也非常不錯。”
他同時指出,“中鋼集團還是有希望的,下一步要突出重點産品,把盈利的好好做做,虧損的就剝離。説白了就是把賺錢的資産留下來,該整合的整合,打組合拳,集中精力。那些屬於計劃經濟時代留下來的,又是虧本的,採取改革的辦法把它剝離出去。”
2011年賈寶軍上任時,國資委曾對新的領導班子提出三方面的要求:一是要切實抓好公司當前生産經營,立足做強做優,積極穩妥地解決重點問題,推動中鋼集團穩定持續健康發展;二是要進一步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形成規範、高效、科學的決策和運營機制,向世界一流企業看齊;三是要堅持“四好”標準,深化創先爭優活動,加強黨的建設和領導班子建設,提高領導班子的凝聚力和戰鬥力。
三年後的今天,徐思偉上任後或許會發現,自己要面對的其實還是這三方面的問題。
“思偉是一個很有想法的人。”趙方寬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但被問及徐思偉是否能改變中鋼眼下的局面時,他表示,“還是挺難。”
中國證券報記者致電徐思偉,徐思偉讓集團新聞發言人聯繫了記者,但截至記者發稿時,中鋼集團並沒有新的回復。中國證券報記者致電國資委改革局相關人士則一直未獲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