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日公司負責中華老唱片數字資源庫項目惹爭議

　　“北京市公安局已經與我通了5次電話，它們非常重視，準備調查此事。中唱的這批唱片母盤，即便不涉密，也是獨一無二的文化遺産。我認為現在這家中日合資公司沒有能力來做這批唱片的數字化處理。”6月9日，崔永元在電話中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説。

　　6月8日，崔永元發表置頂微網志，稱有一批存在中國唱片總公司庫內的珍貴文獻母盤，政府投資上億元做數字化處理，“這樣一個明顯涉密的項目，中唱居然把它交給一家中日合資公司來完成。我選擇報案。”

　　崔永元稱，這個項目的全稱為“中華老唱片數字資源庫項目”，政府投入1.2億元，由中唱總公司負責；中唱總公司將其外包給了一家中日合資公司——中唱勝利影音有限公司。記者查詢“全國企業信用資訊公示系統(北京)”發現，中唱勝利影音有限公司共有3家股東，分別為中國唱片總公司、MEMORY-TECH株式會社、株式會社BMB，中國唱片總公司為企業法人。

　　根據國家檔案局2015年1月26日印發的《檔案數字化外包安全管理規範》：“數字化服務機構的法人必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註冊的企業法人或事業單位法人，股東及工作人員必須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公民，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

　　另據2010年4月29日修訂通過的保守國家秘密法第三十條規定：“機關、單位對外交往與合作中需要提供國家秘密事項，或者任用、聘用的境外人員因工作需要知悉國家秘密的，應當報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有關主管部門批准，並與對方簽訂保密協議。”

　　從披露的唱片登記卡上可以看到，這批資料中有“1967年9月5日，江青在安徽來京代表會議上的講話”“康生1967年9月26日講話”“劉少奇在黨的三十週年慶祝會上的講話”等影音記錄。

　　崔永元説：“這批唱片是母盤，即未經任何剪輯的原始版本。其中還有中央檔案館委託中唱代為刻製的黨中央領導人內部講話、有聲紅頭文件等。當時為了保密，有一些還是沒有標注、只有編號的‘白盤’，連目錄都查不到。”

　　有人提出疑問，這批唱片母盤並沒有明確標注“秘密”，而且根據保守國家秘密法第十五條，“國家秘密的保密期限，除另有規定外，絕密級不超過三十年，機密級不超過二十年，秘密級不超過十年”。

　　對此，崔永元説：“我認為其涉密，是出於職業判斷。我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工作時，曾想用一些毛澤東、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日常説話的聲音做節目，但無法借到錄音。其實這些母盤也早就過了年限。30年只是一個一般期限，‘另有規定’除外。”

　　中唱總公司目前保存有13萬張唱片母版和5萬條磁帶，其中1949年以前的唱片有4萬張，最早可追溯到1904年，是中國有聲歷史的起點。“這批唱片母版最早來源於上海唱片公司，1949年後全部運到了北京，交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機要室保管，後來在此基礎上成立了中國唱片社，即為中唱總公司前身。中唱總公司轉企之後，企業有沒有權力和能力來保存這些涉密資料，這是有疑問的。”崔永元説。

　　“為什麼我對唱片母盤那麼敏感？一是這批母盤特別脆弱，可能再聽一次就報廢了，數字化轉錄就尤為重要；二是無刪減的原始母盤是證據，如果有人質疑，母盤就能證明當時的實況錄音，這是其他唱片無法替代的。”崔永元説。

　　更讓人感到擔憂的是，崔永元特意去聽過數字化轉錄後的成品，作為非專業人士，他已發現了兩個問題，一是轉速不對，過去的唱片有不同的轉速，轉錄的時候並沒有區別對待；二是有的唱片明顯裝反了，導致聲音沉悶。“太業餘了。”崔永元説。

　　崔永元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這批老唱片可謂命運多舛：1945年日本戰敗離開上海時，曾想把1904年～1945年上海唱片公司的全部唱片母版帶走，被民國政府發現後阻止；“文革”期間又差點被毀掉，因為其中有毛主席的講話錄音，才得以保存。“即便不涉密，就從文化遺産的角度考慮，這樣交給一個中日合資公司，如何保證對方不存留、不複製？”崔永元説。

　　“我不是憤青，也不是説和日方合作就有問題。但由於這批唱片母版的涉密性、珍貴性，應該由特別專業的機構和人員來做這件事，我認為現在的這家公司沒有這個能力。”崔永元透露，“這家公司已經做完了一部分唱片的數字化轉錄。在拿出5%的産品做品質抽檢時，我見過質檢報告，合格率只有25%。”

　　記者發現，中國唱片總公司在新浪開設的官方微網志僅有1000多名粉絲，經常數月不見更新。此事件發酵後，網友紛紛追蹤至此，要求説法。

　　6月9日17時，該微網志發表了一則“中國唱片總公司聲明”。聲明稱，“中唱在51%絕對控股的下屬子公司中唱勝利影音公司建成4個母版磁帶數字化工作室……中唱勝利公司員工皆為中國公民，法定代表人為中唱總公司副總經理”，“在數字化的4.7萬條音樂、歌曲、戲劇等母版磁帶中，共有54條母帶是‘文革’期間公開出版發行的政治人物講話的唱片母版，內容並不涉密”。

　　本報將繼續關注此事件。